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隶官书局的设立，以往的文献大多是引用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的一个章节，也正因为该书局材料之少，所以魏隐儒的这段话被许多文章予以转引，然而1993年第一期的《出版史料》上刊有汪家镕所撰《“直隶官书局”和湖南书局》一文，汪先生在该文中对委隐儒的这段描写提出了许多反面观点。汪家镕的此文中全文摘引了委隐儒的这段话，为了进行对应的分析，汪将魏的这段话加上了一些序号。汪家镕的这篇文章收录在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镕出版史研究文集》一书中，我将该书中摘引的魏隐儒那段话抄录如下：
直隶书局。光绪七年天津县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书局，当时指派孙家鼐总理其事，所刻各书，本打算着重在各国有关法律、经济、农业、工农业、测算以及武备外交等方面，同时，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对外交涉的译文图书，均刊印出来以广流传。初意未尝不善，而且刻书范围也相当广泛，可惜经费无着。原奏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月拨银千两，专为延聘教习翻译书籍的开支，而刻书的经费却无来源，为了做到名副其实的书局，于光绪二十二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省督抚转各书局，将刻印的书籍解交上海招商局代收代运，由直隶官书局寄售。私家印刷的书籍则承揽代销。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编印的各种课本，李光明书庄印刷的童蒙读本等，都交直隶官书局代销，书卖以后再行付款。就这样，总算把一个白手起家的书局搭起来。起初设在当时省会所在地――保定府，光绪末年又分设于北京，委刘春霖、边怡园、宋星五分任经理，后官家停止拨款，也就等于撤出官股，无形中官书局就变为刘春霖等三人私有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直隶书局因经营不善，京、津、保三处相继停业。
对于魏隐儒的这第一段话，汪家镕做出了如下的评判：
魏先生似不懂清代官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专门办理与洋人打交道有关的事的，但它不是外交部，更不是和兵、刑、吏等六部并列的一个部。它是政治中枢军机处的分出机构，军机大臣兼署总理衙门大臣，因而它是一个“武”衙门．所以它的官员都从军职称，如它调用六部主事，到总理衙门都称为章京成为武官。如唐文治、沈曾植等都在总理衙门呆过，原为六品主事，至衙门仍处理文案，改按军职称章京。总理衙门后来也办理各种新政，但这并非它的本职，都是军机处移办或皇帝亲自一件件交办的。如果仔细读一读《光绪东华录》，就可以发现，总理衙门的奏折，开头必定是“年月日奉上谕”或“年月日奉军机处抄交”(有关外交例外)，可以证明。知县是七品小官，只能向自己的上司上禀。知县是无法把意见捅到总理衙门，请总理衙门代奏的。如果在1881年，天津附近的知县，有大事则请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又“申详”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由此可知，魏隐儒的叙述确实有不周严之处，然而汪家镕所作该文的题目则是把“直隶官书局”五个字用了引号，他这么做的目的，以我的猜测，乃是其认为直隶官书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办书局，而后他在文中引用了孙殿起在《琉璃厂书肆三记》中的说法：
直隶书局，宋魁文、字星五，南宫县人；边囗囗，字义元，交河人；刘囗囗，字慰琴，满城人，于宣统元年开，并在天津、保定各有分号。至民国囗年三人分手：天津为边义元所有，北京为宋星五所有。至民国二十六年，星五因年老返乡，易王囗囗，字李禹，于三十四年徙铁厂。其原址近易布云文具商行。
对于这段话，汪家镕做了如此的评判：
