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
据说，在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国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在书刊或报告中对此加以引用。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句话纯属凭空捏造，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后来为确认此事，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访查，并最终在澳大利亚得到了证实。
经过胡祖尧先生的考证，该说法来自于1988年1月2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发自巴黎、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帕特里克·曼海姆。（《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胡祖尧，本文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月17日（第32期）第3版）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说法这么重视呢？应该说，这是延续了我们一百多年来文化自卑的惯性。白云先生在《世界是红的》这本书中说，近代，中国遇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得粉碎。面对各种割地赔款，各种租界和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矫枉过正地反思，认为是我们祖先曾经引以为傲的灿烂的文化导致了近代的屈辱挨打，这就造成了长期的文化自卑，不仅认为我们的文学、建筑、音乐、绘画、军事不如西方人，甚至还认为我们的汉字本身都带着原罪，需要废除。还有更极端的，认为黄种人就有原罪。
故而，每当发现有洋人肯定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先是惊讶，后是兴奋。当然，真正的文化自信无需在乎别人的认可，但也要看看洋人们说的是否有道理。
历史学家的论断应该更有说服力，这并非是简单的观点，而是通过充分研究后的成果。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出版的《历史研究》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过度工业化的道路已经陷入僵局，重视农业和工业平衡的中国的“中道”才具有将来性，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如果成为一体，这个东亚共同体将会成为未来世界政府的中坚力量。
二、汤因比的中国观，未来属于中国
进入20世纪70年代，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汤因比晚年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如焚，他认为，在技术上我们已经进入了核能时代，而道德上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现在的人类或者说当前的文明正经受着巨大挑战，核武器这样的恐怖武器，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暴增这些问题，以国家为单位或是只依赖一定地域内的国家间的合作，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要以全球化的形式进行处理。
在这个核时代，我们的世界如果仍停留在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的话，它们将相互攻伐，结局是造成人类的灭亡。这些独立主权国家生存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主动地服从世界政府。因此，世界必须走向统一，而希望就在中国。
人类能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就必须由人类的某一部分担当起当今需要实现的统一以及稳定的任务。汤因比此处特别加上“如果人类能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一条件，显露出他当时认为现状是多么严峻。
汤因比对中国寄予希望，是因为以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旧保持住了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国文明，这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事实，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具有一贯性，数亿人数千年来在政治、文化上团结至今。他们展示出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统一技术，并拥有以此获得成功的极为珍贵的经验，而且那种统一化倾向正是当今世界绝对必要的需求。
中国政治统一的历史与短命的罗马帝国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富有稳定性与持续性的大一统国家的经验将成为未来世界性国家的有力指引，另外与世界性国家比肩的世界意识原本源于周朝初期的“天”的观念，成为汉代的公羊学派的历史观后，作为传统传承了下来，它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概念不同，作为超民族性、超国家性的意识意义重大。中国到近代为止，事实上政治的原理与对象都是站在天下即世界立场上的。
事实上，建设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政治上是否统一，但在今后的世界，文化也将占有与政治同样大的比重。一个国家成了政治上的领导，文化却不能与之匹配，那就不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汤因比通过中国文明与东西方各文明的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质以及中国文明在未来世界的巨大潜能。汤因比认为，为中国的伟大统一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执政为民”和道德要求；二是现实主义和合理主义；三是老庄顺应自然的思想。
01 儒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儒家的“大同思想”。所谓大同世界，就是平等公正、和平的理想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极其相似。这种大同思想的原型是在儒家经典《礼记》中阐述的，此后的两千年中，中国历史上反复呈现过对大同世界的憧憬。这种追求大同世界的志向，正是激发中国统一热情的根本动力。
他认为中国的大同思想来源有二，一是公羊学派的世界主义思想，另一是《礼记》中的大同之世思想。
公羊学派认为，历史是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进而向太平世发展的，而到了太平世，夷狄的文化也会提高，因此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世界将归为一体（历史就是从狭隘的国家主义逐步向世界主义发展的）。
《礼记》的《礼运》篇开头就开宗明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次，儒家“执政为民”思想。“执政为民”理想是长期以来是中国和平时期政治安定、变动时期推进革命和革新的中国传统思想。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讲过，与其扩张领土，“施仁政于民”更为重要，强调“仁者无敌”。而且，他还反复讲到，为实行依据道德的仁爱之政，君主就要有好的德行。执政为民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许多君主是立志于这一目标的。这也可以视为中国能长期保持统一的一个源泉。
第三，儒家的道德主张。儒家的道德已成为中国根本性的社会精神。儒家主张“依据个人道德修养的政治”，不只希望君主和官吏要有道德，为了建设理想社会，还要求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遵守伦理道德。孔子认为作为社会的领导者必须是圣人，而到了孟子，则强调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皆应成为圣人。
《孟子-离娄篇》记载：储子曰：“王使人瞷（jian）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孟子是个贤人，名望极高，到齐国后住在宾馆，齐宣王派齐人储子偷看他有没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孟子说，“我怎么会有什么不同呢？尧舜不也和常人一样吗！”
