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翊yì），明代第十三位君主，明穆宗庶出第三子，年号万历，10岁登基，在位48年，终年58岁。
朱翊钧 像
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明代君主“怠政”的典型，前后算起来近30年时间不上朝，不见朝臣。同时万历年又是明代中后期最折腾的时期，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国本之争，萨尔浒之败，矿监税使，党争兴起，任何一件都对晚明局势影响深远。
后世贴在朱翊钧身上的标签已经足够多了，暂且不下定论，不妨跟着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位临朝近50年的帝皇，看看能不能品出不一样的滋味。
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因为两个哥哥都早逝，朱翊钧按序当立，成为了太子。虽然爷爷嘉靖并不喜欢朱翊钧这个孙子，但是父亲和母亲给予了他足够的宠爱。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隆庆六年父亲的驾崩，提前宣告了他童年生活的结束。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当时的朱翊钧虚龄只有10岁，刚刚出阁读书不足三个月。10岁的他，被推上了皇帝大位，要去统治一个帝国，所谓的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大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当朱翊钧牵着两宫太后的手，亦步亦趋地走进大殿，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缓缓坐到龙椅上时，他一直在努力克制因为紧张而颤抖的小手。
故宫 一景
他鼓起勇气迎视着朝臣的目光，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慌张。他也从人群中看到了一些异样的神色，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种异样叫做担忧与轻蔑。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这期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朱翊钧都在学习。的确，让一个10岁的孩子自主地在朝堂发号施令是不现实的。所幸，有生母李太后在照顾着他，有司礼监的冯保在帮扶着他，还有张居正在外朝统摄全局，朱翊钧要做的就是学习怎么做皇帝。
说朱翊钧是明代中期以来，文化素养最高的君主，这点应该没人会反驳。我们可以看看这十年，朱翊钧是怎么度过的。
张居正 像
张居正为了让朱翊钧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把上朝的规制改成了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朱翊钧主要的学习方式是日讲和经筵。日讲你可以理解为平时的授课，经筵是规格更高的政治性学习。
朱翊钧一般是天不亮就起床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要开始一天的功课了。先是复习之前的内容，朗诵默背儒家的经典文籍；接着学习批阅奏章，一般是几个阁臣或者侍讲臣子陪着进行。
每天的书法课也躲不掉，朱翊钧因为李太后的启蒙教育，对书法尤感兴趣。最后看看时间，差不多到中午了，那就聊聊历史，说说古今兴亡更迭。这是日讲的大致流程。
明代官员
如果是经筵的话，每次都会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大的课题，找在这方面领域的资深专家，可以是朝臣也可以是民间大儒。讲课的老师必须提前准备好备课资料，当着皇帝，皇室宗亲子弟，皇帝侍讲甚至是内阁大臣，开始讲课。然后大家要各抒己见，展开激烈的讨论。
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编写各种针对性的教材。有专门讲古代君主得失的，有专门挑选出来用以临摹的字帖，还刻意造了一副大明地图在上面标注行政划分和各地官员资料，甚至还有类似“错题集” 的集册。
朱翊钧的教材《帝鉴图说》
虽说张居正是帝师，但皇帝尊贵的身份毕竟摆在那里，多少有别于民间普通学生。但张居正的做法还是很夸张的。有时候天气太热或者太潮，朱翊钧想要休息几天，张居正便会出面干预，意思是让小皇帝乖乖读书。
朱翊钧背书的时候，有一次读了一个别字错音，张居正便毫不客气地立刻指正出来，估计态度不怎么好，语气也不怎么善，史书形容当时的场景是“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
除此之外，母亲李太后也对朱翊钧严格管教。在朱翊钧大婚之前，李太后搬到了皇帝寝宫亲自照料儿子。确切的说是一边照料，一边监督。
李太后 像
李太后每天亲自叫醒朱翊钧，亲自送他去上课，亲自在下课后抽查他的作业。朱翊钧稍有犯错，就是一顿严厉的教训。对了，还有太监冯保布满宫中的眼线，时不时的各种小报告，朱翊钧这十年可以算是“如履薄冰”了。
