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一跃
文/宋石男
我在樱园的文学公开课第二季11月启动。过去一年，这门课让我重新获得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对生命而言就像眼睛在肖像中的地位一样。这个能力就是专注。我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失去了它，让生命褪色到黑暗中去，扼杀了绵绵不绝的渴望，一颗心无处安放。
文学课让我重新专注，也重燃希望（希望在过去十二讲里，我也点燃了听众朋友们的专注与希望）。没有专注与希望，人只能活在虚假里，甚至虚无里。费希特有个高妙论断，虚无的源头是分心，像水一样四处倾洒自己的生命，什么都爱就什么都不爱，四处为家就无处安家，仅仅生活在转瞬即逝的东西中，任一未来的时刻都在吞噬过去的时刻，这样的生活只是一种不断的死亡。
专注可以抵挡虚无进而抵挡死亡。专注是与所爱的东西统一，与之极其密切地融合起来，它让我们不再与所爱分离，不再被驱逐，重新生出绵绵不绝的渴望，从而有力地活着、本真地活着。
专注意味着学习，意味着爱与回忆。对于那些曾与我们拥有同一颗心和同一个灵魂的人，专注他们就是回忆他们。他们一直在我们内心里，不是从外面来到我们的心灵之内，而是本来就在那里。爱人如此，亲人如此，朋友如此，赠予过我们无限美与信念的天才们也是如此。
樱园文学课第二季的四个天才，苏东坡、李商隐、普鲁斯特、王尔德。苏东坡赠予我们哀乐同体，李商隐赠予我们恋爱与政治的诗意，普鲁斯特赠予我们巨人般浮出水面的回忆能力，王尔德则赠予我们唯美与自深深处的童真。
天才所赠予我们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获得天才的赠予，再将之赠予出去，就这样在获得与赠予中不断新生，无穷无尽地增值。在量上我们也许永远成为不了天才，但在质上我们可以成为与天才同构的人。成为天才，就是拥有不能规定的优美和没有先例的卓越，就是存在于权威和法则的藩篱之外。必须跳过藩篱才能成为天才，若是跳不过，就会把脖子摔断，回到死人的行列中去。
我的樱园文学课，就是要和朋友们一起冒险，完成属于我们的惊险一跃，进入生者的行列。
还是聊聊文学课的主人公吧。文学不能太抽象。抽象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文学的敌人，只在极罕见的时刻会成为文学之友，但终究只是例外。
聊聊苏东坡吧。这个被讲滥了的天才。太多人与他吊膀子，揩他的油，把他脸谱化，将他从白云拉到泥坑，以展示自己的庸俗市侩并且洋洋得意。当然，这并不能损害苏东坡的本真，名哲言行录早说过，太阳也照进厕所，但从不被玷污。
在自己最杰出的散文、诗词及书画中，苏东坡早已自凡俗中一跃而过。且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东坡被贬黄州已经四年。全文84个字，“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句已占八分之一。为何如此？一个原因是，苏轼觉得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觉得某个日子特别，不是因为这个日子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每个日子都是一样的，而是因为这个日子发生了独特的事情。那么，苏轼记下的这个日子有什么独特的事情呢？在这个日子，他遭遇了一次特别的审美，还悟到了一些特别的道理：任何一个夜晚都可以有美好的赏月，不必非要在中秋。
古人赏月，原不择日，唐以后，渐渐形成中秋赏月的习俗。东坡也有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中秋》。但东坡在此要暗示的是，赏月可以在任何一天，不是只能在中秋或者最好在中秋。末尾的“何夜无月？”四字，正是呼应第一句的年月日记录。十月十二日不是中秋，也有最美的月亮，只要你是“闲人”——“闲”在这里是拥有超凡感受力的意思。
东坡此次与友人夜游乃因月色而起，也就是文章开头写的“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但约了友人夜游承天寺，却不看空中月，而看庭中影。“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月光朗照，庭下犹如积水般空明澄澈，竹子与松柏的影子倒映庭中，就如同水藻与荇草在水中交横。这段写景，脱胎自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只是柳宗元以水为空，形容石潭清澈深静，苏轼则以空为水，形容中庭晶莹幽静。二者均为写景妙笔，而苏轼的更有音乐感，从一开始就像在低吟，行、民、寝、明、横、影，都押韵，未必是刻意为之，当一种特别的情感从心尖溢出时，常常自带韵脚。情感是有音乐性的，而音乐本来就是人类情感最高的抽象与具象。
不过，如果没有最后一句，东坡此文也许就不能称诵千古。“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月亮夜夜都在，松柏处处都在，但不是每夜、每处都有人发现它们的美。闲人，不是闲得蛋疼的人，而是闲适从容能从偶然不经意中，能在时时处处都发现美、欣赏美的人。美究其本质，是与刻意无缘，也与紧张无缘的。为什么？因为一旦刻意，就难免功利，比如俗人的中秋赏月，看上去是在审美，其实只是去完成一项任务，而审美一旦变成一项等待完成的任务，就完犊子了。所谓审美疲劳，往往正因为原本是属于美的事，却变成了一种任务，从而失去美感。比如求知本是很美的一件事，但变成应试，就不美了。苏东坡是最明白其中真谛的人。
