四
在16世纪之前，欧洲学者用ars意指方法，凡是使思想得以清晰的学科、技艺和讨论都可以被引入方法的范围之内。然而，从晚期文艺复兴时期开始，methodus逐渐取代ars成为指代方法的首要概念。methodus源于希腊语词μεθοδοs。对希腊人而言，μεθοδοs与τεχνη（技艺、技术）紧密相关，只有具有μεθοδοs的人才能对技艺具有恰切的知识并将技艺教授给别人。后来，罗马人以拉丁文的methodus来翻译这个词，但是却不接受它。他们用来指代方法的主要是ars、modus、via等概念。这种做法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中前期一直被遵循。然而，在16世纪早期，methodus一词开始逐渐成为一个专业词汇，当时的人文学者首先恢复了它在古希腊时期的专门意义，将其视为教育和教导的方法。例如，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曾为研习神学写了一种指导，他将其称为方法，其意涵就是他的指导可以为学习者免除许多困难，并节省时间。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methodus则逐渐突破教育和教学方法的狭隘界限，转变为更加普遍的获取新知识的手段，成为意指方法的首要概念。博丹的《历史易知法》恰是较早把methodus的普遍方法含义明确确立起来并对之进行广泛应用的代表。除了教导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博丹还要使历史本身成为一种普遍的探究方式。因此，在他那里，方法与历史产生了意义重合，或者说，历史在博丹这里经受了一种深刻的方法化或方法性转变。
当然，晚期文艺复兴时期，从自然史角度得到规定的historia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方法，然而，这种作为方法的历史主要是对当前事物的探究，而较少负载时间维度。换言之，虽然自然史在近代早期规范着历史自身的其他部分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活动，但它并不以今天所理解的历时性维度作为探究的主轴。当然，诸多不同的文本和研究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学者在参考自然史的共时性研究模式之时，也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历时性方面并将其引入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人文学者都把从这个角度得到理解的历史视为一种界定其他领域的方式。他们把这种作为方法的历史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上，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学、法学、文学，甚至包括哲学理论。这种历时性研究方式的目标就是通过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及其具体的演化脉络之中来探寻其真实面貌并达到对其内在本性的准确认识。
在这些不同的知识或学科领域中，作为方法的历史较早地被应用到法学领域。博丹在《历史易知法》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要以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为此，他不仅消除了罗马法的霸权地位，还用他所推崇的“分析法”展开具体探讨，因为他要探究的最终目标是普遍的法律。《历史易知法》正是他为了进行法律和政治的研究而预先进行的方法论准备，历史与法学（政治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该书开头就有着明确体现。博丹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他的前辈纪尧姆·布德（Guillaume Budé）的影响和启发。在研究罗马法之初，布德就认识到，罗马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无论是具体的法条，还是表述这些法条的词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重大变迁，因此就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和手法来看待罗马法。而在此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使用历史—语文学的批判方法来发掘和考证法典的原始文本，要确定我们当下所具有的各种法律文本是否符合原本。同时，法学家也必须了解法典及其具体的法条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它们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唯其如此，他才能对法律本身形成恰当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明确特定法条的具体适用性。因此，要成为真正的法学家、要想对法典和法律做出恰当的解释就必须对古代历史具有深刻的认识，如此一来法学家也就必须同时是历史学家，必须使用历史的方法来展开具体的探究。
通过把作为方法的历史引入法学研究过程之中，布德和博丹等学者把法律置于具体的时代处境下来审视，虽然博丹意在探究普遍的法律，但是这种普遍的法律绝不是把某些特殊的国家和时代的法律进行普遍化所得到，相反，普遍的法律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不同时代和国家之法律的良好理解和探究的基础上。任何个别的法律和法条都必然要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洗涤，从而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只有用历时性的眼光才能对之形成正确的把握。因此，他们所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进路。用格拉夫通的话说，他们所提倡的是一种“宽容的历史主义”。
