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挑战与应战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两种文明的挑战与应始终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相伴相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存在的以暴力书写的历史进行梳理。

1、游牧文化的摇篮 。 游牧生存圈大致包括从西亚开始连结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一直到蒙古高原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这些地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大体相似，戈壁和草原占据了地面绝大部分，不是严寒，就是酷暑，年降水量在五百毫米以下。除了少数沿海、沿河的草原适于农耕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只能牧畜。在这里生活着以畜牧为主的游牧人群，他们随着季节的变化流动于各个草地与水源之间，有时会大群地集合起来去袭击平原地区的居民，借以掠夺财富。这片拥有广阔草原的高原地区，构成了游牧民族的生存圈，是他们活动的大舞台。在这里，兴起过波斯人、匈奴人、月氏人、柔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强大帝国。他们像走马灯似地在这个舞台上来去匆匆，但是，他们的每一次崛起都给这个生存圈周围的农业民族带来巨大的痛苦、灾难和毁灭。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满足贪婪之欲，切实可行的办就是掠夺周边的农业居民。这种掠夺方式受其经济生活的影响制约而逐渐形成，久而久之，就硬化为一种习惯，以致在他们看来，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这情况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个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这些游牧民族同定居在中原地带的汉族农业居民一直有着频繁的接触和交往，遗憾的是，这种接触和交往的方式却常是以兵戎见。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水草茂盛、自然条件优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假如整个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蒙古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都是在这个摇篮中长大的。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当他走出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且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骑手、战士。这些游牧民族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整个中国直至更广大的世界舞台上，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就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出现在这些历史杰作中的不是莺莺燕燕的优美画面，而是群鹰搏击、万马奔腾的历史长卷。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是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进入黄河流域。至此，万里长城规模浩大的修补工程开始了。

2、两种文化的挑战与应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藉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然而在合并六国四海归一之际，匈奴乘秦朝初始、中原战后之蔽，屡屡南犯，给新建的秦王朝造成极大的危害。秦始皇被迫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蒙恬所修的长城是将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重新加以修整，并连接而成。它依高山峻岭，沿黄河、傍阴山、西起临兆，东至辽东，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巨大屏障。蒙恬则屯兵上郡，以三十万大军，常备匈奴之犯。这对于百废待兴的新建王朝，可谓负担沉重。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秦燕赵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反映了人民反抗的呼声。苦于兵徭、赋之累的戍边之卒，在陈胜、吴广号召下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寻根溯源也不无相关。但是，强大的匈奴威胁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说秦始皇修骊山陵、建阿房宫是好大喜功的话，修万里长城则是势不得已。

西汉初建，因楚汉战争之蔽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此时，却正值匈奴强盛，开始了向汉族边境的大规模掠夺。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亲率三十万大军至山西平城反击南下的匈奴，却被冒顿率领的四十万骑兵包围。汉高祖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被困七日七夜，几乎全军覆没。此役之后，匈奴常寇边，掳掠人畜。西汉被迫与匈奴和亲。

汉武帝即位，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雄厚。《史记.平准书》记载说:“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贷财。京师之钱

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于是汉武帝凭藉国家富强之力，开始向匈奴反

击。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设谋马邑诱胡骑十万入塞，到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直至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匈奴西汉两家恢复和亲，才最终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局面。匈奴势

力虽被汉武帝逐出漠南和河西走廊，但强大的汉王朝却也耗尽了国力。史称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武帝之后，尽管有“昭宣中兴”，但因西汉元气大损，从此走向衰败。总之，时则和亲，时则征战，汉朝四百年始终未能摆脱游牧民族的威胁。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扩展的主导方向始终是朝着南方的。中国文化的无情南移，是由于南方有着特别丰饶的长江流域，它很容易使中国农业文化所依赖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所以向南方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由于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草原地区的缺水状况，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而不能汇同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所以，因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农业为本的中原王朝其文化难以向北方拓展。

为什么庞大的中原王朝在人口有限的游牧骑兵面前竟如此束手无策呢？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原王朝的北面、西面是横跨东北亚、北亚、中亚、西亚直到东欧的世界最广阔的狩猎—游牧地带。这个游牧地带和与之毗邻的农耕文化区之间有一条坚实的天然屏障，这条屏障自西向东分别是喀尔巴阡山、高加索山、萨格罗斯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祁连山。而中国境内的关中、华北一带恰好是这条屏障的缺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缺少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游牧人一旦进入关中，对中原地区就处于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中国自汉唐以来，为确保中原经济，必须西进关中，打通河西走廊，切断北方游牧民族侵

入中原的前进基地。汉武帝通西域，隋炀帝征四海，唐王朝进兵中亚，清王朝经营新疆，意义在此。中原王朝一旦失去西北和关中就处于被动挨打之势。东汉羌祸连绵百年，就是因为没有巩固对陇右的控制。北方横隔大漠，汉兵不能远征，而游牧骑兵却能像飓风一样神出鬼没，南下侵拢。万里长城就是“相对隔绝”的自然缺环的人工补充。

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它有相对于农耕世界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具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游牧民族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本来就善于骑马弯弓的游牧民族，其机动性更加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面对处于上升时期的好战和敢斗的游牧骑兵，就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民族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价值：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防”。

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挑战，不是来自一个国家外部的偶尔骚扰，而是长期共存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当双方力量相当的时侯，他们就在长城内外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当汉族力量超过游牧民族时，他们就称臣纳贡暂时臣服；当游牧民族力量强大时，则立即放弃和亲挥师南下，或伺机东进入主中原。受自然经济条件制约，农业居民在当时的状况下，只能处于自给自足、孤立分散的状态，农业生产有条不紊的季节规律性，更造成了他们墨守传统的固定习惯。这就使他们在对游牧民族的斗争大中更处于弱势的地位，成为被动挨打的对象。农业居民若要保卫

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战胜强悍的游牧民族，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大规模组织起来的集团力量，即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在当时，这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只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统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能够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统一能力，是长城精神传承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