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兄为徐无闻先生之子，我与他相识于2008年。当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刚成立不久，为此举办了相应的高级培训班，徐立兄为此班学员来京学习，而我则应邀为这个班搞了一场讲座，由此与徐立有了交往，我从其他学员那里了解到，徐家藏书丰富，尤以碑帖拓片方面最受人瞩目。我以此向徐立求证，他说确实如此，其家所藏主要由线装古籍、碑帖拓片、文玩字画构成。目前家藏典籍主要是祖父留下来的，父亲的藏书则大多毁于文革，留存不多。如此说来，徐立家中所藏乃是三代所聚。这让我对他的藏书打感好奇，特别想找机会去重庆一看。徐立也爽快的答应了。
徐无闻遗像
时光荏苒，人事繁杂。我竟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未了夙愿。偶然也曾在拍卖会上零星看到过有徐家印记的东西，出于种种原因亦无暇深究。但去徐家一睹其家藏的愿望却愈来愈强烈。今年初我曾致电徐立说准备来重庆，不巧他与朋友约好外出云游，故此行程后延了20余天。2018年3月5日我到达重庆北碚，办好酒店手续即致电徐立，他很快就出现在酒店大堂。我们十年未见，感觉他有些发福，但精气神似乎比十年前还充沛，尤其他那爽朗的笑声，瞬间把我拉回到当年讲座的现场。
徐无闻的书法与绘画
此次来渝我有两件事，一是观看徐家旧藏，二是探访抗战时期文渊阁《四库全书》密藏在重庆的具体地点。由于我的时间安排紧，简短寒暄之后，我们即驱车去青木关。基于共同爱好，一路上聊得很愉快，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好多未曾了解的资讯，同时他也断断续续讲述了一些祖父和父亲的藏书情况。
就市场影响力而言，徐无闻先生要比他的父亲徐寿大得多，然而徐立告诉我，其实祖父在当年也很有名气。邓力、何卫东所著《我许丹青》一书中有篇《徐无闻：永年墨痕天下闻》文中说，“徐寿，字益生，号鸿冥。周虚白先生撰《徐君益生墓志铭》云：其学博，兼儒经史外，金石书画皆研贯，工考古，善诗文、书法篆刻。”而后，该书对徐寿的履历有如下简述：徐无闻的父亲虽无功名，却于16岁起即自谋生路，曾做过旧军队的录事、书记、恣议等，还做过文殊院的国文教师，亦任过川南好几个县政府的科长、秘书、局长等职，也当过银行职员。他与当时名流贤达交往密切，所见益广。1948年失业，靠写字刻印等收入持家。徐父虽无显位粗财，却因固守清贫，精于书法篆刻，古玩鉴赏等名扬川西，在成都更有不少相知相契者。
整洁的书桌
从上述简历可以粗线条地看出徐寿在不同时期既任过教职也任过公职，他的收藏应该是缩衣节食薪金所得渐集而成。说到详情，徐立则告诉我，祖父幼时体弱，因家境贫寒，13岁即去店铺为徒，每日苦役不堪重负，加以老板叱骂遂忿而归家。苦读三年十六岁即设帐授徒。所得薄薪贴补家用。年稍长即外出谋生，先后在川南川北数县任过科局长一类中小职员，也曾在川军24军军部短暂任过秘书长，四川汇通银行任过高级国文教师。35岁以后定居成都，以教书，写字刻印维持生活。然而长期以来对典藏文玩收藏热情不减。曾自刻一印“徐益生省衣节食所得”钤于书籍字画之上。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徐寿已成为成都四大收藏家之一，可见其家中典藏之丰富。
书法用具
交谈中徐立说他最佩服祖父的地方是睿智淡泊。1946年正值壮年的鸿冥翁慨然辞掉所有的公职以多年积蓄在成都北郊玉局村买下半院老屋，一片竹林，过上了乐天知命的生活。土改运动划成分，因徐家仅有十五亩地，而有七口人，不到地富标准，故划为“小土地出租”，以徐立的话来说，这个成分相当于上中农。徐家在一片绿竹中安然度过了惊涛骇浪，平稳着陆。徐立生于1955年，从三岁开始每年随父亲寒暑假回玉局村探望爷爷奶奶。那时老屋修竹茂林，苍翠欲滴，小桥流水，草亭犹在，真是一派川西田园的隐逸去处。解放后玉局村舍也成了当年成都名宿时常雅集之处。杨啸谷，易均室,周虚白，李潘等等。不时聚会，赏画吟诗，高朋满座，风雅一时。其时，鸿冥翁的好友们曾推荐他去川大教书，老人家以闲散惯了，不适宜约束婉拒，后经易先生介绍到杜甫草堂参加修复工作，主要是双钩名人墨迹，其双钩水准为四川第一，至今有当年双钩的底本保存。他在杜甫草堂工作达十年之久，草堂管理处负责人也曾多次劝他正式参加工作，均被老人家婉言推脱，正是因为他的洒脱恬淡，修复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带着一部十年工作之余用小楷抄写的《杜诗集评》二十卷回到乡下。我看到徐立重新装过的一大叠手抄本，内心十分震撼。前人一丝不苟，心若止水的心态令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陆放翁两句诗可以说是鸿冥老人后半生的写照，“还家贫不死，读尽旧藏书。”读书，写字就陪随他安度了余生。