宋魁文，即宋星五的直隶书局刻过书，和上海文瑞楼还合排过书。可见孙殿起所说北京为总店。在《鲁迅日记》中，有“直隶书局”记录20多处．从所记内容看，直隶书局是琉璃厂一家普通旧书店，并无异于一般私营旧书店的官气，不论从卖的书、代客修补、装订等。但从称呼看，鲁迅前一段日记中，在店名中加“官”字，后一段则不用“官”字。这就要我们艰苦发掘材料来弄清，但无论如何不能将1881年劳乃宣的禀、 1896年孙家鼐的官书局、宋星五的直隶书局三者捏合在一起。
汪家镕由此断定，宋魁文所办的直隶书局乃是私人的书坊，跟官书局没有关联，而其引用了《鲁迅日记》中的话，因为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前面提到了官书局，后面就没有了这个“官”字。假如按照汪家镕的判断，那鲁迅为什么在日记中，曾经有“直隶官书局”这个说法呢？查《鲁迅日记》，他在1912年6月29日写道：“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鲁迅在这里明确的用到了“官书局”，如果这直隶书局乃是私人所办，恐怕要想在名称上冠以“官”字，绝无可能吧。更何况，《琉璃厂书肆三记》中所记载者，乃是“直隶书局”，其中并无“官”字，因此说，把直隶官书局视为私人所办，似乎缺乏证据。
《北平直隶书局书新收书目录》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北平直隶书局编，封面
《北平直隶书局书新收书目录》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北平直隶书局编，内页
那如何来解释直隶书局和直隶官书局呢？萧振鸣先生在《鲁迅与他的北京》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表述：
光绪八年三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直隶官书局在保定、天津开业，发售各省书局的书籍，后也代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民国以后，直隶官书局更名直隶书局，除主营南方新书外，又增加寄售与收购古旧书籍业务，在北京也设立了分支机构。《鲁迅日记》中从1912至1923年称其为“直隶官书局”、“官书局”，1923至1936年就称直隶书局了。
肖先生的这段话说得颇为明确，官书局就是经李鸿章批准后的官办，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将其改名为直隶书局，而进入民国，原属于满清的官办书局经不存在，有人接办该书局，当然不能再冠以“官”字。我觉得以此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能够说得通，这也就是《鲁迅日记》中早期称“官书局”，而后来径直称“直隶书局”的原因。而孙殿起在文中则讲到直隶书局乃是由私人创办，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工商注册是否需要审核名称，也许是直隶官书局已停办，而有人觉得这个名称较为响亮，于是另外注册了一家直隶书局，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从递传情况看，那么这家直隶书局，跟直隶官书局确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抱经堂丛书》民国十二年北京直隶书局影清乾隆嘉庆间余姚卢氏刊本石印本，牌记
对于鲁迅到直隶官书局或直隶书局买书的次数，汪家镕称鲁迅日记中记录了二十多次，显然汪先生没有细数其中的次数，而萧振鸣则比汪先生的所言多了十次以上：“鲁迅从1912年至1926年光顾直隶书局30多次，购书的品种也很多，包括金石学、文学、医学、考古、美术，等等。”然而对于雷梦水将孙殿起《书肆三记》中的空字部分，填实为刘春霖，汪先生在其文中做了如下的确认：
附带说明一下：前引《琉璃厂小志》是1962年版，该书1982年重印时，雷梦水先生将“刘囗囗，字慰琴”改为“刘春霖，字慰琴”。曾向雷先生请教过，承告，“一般传说是刘状元所开”（并未说被委派）。但我们知道，状元刘春霖字雨三，肃宁人，而字慰琴的是满城人。可见雷先生改动并无根据。