整整十年如此勤勉的学习，如此高规格的教学，如此严格的监督，朱翊钧的文化素养怎会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初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朱翊钧是一派英主气象。因为他是接受了系统的文官式教育，是文官集团费尽苦心培养出来的“自己人”。
但就是这么一位勤学勉政的“儒式”帝皇，一位在13岁便能因为月食为自己写省身警言的少年君主，为何之后却几十年不上朝，连大臣的面都不愿意见？甚至有“明实亡于万历”的说辞？
朱翊钧 剧照
这一切都是因为朱翊钧的叛逆？只是因为年少时种种的压抑，而导致他亲政之后报复式地“怠政”？
没这么简单。
朱翊钧所谓的怠政，其实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曾经我也觉得他是小时候被调教得太狠，长大后要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一找补就找补过头了，一发不可收拾。但慢慢地我发现，朱翊钧之后的贪财好色，虚荣尚气，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天性所为。
有一次朱翊钧偷偷和近侍们饮酒作乐。酒兴来的时候，便想找点其他的节目，比如让太监唱唱歌，比如调戏调戏宫女。这种事情在明代皇帝这，真算不上什么大事。即便朱翊钧因为宫女太监驳了他的兴致，没让他满意，他要斩下对方发束以示惩戒，其实也带有孩童的玩闹意味在。
李太后与冯保 剧照
这件事情后来被李太后知道了，引来了一场雷霆之怒。夸张的是，李太后居然说要废了朱翊钧，并找来几位大臣要当场写诏书。朱翊钧是吓坏了，一个劲地认错，最后被逼得还下了一份罪己诏。
你看这个故事，是觉得朱翊钧被管束得严格，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是吧？但我告诉你，在此之前，朱翊钧已经犯过好几次同样性质的错误，并且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依然在犯。
同时，每一次被李太后教训，朱翊钧最后往往把怨气撒在两个人身上：冯保和张居正。冯保是告密者，宫中眼线具是他属；张居正身为帝师，又是他最难堪时的“见证者”，甚至是李太后用来吓唬他的“狼外婆”。
明代官员
我们从遗传的角度再看，仅仅看他的爷爷嘉靖帝，父亲隆庆帝，哪个不是酒色之徒？嘉靖帝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女色，可能已经得道成仙了。隆庆帝更不用说，算是死在后妃身上的。
所以我们凭什么认为，因为朱翊钧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能够抑制自己的遗传天性？说到底他和祖先都是一个样子，无非是吃相好看与难看的区别。
于是，亲政后的朱翊钧，大把的光阴花在与美女们饮酒作乐上，留给朝臣们的时间自然就不多了。
同时，朱翊钧常年躲在深宫也与万历时期的理政方式有关。
皇帝出巡图
我们上文说过，张居正简化精简了朱翊钧的朝会，为的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前十年的时间里，朱翊钧已经习惯了学习为主，理政为辅。而这十年的理政，朱翊钧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演员，在朝上所有的发号施令，都是照着手里的“小抄”来完成的。
也因为皇帝年纪小，万历初年朝会上很少有“召对”形式，基本上都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拟了大致意见，通过司礼监的冯保照会李太后，最后由朱翊钧的名义发出。
这也养成了朱翊钧日后的一个习惯，朝中大事，内阁给出方案，他直接通过就行，其他的事情再由内阁转交给六部具体实行，反正从嘉靖年开始，很多内阁阁臣都兼着六部主官的头衔。
明代官员
所以为什么要每次见这么多的朝臣？很多事情朱翊钧加内阁，再勉强算上司礼监，这个三方小团体就能定夺，商量的人越多，反而声音越杂，事情越不好办。
还有言官的碎嘴。
朱翊钧亲政后为了迅速立威，也为了在政治上去张居正化，对冯保，张居正等人进行了政治清算。这件事对错不谈，但却有一个意外的结果：文官们上疏言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本来朱翊钧只是想挑唆言官们给自己提供对付张居正的材料，故意放水纵容，谁知道闸口开大了便很难关紧，在斗完张居正之后文官们就开始找皇帝麻烦。
明代奏疏
从贪杯好色到不及时批阅奏章，从见这个儿子次数太多到那个娘娘吃穿用度不合规，文官们不仅管得宽，还骂得凶。
朱翊钧是真的烦，特别是在“国本之争”这段时间，朱翊钧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几乎降到冰点，于是干脆躲起来就不和朝臣们接触，完全不理会他们的声音。
对了，还有几点也与此相关。
一个是申时行给朱翊钧出了“奏章留中”的馊主意，还有一个就是中止经筵日讲，让老师们把备课资料交上来，皇帝只看资料就行。当然，最后的情况是奏章也不阅，备课资料也不读。
申时行 像