作为方法的历史除了对知识和真理的热诚追求之外，还时常被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来使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欧洲人的历史感逐渐提升，历史的意义也变得日益显著，这种意义除了反映在文化和政治教育等方面之外，还体现在现实的政治治理和运行机制之中。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大量关于民族、城市和国家的经典的政治史著作，这固然出于人文主义者个人的创作激情，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统治者的要求、推动和奖掖。关于城市和国家的历史著作可以唤起人们对往昔事迹的回忆，形成民族的自豪感和尊严，提升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统治者确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服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撰写的城市和国家的历史以及法国人文主义者们所撰写的国家历史和国王传记都是这种特殊需要的体现。这些方面都使历史在整个人文学术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推动了历史在近代早期的独立化和学科化。
与此同时，历史还被作为一种斗争工具在宗教领域得到应用。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批驳教皇的权威和天主教的教阶制度，许多新教改革家和学者对基督教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种历史的梳理，他们揭示出教会最初只是信徒的共同体，甚至是一个心灵的集合体，而不是政治组织。教皇最初只是信徒的领路人，并不具有世俗权威。只是后来随着教会和教皇的堕落，它们才攫取了尘世的权力，但并非原初就是如此。这种历史批判对罗马教会和教皇的威权产生了巨大打击。
此外，作为方法的历史还在更广的学术领域中得到了应用。首先，许多新教学者把历史方法引入对《圣经》的研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圣经》不是一个脱离时间和具体社会处境的存在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此就必须把《圣经》置于“历史语境”之下来重新审视。学者们尽力避开教义上的争端，使用语文学批判的方法，把《圣经》当作古代所流传下来的作品（甚至是世俗的作品）来对之进行文本上的考察和研究。这在西方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上乃是一项重要的革新，并为后来《圣经》科学的创立奠定了最初基础。其次，杰拉德·沃西乌斯在《佩拉鸠斯及其教派幸存者所引发之争论的历史》（Historiae de controversies quas Pelagius eiusque reliquiae moverunt，1618）和《论异教神学和基督教的自然学，或论偶像崇拜的起源与发展》（De theologia gentili et physiologia Christiana，sive deorigine ac progressuidololatriae，1642）这两本著作中，以历史作为特殊的视角和方法，对早期基督教中的异端派别佩拉鸠斯派和一般意义上的异教神学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它们各自的起源、发展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一般而言，沃西乌斯正是最早从历史的观点对神学教义和异教徒的宗教进行探讨的学者之一。另外，沃西乌斯还以历史的方法来对历史或历史学术本身进行研究，其突出的成果就是《论希腊史学家》（De Historicis Graecis，1624）和《论拉丁史学家》（De Historicis Latinis，1627）这两本大部头的著作。这两本书与法国史家拉·波普里尼埃的《历史学的历史》（La Popeliniere,L’histoire des histoires,1599）一起共同构成了欧洲较早的史学史著作，并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阅读。
五
以上即是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在内涵和存在形态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然而，就其现实发展历程来看，上述变革并未直接导致历史学在当时向着严格的科学发展，甚至作为严格知识和方法的历史观念当时也没有被所有人文学者所接受（尤其是在政治史领域）。相反，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在当时依然有其拥护者，历史的文艺品性依然为很多学者所持守。与此同时，近代早期的史艺理论对历史本身的批判性考察更多是在一般观念层面进行，是围绕历史观念本身展开争论，但在具体的历史书写方面则未产生直接影响。作为严格知识的历史观念并没有被引入十六七世纪史家撰史的过程中，尤其是使用信实史料的原则在撰史过程中并未得到遵守。
此外，历史理论及其实践之所以未能按照博丹等人的构想来发展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历史怀疑论”于17世纪中期在欧洲的产生和传播。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拉莫特·勒维耶（Fran?ois LaMothe le Vayer）对历史怀疑论给出了明确表述。他在《论历史中几乎没有确定性》（Du peude certitude qu’il y a dans l’histoire,1668）一书中提出，过去最著名的史家所说过的东西基本上不包含什么确定性，而且很可能将来以此为业的人也不会做得更好。无论是古代历史还是现代历史都是以史家个人的动机来选择事实，甚至证词也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证人不可避免地会因其社会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观点而产生偏见。因此，对历史事实我们应当不置可否，历史知识在知识体系中并不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