但是也有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高建军、杨金平所著《河北历史名人美德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刘春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他对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造诣深厚，并对小学研究有素，颇多见解。因博学，不惜重金购书，多善本，藏书在万册以上，在保定等地开设‘直隶书局’数处，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新问津书院
这段话明确地说，刘春霖办过直隶书局，但却没有说他办过直隶官书局。然而此《美德故事》一书的依据是什么，文中未予给出，故也只能算是有此一说。
以汪家镕的观点，这直隶官书局到底存在不存在呢？他在针对魏隐儒的那段引文第八条中说：
如果直隶省真有一个书局，在天津设分号或有之。至于到京师就说不过去了。京师在顺天府，顺天府属直隶省。这在（光绪）《畿辅通志》第2卷里说得明明白白。但魏先生不知，历来顺天府不由直隶管，而由六部京卿受命兼理，亦即皇帝直接委派。所以直隶省例不在京师搞事业。更何况那时人在政在，人去政亡。1881年直隶是李鸿章任总督，如果他真是办了直隶书局，到光绪末年，他人都死了好几年了，还有谁管他的书局发展的事！如果说这书局是皇帝直接委派的人办的，就无设在保定，连刻书经费都没有的理由。且不说每月还1000两月规。1000两是什么份量，恐怕魏先生并不了解。
汪先生在这里说了一句活话，他说直隶省假如真有这样一个官书局，那么他可能在天津设分号，而在北京设分号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这涉及到地域管辖权的问题。
书吧的形式
对于魏隐儒文中所提及劳乃宣是天津县知县的问题，汪家镕在文中予以了纠正：“劳乃宣不是天津县知县，1881年他是天津府南皮县知县。说他1881年“中详”总理衙门奏准设立书局那是无影的事。但那年他确有一个关于书的禀给直隶总督李鸿章。“
虽然如此，其文中也确实引用了劳乃宣给李鸿章所上的要求开办官书局的请求。对于劳的这篇禀文，雷梦辰在其《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中予以了引用，雷梦辰首先在该文中说：“拙文《津门书肆记》，因未详加考证亦引用其说，经过考证之后，故写此文。其误文中如：天津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官书局。按：应是题补南皮县知县劳乃宣申禀建议李鸿章设立直隶运书局。”看来，雷先生也受魏隐儒那段文字的影响。他在撰文中把劳乃宣写成了天津县知县，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颇具学者之风。
讲座
劳乃宣先在禀文中讲述了读书对社会的影响，而后他在该文中有如下提议：
窃南方各省书局，所刻之书率多善本，足以嘉惠学者。而北方艰于运致，尚少流通。拟请中堂酌筹款项，交招商局于各省书局买备各种书籍，运津转发各省，原价发卖。即交志局经理，收回价本，源源转运，并通饬各府州县，备价赴局领回转发。如此办理，于官本无损耗，而遐陬僻壤皆得睹典籍之富。有志之士既可以进于博通，浅学之人亦可以化其别鄙陋，于作育人材之道大有裨益。
劳在这里明确地称，南方官书局所刻之书很好，但是北方却难以得到这些书，所以他提议请李鸿章筹备款项，交给招商局，去南方的官书局买书，而后在天津转售。劳乃宣的这篇禀文刊载于光绪七年畿辅通志局所刻《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之中，以下引文科称《总目》，而该《总目》同样载有光绪七年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对劳乃宣之禀折的批文：
该令以北方书籍甚少，庠序之士有终身不识经史篇目者，美质因之废弃，殊为可惜。拟请于保定省城及天津设运书局。保定即交志局经理，天津即交招商局经理。筹借公款银三四千两作为成本。由志局酌定应买书籍数目，开单移交招商局赴各省书局购买，轮运至津，转运省局发卖。收回价本，源源买运。洵可培养人材，俾其增广学识，期臻实用。候行沪、招商局、省城志局，将所拟章程分别妥筹，议覆核夺。
由此可知，天津的确有一所直隶官书局，而此书局仅是出售南方各书局所刊刻之书，而其本身并未有刻书和出版的文献记载。
菩萨
对于这一点，光绪八年九月十七日的《申报》也仅提到很多人到问津书院的官书局内买书之事：
津门虽为通商码头，百货骈集，然书坊甚少，藏书之家亦不多覯。目下，当道诸公深念经籍为士类必需之物，特就鼓楼南问津书院设一官书局，由南购运各书，平价发卖，牙签玉轴，出色当行，郡人之往购者亦复趾踵相接，嘉惠士林洵非浅鲜矣。