圣人、贤人和我们同样是人。孟子教导我们，不要以为圣人、贤人与我们无缘或关系遥远，他坚信，只要努力我们也能够成为圣贤。
02 现实主义与合理主义
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着国家统一，除了儒家思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极其现实主义的民族，而且合理主义也早已在中国开花结果。
中国人是把实用摆在首要位置的，是相当现实的国民。这一点，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就可以理解了。任何民族都拥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而唯独中国是一个比较缺少神话传说的民族。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合理主义者，这里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古代医圣扁鹊的。据记载，扁鹊生活在战国时代，他认为治不好病的原因之一是“信巫不信医”。在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上，就能堂堂正正地讲述这种科学性的认识，这意味着中国的合理主义早已发展起来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古代的生产体制。根据两千数百年前大量记述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周礼》中的《考工记》篇，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近代制造业的合理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一件器物不是由某一工匠制作，而是分为若干道工序，由多种专业工匠分工制作的。现已发掘的文物证实了这一点，上面刻着承担某些工序的工匠们的姓名。另外，器物也已经按照比例绘成设计图（已经发现了设计图）。这表明中国早已有了技术与生产的合理运营，换言之，合理主义早已在中国发展起来了。
中国人的儒家理想主义以及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合理主义，正是汤因比赞扬的中国人不断地实现伟大统一的主要原因。
03 老庄顺应自然的思想
汤因比赞扬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的另一个要点是，中国人重视自然，实行的是农业与工业相平衡的经济建设政策。这来自于老庄的思想传统（道家思想）。
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使中国人认识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生存”是极其重要的。老庄的教导是“不逆自然，顺自然而生”、“尊重自然的生命力”。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在中国的学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
例如，中国医学认为，相对于以科学方法治疗某种疾病的患处，更应当靠恢复身体的整体机能来治疗疾病。西医考虑的是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治疗身体的疾患部分，确实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使身体产生那些物理、化学反应的相关部分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近代西方医学直到现在也未做出充分的考虑。因此，西医的治疗总是伴随着诸多的副作用。中医却从最开始就把身体整体作为治疗对象，把重点放在顺应自然而生、恢复自然的生命力上。
再比如，西方的近代化给世界带来许多伟大成果，但是近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伟大的成果实际上是通过诸多牺牲获得的。一是牺牲了第三世界（多数的人类），二是牺牲了自然（破坏自然），三是取得伟大成果的各发达国家的人们都受到了明显的精神侵害。近代文明繁盛的背后，实际上是极其不人性化的。
保持农业与工业平衡，谋求城市与农村的某种程度均衡的同时进行发展的中国的建设方式，被认为是一种与西方近代化不同的有发展前途的方式。
三、罗素：中国会在最需要的时刻给予全人类以新的希望
正因为中国被称为“世界第一的历史国度”，拥有古老的传统，至今为止曾得到很多方面的关注，也有大量的研究书籍、报告被撰写出来。其中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代表了西方的研究成果，曾经占据了先驱的地位。
在第一章《问题点》中，罗素这样讲道：“中国的国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思考十年之后的事情时，中国的国民考虑的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罗素首先概括性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接着他讲道：“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采纳的话……而我们欧洲人却不是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强烈追求斗争、榨取、多变、不满及破坏。如果西方不多少学些曾经轻视过的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
罗素看到的中国民众中，不识字、不能阅读者众多，但在生活智慧上，他们拥有两千数百年来在历史中培养出的良好资质。
“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娴静而优雅。在对人类幸福所起作用的所有点上，中国文明都比欧洲文明出色。在中国发生了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强劲运动，如果再给他们少许时间，他们将使本国返老还童，创造出不可预测的更为伟大的文明。”
罗素还认为：西欧从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中继承了狂信、宗教上的不宽容、国家主义的部分。但由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伟人老子、孔子的存在，使得这些因素基本上没有对中国文明产生影响。而与之相反的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伟人老子、孔子已经拥有了应被视为现代中国特质的多数内容。
西方文明是以“占有、自我主张、支配”为基本特征，中国文明“宽容与友好”的精神为基本特征。罗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虽然在科学上的知识与其应用这样的事实领域西方文明占有优势，但关于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的洞察，他认为中国尤为深刻。特别是对老子主张的“道”使罗素完全陶醉其中。所谓的“没有占有的生产、没有自我主张的行为、没有被支配的发展”，老子的这一思想是以抑制自我与调和的精神为核心的。这一中国文明的传统思潮和睿智向被染上“信仰进步”和“产业主义”弊病的西方文明宣告了救赎。
接着，罗素展望了中国的未来，倡议中国要走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之道。他还暗示中国如果实现政治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独立、发扬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话，建成与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同的全新文明将成为可能。罗素确信，今后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人类以全新的希望......因为这个希望能够得以实现，中国也将拥有最高的地位。
罗素在一九二〇年代分析出西方文明会衰弱下去的根本原因、预见到中国文明的将来，这些犀利的观察和先见性应予以高度评价。
参考资料：
《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日）山本新 等/著 吴栓友/译 2018年2月第一版
《世界是红的：看懂中国经济格局的一本书》 白云先生/著 2017年6月第一版
《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 胡祖尧，本文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月17日（第32期）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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