《玉局邨舍印存》
关于徐无闻的堂号，我所看到的资料主要有守墨居，烛明室，歌商颂室。而徐立告诉我歌商颂室其实是祖父的堂号，我问他写徐先生之文应当用哪个堂号，他说可以用玉局邨舎。这个堂号祖父也用。关于本堂号的来由，他说源于成都北郊五块石之玉局观，此观始建于东汉，兴盛于唐宋，宋代文豪苏东坡从海南回川曾任玉局观提举。徐家老宅据此观不足两里，故以此为堂号。
徐寿《双钩本瘗鹤铭》封面
徐寿双钩内页
徐立说，父亲受祖父影响很大，五六岁开始读书，鸿冥翁即是启蒙老师。他读书刻苦而专心，有一年冬天烤着烘笼读书，不小心烤糊棉裤也没察觉，而夏天在蚊帐看书，灯火烧燃了蚊帐，险些酿成大祸。在物质生活极具匮乏的年代，读书写字成了他年少时的最爱，兴趣专注在黑白间，思维飞翔在点划里，从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李阳冰，再到石鼓文，泰山刻石等等，他像一只蜜蜂不辞辛劳地吸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自己不断充实进步。他在十二岁就能写大对联和榜书。同时开始摹刻汉印。家学渊源加之自身勤奋，他在大学毕业时书法篆刻已经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随着年龄增长，个人风格形成，书法篆刻显示出人书俱老的精粹。启功先生撰《徐无闻书法集序》中评价到“于古文字之辨，造诣尤邃，暇则挥豪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稳，独得渊穆之度。出其绪馀，施于铁笔。印学自邓完白，吴让之以下，日趋于躁，下至以毁瓦画墁相矜尚。虽时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铭功，铸印示信之法，则荡然无复遗存。”
徐寿书法作品
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向黄在《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 徐无闻卷》中引用文殊院方丈宽霖法师所言：“他们（指徐寿、周虚白、李潘等同好时贤）爱在望江楼、杜甫草堂茗茶品艺。老师就带着永年一起去，他也就侍立在旁，听先生们的谈天说地。”陪随年龄渐曾，徐先生的脚步迈出歌商颂室，走进姨父张成孝的世留堂，舅父崔龙潜的清标阁，唐少坡的怡兰堂，阅读了大量藏书，摹刻了许多汉印，浏览了海量的碑帖拓片。一次偶然的巧遇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十五岁那年的一个下午他在成都西玉龙街专心致志地翻阅一部乾隆原版的《飞鸿堂印谱》，恰在此时书法篆刻名家易均室先生走了进来。他看见一个年轻人竟如此专心地翻看印谱，心生好奇便与之上前垂询，交谈中年轻人自报家门，我叫徐永年，父亲徐寿。易先生早知徐寿之名，遂将他带回家中让其观览家中藏书，从此两人有了一生的忘年之交。
徐寿像
易均室，名忠録，字均室，号灵均，斋号静偶轩。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及目録学。回国后早年在武昌文华图专科任教，后做过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后又任教于西北大学，抗战事起迁蜀，定居成都。受聘于四川大学任教授。易先生于徐无闻犹如伯乐遇上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是唯一。易先生博学多才，治学涉猎范围极广，诸如，金石文字、印学、古典文学、古代戏曲、钱币学、考古学、目録学等等。且收藏颇丰。自此徐先生眼界大开。易先生循循善诱，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把他引向了学者书家的大道。徐先生在大学毕业之际刻过一方“穞園游艺”的印，边款是这样的：穞丈平生笃学精思，于词章考据皆有创获，论印其余事耳。而赏析之精，求诸惜赏亦鲜有及者。年猥以末枝，获承清诲，迄今七年，受益实多。念今夏毕业大学，且辞家远游，求如往日之追陪杖履，谅亦难已。乃亟制此报命，自惭且拙，不堪貯之静偶轩中，倘有观者，请勿以工拙论也。甲午陬月徐永年记。可见徐无闻对易先生之景仰。十年浩劫易先生被抄家，书籍字画在门前堆集如山，一把大火悉数焚毁，易先生老泪纵横，几次欲扑进火中，幸被亲友拦住。1968年底父亲去看望易先生，先生卧病在床，几月后即去世，并留下遗言，劫余后的文稿全部交给徐永年，只有他才能看懂。后来，父亲在《纪念易均室》一文中曾说“易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书家，他的行楷早年学初唐诸家，继而嗜薛曜《石淙诗》，又对李煜书研习甚久，旁及晋唐宋元诸帖，四十以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篆刻方面受益于易先生也颇多。”徐无闻先生回忆易先生时写到：“他凡是谈到篆刻的时候，源流派别，印林掌故，总是滔滔不尽，如数家珍，令人听起来醰然有味，今天追忆起来已是再也无法听到的广陵散了。”
