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的这封奏折受到了同治皇帝的表扬，当年的3月10日，皇帝颁布了上谕：“丁日昌奏设局刊刻牧令各书一折，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现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即着实力举行，俾各州、县得所效法。”皇帝认为，丁开办书局刊刻这些有用之书值得其他地方的官书局效仿。丁的主张得到了皇帝的肯定，这让丁很是兴奋，于是他就在江苏官书局内刊印了“刘栋《牧令书辑要》四卷、《保甲书辑要》四卷、张养浩《牧民忠告》二卷、刘衡《刘廉舫先生吏治三书》六卷（《庸吏庸言》二卷、《读律心得》三卷、《蜀僚问答》一卷）、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一卷”等这一类的吏治书，同时他还将以上之书汇编为《牧令全书》5种23卷，而后又刊刻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文本。虽然江苏官书局也刊刻其他的经、史、子、集，但是吏治之书却成为了本局刻书的主要特色。
如上所言，丁日昌是在同治七年给皇帝上的奏折，故而后来的研究文章就多以这个时段作为江苏官书局的开办期，然而（民国）《吴县志》上却说：“官书局在燕家巷内杨家园。清同治四年，巡抚李鸿章创建，刊刻经史子集有用之书，嘉惠士林，与江宁、扬州、杭州、武昌各局同时举办。”
这段记载点出了江苏官书局的具体位置，但又明确地说此局初创于同治四年，创建人不是丁日昌，而是李鸿章。这个时段比丁日昌所上奏折的时间早了三年，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呢？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称：“两则史料说法不一，学者应如何对待呢？其一，丁氏设局有奏疏为证，当准确无误；其二，李氏设局仅见于（民国）《吴县志》，考诸其他资料，无有相关记载，亦未见同治七年（1868）前江苏书局所刻书，孤证不立；其三，此局或为李氏初设，而由丁氏扩而大之。就目前所见资料，仅能对江苏书局的设立情况作以上推断。今仅略陈于此，以待来日再考。”
邓文锋的这个说法是一种折中，他认为江苏官书局有可能是李鸿章所开办，只是到了丁日昌手中而得以发扬光大。看来后世对此有疑问者不在少数，比如徐忠明、杜金在《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知识史》一书中也讲到了这件事：“关于江苏书局的设立时间和创建人，学界说法不一。不少学者认为，江苏书局是由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七年奏请设立。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则是丁日昌所写的《设立苏省书局疏》。但是亦有学者指出，江苏书局早在同治四年就已成立，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创建；而且在同治六年，书局已刊有若干书籍。关于江苏书局究竟设立于何时，鉴于并非本文的主题，所以我们暂且不作进一步的考据。”
这两位先生认为，江苏官书局的创建时间及创建人确实有两个说法，但哪个正确，他们也不知道，更何况本书的谈论重点不是这个问题，于是就将两说并存。
对于江苏官书局的开办地点，大多都认为是在燕家巷内杨家园，然而《江苏图书馆工作》1988年第三期中刊有孔毅先生《丁日昌和江苏书局》一文，此文谈到局址时称：“江苏书局局址在苏州沧浪亭，当时之所以将江苏书局建于苏州，大约是因为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分驻江宁、苏州的缘故，江宁既已有总督曾国藩所建书局，丁日昌身为巡抚自然就只有在苏州另立门庭了。”这里明确写明了官书局是设在苏州沧浪亭，并且讲到了为何官书局不设在南京而设在苏州。孔毅的这个说法可能是误将江苏官书局后来的藏板处认定为局址。
蒋吟秋在《江苏官书局及其书板》一文中讲到：“江苏官书局的局址设在苏州城内燕家巷杨家园，为一旧式住宅，有平屋楼房百余间。储藏板片的地方为板库，置放书籍的地方为书库，工人刻书印书的地方为工场。内部编制设提调一人至数人，以在省候补官员充任。其下设司事，经管刻印发行业务。官书局除印行木刻书本外，尚有泥盘活字板排印本，也曾一度置备铅字印刷机，排印铅字本。”蒋先生的这段话说的很明确，江苏官书局就在杨家园。
