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二中附近，却未能看到王家大院，走进旁边的一个超市，收银的老板娘说不知道，正往货架上码货的一个小伙子说，二中对角就是，顺其所指望去，果真就看到了对面的一片旧居。
旧居的墙上有定州市所立的文保牌，名称就是“王颢庄园”，旁边还挂着一块竖牌子，写着“河北省定州市西关王氏文化研究会”，牌子的旁边是一个砖砌的门洞，旁边的门牌写着：明月北街73号，这个门牌有八开大一本书的尺寸，这么大的门牌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可惜以往的资料都没能明确的说明，王灏的故居是这个门牌号。门牌的旁边贴着一纸通知，落款是定州市文管所，但上面没有钤章：
通知
王灏庄园始建于清代，是我国典型的北方古建筑群，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春节期间，为确保王灏庄园安全，各住户注意防火、防破坏、防止坍塌等现象发生。
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2013年2月1日
从门洞进入院内，真感觉是别有洞天，沿着一进进的院落向里走，我估计自己至少走了七八进，这个院落之大远超我的想象，院里的房屋均为清砖平房，墙身上的砖雕依然精美，从门廊的石础看，是汉白玉材质的，雕造的形式有点像佛寺内的莲花瓣，房屋大多年久失修，呈现一片破败景象，其中有几处房已经塌了顶，山墙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没有遇到住户，只有几只野猫，见到我四散逃去，走到最后一进院落，竟然看到了“办公室”的小金属牌，墙上贴着一些祭祖的照片，另一侧墙上还贴着捐钱和捐物的功德榜。捐物的名单中详细的列出了每位捐献者的具体物品和数量，例如有：碳素笔五支、墨汁三瓶、红布一块等等，捐款者的功德榜，金额大多在一二百元，还有数位十元。
我粗算一下，把这些人的钱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万元，捐款的人都姓王，看来都是王氏的后人，但合计捐出这么一点钱，也想修复这么一大片古代建筑，恐怕这点钱在乘以一万倍都不够。原来这就是西关王氏文化研究会所在，敲门无人应，出来沿着另一路转回去，仍然是大片的破烂房屋。有些快倒塌之处，用木棍支撑着，而那支撑的木棍也腐朽到一脚就能踹断的程度，如此惨破的景象，又让自己大发一顿感慨，有时觉得自己真没用，看到一些情形，除了发感慨之外不能有任何作为，每想到这点都会觉得立于庙堂之上者的作用，都远比这种徒唤奈何的感慨要有实效的多。
我很好奇王灏是怎样发了这样大的财，还是查了一些资料，知道王灏的祖父那一辈定居在了这里，后来儿孙们就逐渐修起了占据半个城大小的豪门巨宅，最大的时候有房屋千余间，现在我所见到的，不到原规模的五分之一，这已经让我惊诧不已，但我还是没弄明白王家是靠什么成为巨富？又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巨大的庄园？因为藏书是很费钱的一个事，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王灏不可能收得那么多的善本。他曾编有《括斋藏书目》，此目总计四卷四册，里面著录了一万二千多种书，十三万多卷。
这个规模在那个时代已经属于大藏书家，能够搜集到这么多善本，一定有强大的资金保障，而王灏做到最大的官只是个四品顶戴，这个级别按今天来说顶多算个厅局级干部。那个时代，小官巨贪很难形成，估计他绝不可能靠那点儿奉禄而成为巨富。想到这一层，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聊、八卦，我管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只要他爱好藏书、喜欢传统文化就足矣，远比携着巨款到澳门去狂赌要好的多！
其实，王灏对文化的贡献不仅仅是藏书，他曾经做的更大一件事，是用两代人的力量刊刻出了一个大部头的丛书——《畿辅丛书》。这部大书收入了一百八十四种书，总计刻了三万多片版片，刷印出来的纸样可以装成四百二十九册书，由此可见部头之大。王灏为了编这部书，请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共同参与，用了十年的功夫才把这部书刻完，而今，《畿辅丛书》的所有书版仍然完整地保留在定州博物馆内。可惜，我这次没有能找到人，也就没有拍到这些书版的照片。
《畿辅丛书》所收之书，许多都极有价值，因为这部书还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发出了一个门派，原因是该丛书中收录了崔述的《考信录》。崔述的学术方向主要是研究中国的上古史，他用“以经证史”的方式来考辨中国上古史中人们深信不疑的事实，经过他的考辨，发现很多信史都靠不住。但崔述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多的市场，所以他的著作也没有刊刻出来，而《畿辅丛书》是第一次将崔述的相关著述——《考信录》刊刻出来者。到了1920年底，胡适第一次读到了《畿辅丛书》本的《崔东壁遗书》，他读到此书后大为兴奋，因为崔述的观点暗合了胡适的一些推论。
胡适说自己读到《崔东壁遗书》中收录的《考信录》时，觉得自己“得见恨晚”，胡适并且给顾颉刚写了封信，向他谈了自己读到这部书的感受，他在信中说：“《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奇书”。一个月后，顾颉刚读到了这部书，他还没有读完，就急着见胡适，汇报自己读此书的感受，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后来，顾颉刚致力于对上古史的考证，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学术派别，这个派别被称之为“疑古派”，有时这一派也被称为“古史辩派”。
我觉得，这都跟顾颉刚读了崔述的《考信录》有很大关系，虽然，我不知道顾颉刚在没有读到这部书之前是否已经有了疑古的思想，但即使如此，也至少说明他的这种思想从崔述的著作中得以印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顾颉刚和胡适应当感谢王灏，如果没有王灏刊刻这部书，疑古派的依据也就难以构成。唯一觉得可惜的是，黄永年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我无法向他请教：当年古史辩派的形成中，这部《畿辅丛书》本的《考信录》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想向黄先生请教的原因是，因为当年顾颉刚编辑的《古史辩》总计出了七辑，除了第一辑是由顾颉刚主编之外，余下的六辑都是由童书业所编，而这位童书业正是黄永年先生的岳丈，这就是一个藏书家对学术所做出的贡献。仅凭这一点，就应当给王灏追以一个“全国劳模”的荣誉，至少他也算对传统文化做出过突出贡献。当年的大佬，像曾国藩、李鸿章都对王灏礼遇有佳，就凭他刻出了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大丛书，也应当值得将王灏的大名登在文化的光荣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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