书房内景
书房摆件
到了北碚西南师院，徐立说我们家住房很小，就是普通的两间加个厨房。父亲的书房不大跟卧室饭桌在一块儿，两壁放了九个书架，书堆到了天花板。在徐立的回忆中家里最多的是书，其他几乎没什么，因为连家具都是租用学院的。他说他们家当年连个衣柜都没有，衣服全是用成都带回来的一只大竹篮装着的。每天晚上大院四十来户人家，只有徐家的灯熄得最晚。徐立的少年时代，父亲基本没有时间和他交谈，更别说上街去公园。只是在饭桌上要摆一些龙门阵。父亲永远是看书写字上课，阅卷。有时要看大一点的拓片，屋里都展不开，半张看完再看另一半。那时的书房就是在宿舍里多堆一些书罢了，完全不是我们今天概念里的书房，明亮宽敞雅致舒适。但也有很雅的地方，徐家的玻璃窗上不是挂的窗帘而是无闻先生的书画作品，一般是六格，有书有画，真草篆隶，梅兰竹菊，一年一换，可惜当时都没当回事，随换随扔，并没有保留下来。
还是更喜欢看线装书
相得益彰
在书房里徐先生就这样夜以继日，勤奋地工作读书，。他自己要求甚高，他不止一次地对徐立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书法篆刻作基础的他有个愿望，希望走出夔门。他多次说，川中的学者书画家一定要走出夔门，开阔眼界，走出夔门可成龙。四川的盆地意识很局限学术格局的宏大，1963年学校派他去上海华东师大郭紹虞先生处进修古代文论。到上海他就书法研习的问题请教了沈尹默先生，在《 记从沈尹默老人学书》一文中，他写到：“三十几年来，我请教的前辈中，沈尹默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请教的时间不长，受益很大，久久不忘。”沈先生还就执笔，结构，习帖等各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向沈先生请教之后，，徐无闻的书风为之一变。二王、褚欧的醇雅书风更为显著。十年浩劫徐家是学校被抄家对象，1966年8月，中文系的红卫兵冲进徐家，将书架上的书籍字画笔墨砚台等一扫而空。父亲带着我默默地看着施暴结束，家中一片狼藉，空空如也。这帮人走后，父亲悄悄告诉我说，他们担走了十一大挑。我回到家一看，书架上只剩了马列著作、毛选四卷，鲁迅全集。其余全部被抄。书房没有了，徐先生依然没有停止学习，而且毛笔字写得更多了。写毛泽东诗词，写鲁迅诗歌，凡能写的都写，大多是用毛边纸写。徐立说，大致在那时他就分清了宣纸、毛边纸。
《石鼓文》
徐无闻书跋
明代名家钞本
卷尾的钤章
在1963年经易先生介绍，徐先生与温州方介堪先生有了书信来往来，向方介老请教篆刻。这样神交近二十年的时间，到了1981年，专程去温州拜谒方介老，执弟子礼，列为方介老门墙，在与方介老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介老的清诲颇多，徐先生经常刻印向介老请教，介老也乐于提携后进。到1974年，介老将其亲自整理的一部印搞从温州寄到北碚，希望通过徐先生帮忙出版，收到印搞之时，徐先生处境很不好，没有出版的可能，待他处境有所好转时，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完全无暇顾及。拖到2011年清华大学刘石先生、中华书局徐俊、俞国林先生来家谈出版徐无闻遗著之事，徐立才将此事提出，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经过一年多整理交稿，2015年《方介堪自选印谱》终于面世，算是学生还上了恩师一份人情，更是了却了儿子对父亲的心愿。由于有易先生，方先生这样大家的提携，使徐无闻先生在篆刻艺术领域内有了高度的升华。他在《冯建吴的书法篆刻》一文说：“篆刻这种艺术，需要有一定的书法艺术的基础；但擅长书法的人，却不一定都擅篆刻。就某种意义上讲，篆刻较之书法的局限更大，因此难度也更高。在石上争胜于分寸毫厘之间，往往比提笔挥写寻丈巨幅费力得多。”1980年徐无闻先生在介老八十寿展写了《方介堪先生的篆刻艺术》祝贺，文中这样评价介老“就对艺术传统的深入探讨，技巧的全面，风格的多样统一这些这些方面而言，方先生在当代篆刻中的地位，有如书法中的沈尹默，绘画中的张大千。表达了学生对先生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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