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沧浪亭的说法呢？蒋吟秋在此文中继续说到：“辛亥革命以后，各地成立图书馆。民国三年九月，苏州继南京龙蟠里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之后，在城南沧浪亭北可园内学古堂、存古学堂旧址，设立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除接收前学古堂、存古堂所有藏书、编辑目录公开供览外，同时接收江苏官书局，改名官书印行所，为图书馆的附属机构。地址仍在杨家园官书局原处。除了铅字印刷机和所有铅字模早在民国初年军政府成立时为了急需印刷江苏省公报调出外，原有售书局全部木刻书板，统由图书馆接管使用。”
原来，到了民国九年，江苏成立了第二图书馆，并将官书局及其可园内所存的书板合并在了一起。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蒋吟秋说的正确呢？因为这个阶段蒋就在图书馆负责整理从几处接收来的书板：“为了防止虫蛀，并对全部书板作了不止一次的煎煮工作。认为木刻书板采用花椒水煎煮，确是屡经习用的有效措施。负责印刷方面的技工以毛侍庭、汪水生的服务时间为最久。刻字技工则以陈海泉、包富庭所承包的居多。”
关于这些书板的数量以及最终的去向，蒋吟秋的这篇文章写的特别详细，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一段史料，所以将这些数字原文抄录如下：
三十五年五月，征到昆山赵氏又满楼丛书全部板片。六月，由王欣夫征到礼服书板一百五十一片。八月，征到吴县王氏家刻诗学详说等板片。
三十六年四月，征到江宁邓氏群碧楼书目板片连序计一百零二片，寒瘦山房鬻存书目板片计一百五十五片，完全无缺。七月，设法抢救由杨寿祺在玄妙观文庐书庄发现堆在露天即将作为柴爿计价论斤零售的贵池刘氏家刻聚学轩丛书、玉海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丛书等大量书板。经整理后计共一百八十一种，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一片。其中可用的八十二种，三千一百五十七片，约占全数百分之四十。同年，又征到上海忠厚书庄袁西江捐赠的董氏诵芬室木刻书板二百余片，内有周易十卷、中说十卷、庸谭一卷、东坡祷雨诗话考一卷，均全，计一百二十片。又中兴馆阁正续录残板三十二片，均系原缺不全。
三十七年一月，征到姚方羊捐赠茶磨山人诗集板片一百零六片，又封面一片。六月，征到南浔镇南四街嘉业藏书楼张仲翱旧藏丧礼郑氏学板片三百四十六片。七月，征到杨寿祺捐赠汉书八表与经眼录二种木刻书板，及同参契集注书板。同月，征到叶菊裳（昌炽）所著语石、藏书记事诗两书木刻书板四百五十片。
到三十七年年底为止，统计板片总数为七万一千三百六十片，其中旧藏官书局书板计五万五千九百零七片，新增私家捐赠书板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三片。解放后除残毁板片外，已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全部调运扬州古旧书店应用。
由此可知，近代藏书家所刻之书，包括很有名者，都陆续归了江苏第二图书馆。而后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些书板又全部调拨到了扬州古籍书店。再后来，扬州当地成立了雕版博物馆，这些板片又运到了那里，去年我到博物馆参加时，又看到了当年蒋吟秋整理过的板片。
其实不仅如此，蒋吟秋有一度还负责这些板片刷印之书的销售，陈巍在《蒋吟秋与苏州图书馆》一文中写到：“1926年出版了蒋先生编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核实书籍价目》一书，发行全国各地，起购书单作用。内有经、史、子、集和丛书共208种，每一种书一般印三种不同纸张的样本，有连史纸、赛连史纸和毛太纸。其中一部分书是有名的或资料性较强的图书，如《古逸丛书》、《苏州城厢图》等。官书印行所在蒋先生的主持下，逐渐恢复对外印刷发行业务。”而今江苏官书局所刻之书的那段历史已然过去，但其在版刻史上的作用和价值当然不应忘记。
而此局在当年除了刊刻吏治之书之外，还刻过哪些书呢？孔毅在《丁日昌和江苏书局》一文中有如下的讲述：“江苏书局前后维持四十余年，刻书近二百种，经部主要是诸经读本、诸经要义、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清人部分经学著作；史部除辽、金、元史、《通鉴汇刻》吏治之书外，有诸史会要及江苏地方史地书籍；子部多医学、算法、儒家启蒙之书；集部以诸种总集为最有名；《唐文粹》、《宋文鉴》、《全文雅》、《元文类》、《明文粹》以及其补编、拾遗，都配套成龙。他们所刻往往选择有学术价值、实用价值的底本，校勘精审、刻手娴熟、又多用雅致的小方体字，堪称局本上乘，得到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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