《记承天寺夜游》写在黄州时期，贬谪黄州则是因为乌台诗案。人们通常喜欢将乌台诗案归于新党对旧党之迫害、小人对君子之构陷，这不能说全错，但不够精确。东坡反对新法，却未必属于旧党——至少他本人不认为自己是旧党，见其元祐六年（1091）《杭州召还乞郡状》。元祐时期旧党全面得势，苏东坡却不认自己是旧党，真是耐人寻味。乌台诗案也不是小人与君子的简单二分法可以概括的。东坡之获咎，与其说是新旧之争，不如说是异议者与皇帝的对立冲突。神宗皇帝并非通常认为的东坡的保护者，而更像是一个还算宽厚的加害者。
在东坡本人及许多当时人的笔下，神宗是东坡的保护者，但下令立案的是神宗，最终判决的是神宗，他怎么可能是保护者呢？他只是没杀东坡而已。神宗的谥号是神，字面意思是英明神武，内涵则是乾纲独断。如果神宗不想迫害苏东坡，那东坡一定安然无事。那么，神宗为何会允许甚至可说是主持对东坡的迫害？要知道，北宋向以不因言论诛杀文臣为优良传统，神宗为何会甘冒大不韪去让乌台诗案发生？这是北宋第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也是中国史上第一桩有详尽档案传世的文字狱。
让我们来认真考察一下乌台诗案的时间点。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是神宗主持所谓元丰改制的第二年。此前三年，1076年，王安石已经罢相回到南京隐居林下。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说的，在熙宁时期神宗已经从王安石身上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政治手段，而在元丰时期，他极度渴望独立处理朝政，要乾纲独断而不是知人善任。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唯一目标就是开战，跟北方的辽国与西边的西夏。辽国暂时还没能力去进攻，西夏就成为神宗的第一目标。而要备战，要干大事，就必须统一思想，御史台就成为神宗打击不同声音的重要工具。乌台诗案前一年，元丰元年（1078年），有御史台主持的相州之狱，乌台诗案的当年，元丰二年，又有同样为御史台主持的太学之狱，连同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可说是元丰初年的舆情三大案。这三大案后，朝廷内外再无人敢冒杂音，神宗也在元丰四年发动对西夏的战争，结果惨败。战败后，神宗痛哭流涕，抱怨说朝中竟无一人就战争向他提供有效的建议，可是朝廷中再无人进谏，正是因为元丰初年神宗钳制舆论的三大案，又能怪得了哪个臣子呢？就拿苏东坡来说，他在熙宁十年1077年还写了《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就对外战争向神宗进谏，劝后者别急于用兵，甚至把好战比作好色，而好色者必死，好战者必亡，苏东坡也真是口无遮拦啊。但不管怎么说，人家苏东坡是劝了你神宗的啊，你不听，之后还逮人家下狱，到后来你神宗打西夏吃了大败仗，却痛哭着抱怨说没人劝你，这完全不讲道理嘛。
所以，我们必须把乌台诗案置于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去看，才能明白，苏东坡的被迫害，本质上不是什么新旧之争，而是神宗亲手发起的思想整肃运动的结果。神宗皇帝并非通常认为的东坡的保护者，而更像是一个还算宽厚的加害者。而神宗之所以加害东坡，又是因为他要“干大事”。
东坡入狱四个月后，大理寺最终裁定他三项罪名成立：审讯初期不老实交待、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将谤讪文字寄人且镂板印行。数罪并罚，判处徒刑二年，因曹太后病重大赦天下，免予刑事处分。御史台看到这个判决不干了，上书抗议，要求杀掉东坡。神宗最后在大理寺与御史台之间折中处理，同意大理寺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但于法律惩罚之外，特别施加行政处罚，也即贬谪黄州安置。苏轼原来的职事官是正七品，团练副使则是从八品，降了一级半；“安置”意味着不能自由离境，有点像如今的监视居住但程度略轻。
此外，与苏轼有诗文往来者大概二十多人或罢官，或降级，或罚铜，牵连二十多人。惟苏东坡一人受罚最重，大概是“首恶必究”吧！
苏东坡出狱后立即写诗，《出狱次前韵二首》。次韵别人，通常是一种社交手段，东坡这里的次韵自己，则是一种强调或抗议。前韵诗是《狱中寄子由》，有“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等句，不无检讨意味，也饱含悲伤。出狱写的次韵诗则有“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等句。便旋，一解为小便，意思是老子出狱后，连撒泡尿都春风吹面；“试拈诗笔”一句更加倔强，东坡乃因写诗获罪，刚出狱便继续写诗，还自夸诗笔如神，真是太苏东坡了。所以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说，东坡写完这两首诗后，自己都笑了起来：“我真是不可救药呀”。
不过，林语堂只写了东坡旷达乐观的一面，没写他获罪后畏惧避祸的另一面。林语堂很能为苏东坡传神，但这种传神，很多时候是脸谱化的，真实的苏东坡，要更复杂得多。
在苏东坡出狱后的若干谢表中，他不断反思自己往日言辞，三番五次地哀叹自己“赋命衰穷”，也就是命运不济，倒霉透顶的意思。在跟朋友的书信中，他说自己“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与程彝仲书》），又说“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与腾达道书》），还说“近来绝不作文，（如作），皆专为佛教，以为无嫌”（《与王佐才书》），出狱一段时间内，除了佛家文字，他几乎什么都不写。