而“历史怀疑论”之所以能在当时得到接受和传播，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欧洲学者关于知识的基础和评价标准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自然史所提倡的以观察和描述为核心的经验主义方法依然为众多学者所使用，但此时知识与真理不再由历史来规范，而是以数学作为其根本标准。在17世纪中前期，数学不仅取得重大突破，更被应用到对自然的研究中并产生众多辉煌成果；数学本身所保有的严格精确性为当时学者所普遍信服，并成为许多学科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参照。与历史总是以个别和偶然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不同，数学所研究的乃是不受时间、地点、语言等因素影响的普遍之物，从而可以形成更为精审和确定的知识。在这些方面，历史知识完全无法与之一较高低，从而遭受了普遍的轻视。这种态度在同样深受数学思维和方法影响的17世纪哲学中有着鲜明体现。
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缔造者，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以普遍怀疑原则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任何东西，只要有可疑的地方，就可以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凡是无法被清楚明白地知觉的东西，都不能当作确定的接受下来。据此标准，历史恰好处在可疑的东西中，理性无法就历史本身的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任何保证和证明。而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也断然地把历史从哲学中排除出去，因为这种知识只是经验或权威，而根本不是理性推理。在此背景下，17世纪后期对历史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变得十分普遍。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让·阿都安（Jean Adouin）等学者都对历史做出了更为彻底的怀疑。也正是在这股思想潮流的冲击下，从16世纪至17世纪中前期一直在欧洲学术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历史及其研究手法渐趋没落，其作为显学的地位逐渐被以理性推理和数学演绎为范式的哲学所取代。同古希腊时期一样，历史在17世纪中后期也走了一条下行的路线，哲学再次通过对历史的攻击而登上知识的高峰并彰显了其作为“一切知识之知识”的地位。
然而，尽管历史和历史学术在17世纪中后期遭遇巨大的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和探究在当时被完全耽搁了，相反，众多人文学者和史学家依然以多种不同方式维护历史在学术体系中的合法地位。
一方面，他们在历史研究的内部寻求使历史知识变得更为精确和公正的途径，为此他们在博丹等人的工作基础上对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展开更为深入的批判。此间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让·勒克莱克等人所提出的“批判之艺”（ars critica）。就其内在特质来看，批判之艺是一种综合的结果。首先，它是17世纪新哲学精神影响下的产物。像当时许多哲学家一样，勒克莱克也认为，任何探究以及任何关于知识的思考和评价都需以“恰当的理性或理由”（right reason）为标准，而不能诉诸泛泛的经验和传闻，更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偏好为基础。历史研究者必须始终以叙述真理作为首要职责，必须始终关注批判的思维和对证据本身的明智评估。其次，批判之艺在特定方面继承了史艺理论的某些观点。勒克莱克追随博丹的思路，严厉批判了修辞式历史观念的缺陷和不利影响。他认为，史家必须始终以精准、平实和流畅的语言来叙述过去的事件，而华丽的辞藻和虚构的言谈无助于真相和真理的显现。史家必须始终严格考察自己的原材料，从中只选取那些可信的材料并以平实的语言将其复述出来。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所构建的语文学和考证的方法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新哲学的批判精神的影响下，语文学本身所保有的批判意识以及史艺理论所推出的批判阅读的精神都得到更高程度的发挥。借助这种综合，勒克莱克力求构造出一种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流行的历史完全不同的新型历史。也正是在批判之艺和18世纪启蒙理性原则的冲击之下，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了攻击，历史撰述的准确性受到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运用注释或脚注的方法在18世纪的历史著作中开始变得流行。
另一个方面则是，18世纪的思想家开始在数学、哲学和历史之间做出更为明确的区分，特别是以数学作为知识和真理之唯一标准的做法被重新审视。18世纪初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哲学家维科（G. Vico）对笛卡尔以来以数学知识作为一切知识之典范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虽然数学方法推动了近代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相反，在以历史为代表的、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领域中，数学方法和标准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在确定性还是在真理的标准上，数学（当然包括哲学）与历史不能按照僵化的原则被强求一致，而是应当允许它们各自对知识和真理具有特殊的标准和处理手法。正是通过把历史与数学、哲学等方面区分开来，并为历史赢得方法和对象上的自主性，维科等启蒙哲学家为历史摆脱历史怀疑论的攻击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维科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新科学》中极大地提升了历史的地位。当笛卡尔等人认为我们只对那些可以得到精确计量的不变之物具有确定知识时，维科却认为我们人只能够认识自己所创造的民政世界，而由神所创造的自然世界只能为神所了解。即便我们对自然能够具有知识，那也只有当这部分自然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之内才能为人所认识。这实际上是说，人只能具有历史的科学或对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具有科学知识。《新科学》的主旨正是要构建和确立起这样一门历史的“新科学”。在此过程中，维科不再以理性主义传统对自明公理和理性之绝对权能的信赖为基础，而是转向了对语言（首先是拉丁语）的考察、对文本的分析以及对历史和传统的考证。他力求通过自己所构想的这种语文学对人类文明做出全面的探究，并重新把历史、法学、哲学等学科熔于一炉，既使哲学脱离单纯的思辨玄想，也为历史提供更为坚实的原则和基础。他的思路和方法为历史在19世纪被视为并转化为一门科学做出了观念和方法上的准备。
