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名气的人物，他的业绩多与实业有关。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盛隆出身举人，曾经做过浙江海宁县知州；父亲盛康则是进士出身，曾做过布政使。盛康有六个儿子，盛宣怀为长子，然而盛宣怀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到了同治九年，经朋友的推荐，他入李鸿章幕，而李本来就跟盛康是不错的朋友，故而对其子颇为照顾。这位盛宣怀也确实有能力，他在李鸿章手下负责起草文书，领导安排的文稿他能下笔千言立就，这让同僚都很佩服，而后他就一路升迁做到了知府，而后又做到了道员。
愚斋旧藏《礼经会元》，书中有盛宣怀制“上海图书馆”书签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派盛宣怀去办理轮船招商局之事，这是他介入实业的第一步。到了光绪元年，盛宣怀又被派去开采湖北的煤矿与铁矿，同时兼管着招商局，自此之后，他就在实业方面大展拳脚，成为了洋务派中颇具名气的人物。
关于他在实业方面的贡献，细数起来恐怕又是一篇长长的文章，而本篇小文则主要是从藏书角度来谈谈盛宣怀的业绩。他何以有了藏书之好，历史的记载有着不同的说法，比如他在《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言中说：“壮岁即有纵窥书穴之志，从政余间辄喜搜集图书，逮官京曹，收罗益富，最后收得元和灵鹣阁江氏、巴陵小玲珑馆方氏之书，庋架图籍已赢十余万卷矣。”
盛宣怀称，自己壮年时就有藏书之志，于是为官之余广泛收集书籍。要想让自己的藏书有一定的规模，必须要有特殊的契机，这种契机就是要有机会整批地买到大藏书家的旧藏，而盛宣怀果真是走这条路，因为他整批地买到了江标和方功惠的旧藏，这使得他个人的藏书数量迅速地超过了十万卷。这段话主要是谈他的藏书方法，但盛宣怀并没有提到他何以有了藏书之好。
愚斋书目手稿
一般而言，藏书之好的来由首先是跟天性有较大的关系，另一个原因则是有着祖上的递传，第三者可能是受朋友的感染。当然，这三点往往是杂而有之。那盛宣怀是哪一种呢？还真不好给他下断语。然而，晚清民国著名藏书家叶景葵曾经是他的手下，2015年第二期《文献》载有杨观的《叶景葵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前后相关函札三通释读》一文，该文中收录有盛宣怀致载泽的两通手札，因为载泽当时任度支部尚书，盛宣怀写信给他就是举荐叶景葵任天津造币厂监督。能有这样的推荐，说明叶与盛之间有着不错的关系。
虽然从各种资料来看，叶景葵在一些文字中也有对盛宣怀不满的地方，但这应属内部矛盾，从大体上来说，叶对盛颇为敬重，叶景葵所著《卷庵书跋》中有《愚斋存稿初刊》一文，叶在该文中称：“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借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革命事起，资政院纷纷弹劾，得罪而去。一生爱好，付诸东流，而国事亦不可为矣！”
《唐荆川先生文集》十八卷，清光绪二十一年武进盛宣怀刻本
此时的叶景葵已经任造币厂监督，说明盛宣怀的推荐起了作用。为了能办好造币厂，盛宣怀费了很多的心血，叶景葵说盛在病重之时，还要亲自起草电稿，因此，叶赞盛“精细为群僚之冠”。但即便如此，盛宣怀还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弹劾，叶为此大抱不平。即此可知，盛与叶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而他俩之间是否也在工作之余商讨目录版本之学，则无从可知了。
盛宣怀的藏书业绩除了买得两家旧藏，更受后世瞩目者，是他到日本访书的壮举。他到日本访书的时间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其实早在之前的大约三十年，黎庶昌、杨守敬等就已经在日本大量买书。那盛宣怀会不会是受他们的影响，也希望在日本买到大量的善本呢？这趟日本之行，盛宣怀待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有《愚斋东游日记》，这个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在日本活动的细节。该日记起头即言，他前往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访书，更多是为了治病和考察实业：