再者，明代官员的上疏，到了万历时期，已经变得像大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满篇华丽的辞藻，各种引经据典，动不动就十议九论，明明几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偏偏要洋洋洒洒上万言，换了谁都受不了。
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原因，朱翊钧的身体状况的确不佳。
万历十四年的时候，史料里已经有朱翊钧说自己身体差的记述。大致症状就是头晕眼花，全身乏力。万历十四年，朱翊钧才二十四五，这个症状已经和明穆宗隆庆晚期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相像了。
万历三十年的时候，朱翊钧生了一场大病。常年身体羸弱的朱翊钧一度以为自己大限将至，把皇子，母后，阁臣都招到了宫中准备托孤了。当然最后朱翊钧又缓过来了。
皇帝托孤 场景
朱翊钧的腿脚应该真的不方便，据传为了完成从自己寝宫到太后寝宫这段距离，让人专门为他做了一种辇。这种辇有点像现在的轮椅，能扶着走，也能坐着推行。
他的定陵经过挖掘之后，我们从朱翊钧的遗骸中发现，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也就是说，朱翊钧腿有残疾，是瘸子。再加上体型肥胖，行动不雅，这也减少了朱翊钧在公共场合曝光的次数。这点，我表示理解。
所以，朱翊钧的几十年不上朝，既有他天性上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原因，也有常年的理政习惯和厌恶群臣言事的考量，还逐年恶化的健康，行动不便有失帝威的顾虑，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叛逆”就能涵盖之。
不上朝，更不代表不理政。
朱翊钧是不是一个昏君？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没有人是抱着主观恶意去生活的。“明实亡于万历”这个说法有其客观合理性，但也不代表能够一棒子打死朱翊钧。
张居正十年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开花，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的小高潮。但随着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政治清算，改革的进程戛然而止。朱翊钧到底有没有必要打掉张居正？有。
十年辅政，满朝文武皆是张居正的门生故吏，即使张居正病逝后，这种影响力依然存在。存在的不是张居正的个人影响，而是张居正式的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好坏不说，但却带有强烈的弱化皇权意味。
故宫 一景
朱翊钧要想真正亲政，想有一番作为，必须要集权。事实上他最后做到了，内阁阁臣换了一波又一波，满朝臣子骂骂咧咧几十年，但朱翊钧依旧我行我素，说不立太子就能硬抗几十年，朝臣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有万历三大征，虽说每一场战役爆发原因各不相同，但每一仗都是非打不可。而王朝机构的臃肿，军队战力的下降，伴随着的必定是后勤保障和物力人力的巨大消耗。这是一个长寿王朝无法避免的规律。
再说国本之争和晚明的党争，这套东西其实并不陌生。他的爷爷嘉靖帝就这么玩，而且玩得很溜，玩得风生水起。只是到了朱翊钧这，政治生态又发生了变化，在张居正之后，朱翊钧没有再扶持权臣上位，只是通过内阁首辅的方式来传达政令。
明军图卷
而万历后期的内阁阁臣们，明显在资历和能力上与嘉靖，隆庆年间的牛人们不在一个高度，自然也就导致了文官集团的内部分化，形成了党争的局面。
还有被后世诟病的矿监税使。朱翊钧把太监们派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摊派，确实和他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有关，也确实对帝国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重创。但还是那个实际的问题，没钱啊。常年的用兵和赈灾，朝廷是真没钱了。朝廷没钱皇帝也没钱。
于是朱翊钧只能自己想办法，吃相也确实难看。但有一个细节还是要注意的，万历后期朱翊钧屡次从自己的私库里拿出银子补贴军费开支。这个举措到了明光宗时期，开始被朝臣们理解。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救急的法子，只是用猛了，但纵观整个晚明，哪项举措不是拆东墙补西墙？
白银
所以对于朱翊钧的评价，骂归骂，骂完了之后我也表示部分的理解。
第一，明代就没有傻子皇帝；第二，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时也，命也。
做皇帝难。封建王朝的君主，短寿不行，政务得不到长期规划施行；高寿亦不行，在位时间越久，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幺蛾子。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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