当然，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克服历史怀疑论的困扰并在19世纪转变为“严格科学”肯定不是单纯由以上两个因素所导致，但二者的重要性却显而易见，因为它们从一般观念层面上使作为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而对本文的研究论题来说，它们亦具有重大相关性，因为它们明显昭示出16世纪至17世纪中期历史观念的重大转变及其包含的革新因素在历史学的科学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种影响的途径和表现方式并不是直接的，但透过诸多关键的理论点和细节，我们却可以明确分辨出它们所留下的烙印。
首先，作为严格知识和科学的历史观念最初正是在近代早期关于历史的性质和方法的讨论过程中被提出；在随后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交锋过程中，通过批判之艺的重构，这种需要变得日益迫切。其次，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在自然史的影响和史艺理论的批判作用之下逐渐丧失支配地位，这在18世纪的历史探究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再次，我们知道，历史能够被视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它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这在近代早期以博丹为代表的史艺理论家那里已经被明确提出和规范化，后来在批判之艺对历史撰述和阅读的更为严格的要求下得到进一步彰显。而为了能够对档案和原材料进行有效的阅读和使用，语文学和考据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普及，这是史艺理论和批判之艺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批判精神的核心表现媒介。最后，在近代早期的史艺理论、《圣经》批判和宗教研究的范围内，历史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已经得到明确的应用。这种早期的“宽容的历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十八九世纪盛行的历史主义有着精神气质上的相似之处：近代早期的学者力图以这种原则来破除《圣经》、法律等文本的非时间性和无错误性的神话，而十八九世纪的思想家则力求用历史主义来对抗自然法模式的垄断和控制，转而乐于从事物最终的、充分发展的种种形式中获取事物的本质。据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尽管近代早期关于历史自身之性质的争论和对历史方法的考察没有能够直接导致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成型，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却为后续学者推进历史的科学化历程提供了很多观念上的参照和支持，从而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甚至构成了其源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乃是欧洲史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学者通过复兴“historia”的古典内涵和研究方式从而推动了历史在当时的发展，并使历史及其多重研究视角在当时的学术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晚期文艺复兴时期总体的知识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历史来规定的。此时，历史已经不再单纯局限于政治史的范围之内，而是由人类史、自然史和神圣史所构成的复合体，从而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在当时的语言和思想背景下，历史首先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探究、记录和描述的手法，然后才意指往昔的事物和事迹以及围绕着它们而撰写的年代纪、编年史等著作。与这种观念内涵和研究形式的转化紧密相关的是：一方面，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学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在自然史的新的研究范式和史艺理论的批判之下逐渐失势，而作为严格知识和方法的历史开始兴起，并成为历史本身得到规定的关键维度。历史不再仅仅以教育和娱乐等实用目的为旨归，而是转而以严格的知识作为首要追求，甚至它本身就转化为一种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方法。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发生的那场历史大讨论，厘清历史在当时具有的多重含义和维度，不仅向我们明晰地昭示出历史及其方法在当时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同时也从特殊的方面向我们指出了现代历史科学在这场争论和变革之中所具有的早期特征和基础，这对我们理解西方史学的科学化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吴树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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