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诸子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是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它很有现实意义。
其内容包括：“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开端--邹鲁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向法家转化的魏国西河之学；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属道家右翼；稷下黄老之学是道家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达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阴阳、兵、名等家，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咸阳之学--《吕氏春秋》，反映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建立，标志百家争鸣结束。也包括五大地区文化：鲁文化(或邹鲁文化)、楚文化、晋文化、齐文化、秦文化。
探求春秋战国思想发展规律，进而说明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作用。在论述时以百家争鸣发展为主线，结合五大地区文化，将其发展分为以上几个阶段，反映作者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见解。
春秋战国为社会转折时期，经历剧烈社会变革，“官学”变为私学，“士”(知识分子)很活跃，对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政治制度各有主张。形成“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集团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子书都有记载，西汉初期史学家司马谈认为，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刘歆和东汉班固则认为是：“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略去“小说家”。
所谓“六家”、“十家”或“九家”的划分并不全面。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的影响与墨家常相提并论。杨朱与老、庄不同，立场不一，并非道家，是独立的一家。按“六家”或“十家”说，难以容纳。后来研究者，常按“六家”或“十家”框框来套，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道家始祖，很不合适。兵家在这战争频繁时期占重要地位，《吕氏春秋》已提到兵家孙膑。他们对后世军事史哲学史都有影响。而“六家”或“十家”都无兵家，不符合历史事实。兵家应列为一家。而一家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间差别很大。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儒家分孟、荀两家。虽都称继承孔子，而孟子将其“仁”发展为“仁政”，并“仁”、“义”并提。荀子在儒学中更崇“礼”。可见其差异颇大。道家也类似，稷下学宫宋鈃、尹文的黄老之学和老、庄思想，多不同。虽如此，司马谈、刘歆、班固等从每一“家”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从事研究工作，仍提供重要依据，故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使意识形态，长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由于统治思想未形成，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诸子百家都能够自由著书立说、四处奔走，宣传其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为逐鹿中原，需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魏文侯尊贤礼士，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都在其周围。他们对魏国富强起很大作用。齐威、宣时在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士”，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数百千人”。后来贵族“四公子”孟尝、信陵、平原、春申诸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有所选择，但能兼容并蓄。齐稷下学宫正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而对各派学者兼而礼之，可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巩固政权，要从多方面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经验，因此对各家“兼而礼之”。《淮南子》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诸侯都可选择，各取所需。由于诸侯对“士”的宽容，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各国人才流动，为“百家争鸣”创造宽松环境。
在如此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敢于探求精神，从而促进学术发展。因此，各家各派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观点纷然并存，辩论时有发生。这也促进科学技术大为发展。
“诸子百家”关系错综复杂。在一过程中，有儒墨、儒法、儒道之争，等等。一家之中，内部也有派别争论。但诸子从各自立场提出救世主张。如《淮南子》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而形成各家特色。如《尸子》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批评其自以为是很形象：囿于自己的主张，惟恐别人说自己不好，对他人的学说，却惟恐有人说好。
意识形态领域，虽纷纭淆乱，但各有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之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局面。战国中期，齐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发展，战国中期庄子发展老子学说，使道家有较大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其与儒家的争论，理论并不完整，地位也不重要。故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战国后期，韩非总结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儒法之争家从韩非始成气候。
总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是剧烈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激烈论争，只是其一方面；争鸣中，各家相互影响是另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前者重视，而后者往往被忽略。故要着重谈谈。这在在稷下学宫十分明显：
1、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等四篇(宋鈃、尹文著)，体现稷下黄老之学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如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是讲“道”、“法”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紧密相联。而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任法》篇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韩非颇受这种道法融合思想影响，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2、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强调法家“法”的特点，同时兼用儒家“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且主张孝悌。显然受儒家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该把瞽瞍逮捕，舜不能禁止，因是依法办事。由此看来，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主张大体相同。从中可见儒法两家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影响更深。他改造儒家的“礼”，加进“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的弟子韩非李斯都成了法家。
3、儒道相互影响：孟子受黄老之学影响，郭沫若早指出：孟子主张“浩然之气”袭取《管子·内业》“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作改造。（《十批判书》）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也受黄老之学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比较，其影响明显。
同时，儒家对宋鈃、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其道家主“静”思想与儒家“礼”、“乐”、“诗”融合了。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是说各家主张虽不一，相互如水火不相容，但往往相灭相生，相反相成，使学术思想不断提高。如老子提出“道”概念，认为是万物本源。强调抽象思维作用。墨子认识论强调经验，重视感性认识，克服了老子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其认识论，又吸取宋鈃、尹文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一定地位。因而荀子认识论就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
“百家争鸣”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继承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互相吸取营养。如法家韩非批判继承老子思想，作《解老》、《喻老》，把老子的“道”，加以改造，吸收到他的思想体系中。
这种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明显。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关键人物，也总结诸子百家。其《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吸收诸家优秀成果，因此，其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先秦思想的高水平。
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一起。这是政治上由诸侯割据走上全国统一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百家争鸣”随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建立，也就相应结束。总之，“百家争鸣”，相互诘难又相互影响。这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文化活动中心在鲁国，是邹鲁之学；战国时期三大学术活动中心： 1.战国初期魏国的“西河之学”： 2.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之学”： 3.战国晚期秦国的“咸阳之学”：过去学术界对此很不重视，在此要特别强调，吕不韦受西河之学、稷下之学的影响，有门客三千，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形成杂家之学。反映诸子百家争鸣发展为相互影响和融合，与政治上由诸侯割据发展为秦统一天下趋势相适应。但秦始皇并未接受吕不韦杂家之学，而主要依靠法家思想和军事力量来统一六国，片面强调“耕战”，而反对文化，造成秦“二世而亡”。西汉统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形成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综合道、法、阴阳、名等各家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对巩固封建社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见，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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