且宣怀久患痰咳，中医疗治难痊，夏秋尚可支持，冬令增剧，年盛一年。日本有国医，长于治肺，不能来华，只可就其医院诊治。合无仰恳天恩，赏假两个月，即拟趁此天气未凉，克日东渡，一面考察厂矿，一面就医……八月初一日，奉军机处三十日电开，“本日奉旨：盛宣怀电奏悉，着赏假两个月，并准其赴日本就医。钦此。”遂买定美公司“高丽”轮船横滨船票，准初七日东渡。
看来，盛宣怀得的是肺病。虽然他让中医治疗了很长时间，却不见效，每到冬天，病情就会加剧，所以他就向朝廷请假。得到批准后，他来到了日本，而其假期乃是两个月。但是盛在日记中所说的理由是真实的吗？恐怕另有隐情。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该部主要管辖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同样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实业，而这四项主要业务，前三项均为盛宣怀所开创者，可见其对中国实业做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所以任命他管辖自己所开创的实业，本是应当的事情，可是当他接到这个任命后的第三天，有关部门却让他返回上海，继续管理具体的事务。这么快的变化让盛宣怀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但他懂得官场的规矩，所以也不多问，于是就向慈禧太后去辞行。
《秋水轩集》二卷，清光绪二年思补楼木活字本，盛宣怀序
慈禧接见他时，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京，这句话立即让盛感到让他返回上海不是慈禧下的命令，但盛明白，他要跟慈禧讲到这件事情，不知道又会得罪哪些人，于是他支支吾吾地不敢说实话。慈禧也未再追问，只是说：你要离朝，我另有东西赏赐给你。可是他退朝之后，盛宣怀却又未曾接到赏赐之物。由此让盛感觉到，朝中恐怕有人暗中与之作对，故而在两个月后，他就向朝廷提出，要到日本去就医和考察厂矿。由此分析起来，盛宣怀前往日本虽然确实有很多的具体事情要办，而更重要者，恐怕也是一种避难的方式。
盛宣怀在日本期间，确实访问了不少的厂矿实业，但他也参观了日本的两家图书馆，他在八月二十一日首先参观了大桥图书馆，盛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至大桥图书馆，由接待员导登藏书楼。楼计两层，架庋洋装书籍居多，而旧书绝少。看书者约以百计，询知为私立书馆，便于寒士学生等借观，故大半取适时用，不比帝国图书馆之注重藏书也。接待员出一簿（均系曾经到馆有名之人），请余亲书游日衔名，并记同游者以为纪念，旋赠章程书目年报名册送别。
而到了九月十号，他又去参观了帝国图书馆：
赴帝国图书馆，大楼二层，规模宏敞，藏书楼共八层，每层高仅七尺，书架称是便于取携。每日看书者约七八百人，据接待云，所藏宋板及钞本不少，惟不付阅。其阅览室分特别、寻常、妇女三处。入阅须先购券，特别券纳资五十钱，寻常三十。卷轴浩繁，不及细观，购取其书目一部。
由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盛宣怀去参观日本的图书馆，并不是为了查看那里的善本，更多者是他记载了图书馆的设置以及阅读方式。即此可知，他的寻访目的与杨守敬、李盛铎等人不同，这两位的着眼点更多是寻得流传在日本的珍贵汉籍，乃是从版本角度首眼者，而盛宣怀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公共图书馆的开办方式。
关于这一点，盛宣怀回国后在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原兵部尚书吕海寰所写信中，表明了自己要办公共图书馆的想法：
弟自丧明抱戚，老怀抑郁，终日闷坐无以自解。宅有隙地拟造图书馆。近颇收买旧书，如部中有罕见典籍价不甚贵者，乞代留意。孙济宁收藏甚富，能否设法收购，两有裨益。
（《盛宣怀未刊信稿》）
从相关的记载来看，盛宣怀要办公共图书馆并非是一时兴起，江庆柏在《近代江苏藏书研究》一书中写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虽然处境困难，盛宣怀仍没有放弃对图书的收藏。他一方面在日本进行购置，另一方面还非常关心国内的藏书情况。为防止国内图书的散失，他特地在日本筹措了二万元，交妥帖之人带给寓居上海的赵凤昌，请赵在国内帮助收购图书。”看来，盛宣怀再次逃往日本时，仍然惦记着想办图书馆的事情。
而江庆柏在这段论述之后，引用了一九一二年十月盛宣怀写给赵凤昌的信：
近日常赴公园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华洋今世无所不有。闻罗叔蕴、董绶金辈各携所藏而来，深有慨于吾华数十年名哲精英沦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公襟怀夐远，若到此一览，当无不喟然长叹也。弟前因上海为各国散处，可以持久不变，特建图书馆一所，以便士林。闻南中旧家藏书迫于乱离，倾箧而出，若能趁此时广为搜罗，未始不可为东南保全国粹。公谅有同心。兹先借上日金二万元，交妥便带上，到日即请查收，代为留意收买。俟奉复翰，再当续筹，大约以四万元为度，专买未见之书。