对于直隶官书局售书的情况，雷梦辰在其文中有如下一段说法：
光绪八年海防支应总局售书告示：总理海防支应总局奉阁爵督宪札饬：筹备成本购运南省官书来直，原价发售，以惠士林。现择问津书院设局发卖，已将各省官书局书籍一律运齐安放，并于局内悬挂总数目、售书章程，又留存刊就总书目一本。所有价照原价南省十足制钱，划一不二。定于二月初九日开售。士子欲买购，到本局查阅书目，照章付钱取书无误。其各府州县尚未由地方官运书发卖者，各士子亦可转托亲友赴津照买。
然而关于这个售书告示的来源，雷梦辰在此文的小注中说：“本条系亡友姚予节先生摘自某书卷中。”可惜雷先生也不知道该段话是从哪本书中摘录出来者。但由此可知，直隶官书局所售之书，没有折扣。但是该书局售书给官府是否有折扣，我却未查到相应的史料。《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引用了当时抚宁县知县罗正钧的禀文：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骊城书院并无藏书，以致颖慧之士非安于固陋，即蹈于俗学，求能用心根柢之学者甚鲜。当于天津官书局购致经史掌故各种，并以行箧所携之书共凑成二千三百余卷，捐置院中，以资诵习而端趋向，业经宪台批准在案……因思立身以经术为基，而致用尤以史学为切，卑职复由津购就史部切用之书一千一百余卷，俱系局刻原本，捐入院中，合前共三千四百余卷，一并藏储，以资学者诵习。（《劬庵官书拾存》卷二）
由这个记载可知，当年直隶官书局售书之名很响，而其所卖之书，仅是按照进价加上运费及搬倒费，不以营利为目的。以上所言，均为直隶官书局的一些细节，而关于直隶书局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雷梦辰在文中引用了民国十二年天津直隶书局的售书启示：
敬启者，本局自开设以来，凡二十余年，素以保存国粹振兴文学为职志，运售适应新制之各级学校课本、杂志，以及铅、石印经史子集、医卜星相等书，莫不印刷精良，纸张洁白，校勘详审，字迹清晰，为有目所共睹，毋庸赘述。更派专员分赴各省搜罗先朝旧刻家藏于抄，暨五局精印木版书籍，陈列本局，以备大雅君子之遴选。
这段话是雷梦辰摘自民国十二年五月出版的《直隶书局书目录》。今日见到陈景林先生时，他告诉我说，二十年前，他曾经送给过我一本这个目录，可惜我不知道将其放在了哪里，而雷梦辰则有心从中摘引出了目录中的这段话。
《子书百家一百一种》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天津书局钤印
从该目录的名称来看，至此时，这家书局已经没有了“官”字，而其所售之书同样是南方五家官书局所刻，因此即便直隶书局跟直隶官书局没有递延关系，但在所售之书上，却有着相同之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直隶书局出售之物已不仅仅限于官书局所刻之书，甚至超过了书的范围，同时开始经营文房用品，这本民国十二年的《目录》中写道：
至铅、石印书籍，如承惠顾，当照定价另打折扣，批发格外克己，诸希公鉴。再者，本局自造国货石版、石笔、球拍、风琴、湖笔、水笔、徽墨、砚池，以及学校应用各种仪器，莫不制造精良，价格低廉，如蒙赐顾，曷胜欢迎。
除了“直隶官书局”，还有一个名称为“天津官书局”，《晚清官书局论述稿》中录有光绪三十年七月一日《北洋官报》所载“天津官书局”广告：
天津官书局。同保定总局，自运各省官刻家藏木板石印铅印经史子集、新译经济时务策论并各学堂应用书籍及中外地图、原刻洋文。赐顾者至北马路路南本局购取，价值格外从廉，划一不二。特此布告。
《尔雅》三卷，清同治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天津书局钤印
这里称“保定总局”，而保定显然没有“天津官书局”。如此说来，这里所说的保定，应当指的就是直隶官书局，因为在那个时代，保定乃是直隶省的省会。这样推论起来，天津官书局乃是直隶官书局设在天津的分部，但是这个分部是不是就是设在问津书院的那个直隶官书局呢？从劳乃宣的禀文以及李鸿章的批示来看，似乎两者没什么关系，而邓文锋也在其专著中未能给出答案。看来，要想搞清楚这两个官书局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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