不过，虽然东坡在谢表与书信中都声称是神宗保护了他，救了他，但内心深处他非常明白自己为什么遭祸，而且忍不住还是要委婉地讲出来。到了黄州，他写谢表说：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诫矣……惟当……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
神宗以口无遮拦的苏东坡为突破口，成立专案组，牵连多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先示之以威，后赐之以恩，使人人凛于法而噤若寒蝉，感于恩而躬身反省，这才是乌台诗案的真正目的与手法，而苏东坡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忍不住还是要说出来，而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救药啊！
多年后，哲宗上位，苏轼又遭贬谪，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在惠州还有小妾朝云、小儿苏过与两个老婢相伴，贬儋州时朝云已去世，老婢也不在了，只有苏过一个人陪着东坡继续流放。四月十九日从惠州动身，七月二日始渡海至儋州，东坡乃作《到昌化军谢表》，中云：
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这可让一般人大吃一惊也大失所望，说好的“不可救药的乐观派”的苏东坡哪去了？
会回来的。抵达儋州不久，苏轼写信给友人程秀才：“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即便说不上乐观，至少也算达观——这里啥都没有，不过瘴气也没多少，所以还是幸运啦！
到元符二年（1099），乐观的东坡再次满血复活，他写《食蚝》：
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热，正尔啖嚼，又益煮者。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冬至前二日，土著送生蚝来。剖开壳，得数升肉。将肉与浆入水，和酒并煮，非常好吃，从未有过的美味。又取个头大的生蚝烤熟，嚼着吃，比煮的更好。我常告诫小儿苏过不要跟别人说，怕北方的士大夫知道了，争着要做我苏东坡所做的，纷纷请求贬谪到海南来，把我的美味分走！
那个“不可救药的乐观派”苏东坡又回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为何给皇帝写谢表写得那么丧气，给朋友写信却如此欢乐？其实，在动身去儋州之前，苏轼给友人广州太守王古写信，也是不无凄怆的：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抚柩，此亦东坡家风也。
与上哲宗皇帝的谢表相比，给王古的信虽凄怆，但仍平静，至少没有像谢表中那么呼天抢地，而写到最后，甚至涌出了东坡胸中常有的豪气——还活着就备好棺木，死后则不扶灵柩回乡，这也是我苏东坡的家风啦。
在惠州刚落成白鹤峰新居两个多月就被再贬往海外儋州，东坡肯定是哀怨的，但他在谢表中用如此重色彩的近乎于断气的文字，不只因为哀怨，更因为他要放大自己的痛苦，夸大自己所受的伤害，这既可以满足哲宗的变态心理，又可以完成一种隐蔽极深的报复。
哲宗要收拾苏轼，苏轼心知肚明，元祐旧臣，被打击放逐的很多，流放海外的只有苏轼一个，若非哲宗对苏轼恨之入骨，很难解释。我前面说，苏轼的重口味谢表，“既可以满足哲宗的变态心理，又可以完成一种隐蔽极深的报复”，夸大自己所受的伤害，可以满足哲宗的变态心理，但如何又谈得上报复呢？
后者其实是受俄裔作家布罗茨基一篇演讲的启发。此文收于氏著《小于一》，是作者1984年在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他先讲了一个苏联集中营的故事，一帮囚犯被命令加班劳动，否则就没饭吃，其中一个干了件非常奇特的事，他一直拼命干，就像一台自动机器，很快就超出看守的要求，但他继续干，直到所有人都停下了他还在干，直到看守的表情从嘲弄变成迷惑再变成恐惧，如此连续十几个小时，他才停下，蹒跚走回牢房，倒头就睡。
布罗茨基引用登山宝训来评论这个故事。“倘若有人要打你左脸，你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不止这句，紧接着还有“若是有人控告你，要拿走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给他；若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
布罗茨基认为，这些话一点都不消极，也与非暴力抵抗啥的没有关系。它只是表明，可以通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通过更大幅度的受苦来压垮恶的要求，使恶变得荒唐，也使伤害失去价值。这种方法使受害者处于十分积极的位置，甚至进入精神侵略者的位置。这里可能达到的胜利不是生存上的，而是道德上的。
苏轼先是在写给皇帝的谢表中用至为惨切的话语来描述再贬儋州给自己带来的极大伤害，然后再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及诗文中表达自己实际所受伤害的程度，要远低于在谢表中所陈述的。哲宗打他的左脸，苏轼就将右脸一并伸给他打，哲宗要苏轼走一里路，苏轼就走两里路。但最终他用并不痛楚的表情和不无欢乐的文字来告诉所有人，他的确受了苦，可他全身心沉浸在流放生活中，而且是加倍地流放着，因此，对他的迫害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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