（转引自夏东元著《盛宣怀传》）
即此可知，盛宣怀在如此的困难时期，仍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这也就可说明，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本访书过程，更多者是重品种，而并未在意珍善本。
郑晓霞在《盛宣怀东瀛访书述要》一文中，把盛在日本的访书活动分为了三类，第一类就是亲自赴书肆选购。其实，盛宣怀第一次在日本的两个多月，仅两次到书店去访书，而这两次相隔仅一天，其在九月十二日这天的日记写道：
向闻日本颇有旧书，因赴神田各书肆购求。惜维新以后，讲求新学者多，旧书廖如晨星，书贾专事营运，亦不收买，过十数家，不得一部。忆昨片山谈币制津津有味，颇思研究财政，乃选购日本理财等书数十种而归。留学生沈祚延芑舫、但焘植之、但少村方伯之侄孙两生来见，中、东学问俱优，可造才也。但生闻余求书，因称东京文求堂旧书最多，暇日可以往观。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盛宣怀也想到日本买得一些善本，他听说日本有不少的好书，但未点明从哪里听闻者，估计也是受到了杨守敬等人的影响，可惜等盛再次来神田街访书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什么善本了。这一天，盛宣怀在神田街转了十多家旧书店，一部合适的书都没能买到，显然他不想空手而归，于是他想起了昨天跟一位日本专家商谈币制的问题，他就买了一些日本关于财政方面的书。但是，他对于能够访得善本的愿望并没有放弃，所以，隔了一天他就再次来到了日本最著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果真在这里看到了不少的善本，其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书籍不少，而精本标价极昂。内有钞本《钦定西清砚谱》一部，计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凡陶之属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砚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傍制澄泥诸品，共砚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砚正、背二图，亦闲及侧面。御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绝伦。称系内府藏本。问其价，二千元。
好货不便宜，虽然文求堂有不少的善本，但价格却极其昂贵，购买这样的书，显然有违盛宣怀的初衷，于是他就没有买下这类善本。后来，西京书肆也给他送来过一些善本：“有宋板《容斋随笔》正、续六册为最佳，索价三千余圆，惜改订时上下两头均已切短，且有日人丹铅涂抹，亦非完璧。又有怀素草书《千字文》墨迹一部，后附苏东坡、黄山谷、赵松雪、徐天地、毛古庵、文衡山诸名家题跋，悬价万五千圆。再四展观，殊不得其妙处。题跋亦有可疑。”
《三公奏议》清光绪二年思补楼木活字本，盛宣怀序
其实，宋版的《容斋随笔》也是很不错的书，可能盛宣怀嫌贵，于是找出了该书中的很多毛病。以盛的经济实力，应该说他花这些钱买善本不是个大问题，而其嫌贵的原因，更多是与他要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心思不能完全吻合。
上海书店发行的《古旧书讯》1988年第五期中，刊有陈左高所撰《近代日记中的访书史料》一文，该文中提到了盛宣怀的《愚斋东游日记》，陈左高在该书中评价到：“由于盛宣怀富于资储，书贾络绎送观，得数百种，内以钱谦益选刻之《杜诗》、《列朝诗集》及明刻之《管子》、仿宋本之《李白全集》为最。类似云云，事关近代访书史话。”
看来，陈先生也认为盛宣怀是个有大钱的人，所以很多日本书商忙着给他送书。然陈先生的文中举出的几种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称不上难得之本。由此可知，盛宣怀的这次日本访书，其着眼点真的不在珍本与善本，因为他所买的两千种书中，这些明清刻本则已然成为了那批书中的最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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