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勰的生平介绍，从历史上留下来的材料看很是稀少，《梁书·文学传》中有《刘勰传》，然此篇传记主要是抄录刘勰为《文心雕龙》所写的《序志》篇。除这篇引文外，《梁书》中谈到的刘勰生平事迹仅三百余字。《南史》中也有《刘勰传》，但内容跟《梁书》基本相同，仅是个别字迹上的差异而已。
也正因如此，我所读到的关于刘勰的基本传记，大多写的都比较简略，或者是根据《梁书》上的这段记录进行演绎，可惜难以确认出处。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民国四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书牌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民国四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卷首
近百年来，《文心雕龙》越发受到文学史研究专家的关注，可惜对刘勰的生平材料发掘却没见到有什么重大突破。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历史事迹竟然如此之少，可见他在世时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关于他的著作，除《文心雕龙》之外的归属权，也引起了当代学者一场大的争论。
其实想一想，毕竟在《梁书》和《南史》两部正史中还有他的传记，虽然仅几百个字，如果不是这样，估计后世想要研究刘勰就变得更加无的放矢了，我下面引文的出处就是《梁书》中对刘勰的记载：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
关于刘勰的籍贯，《梁书》上说他是东莞莒人，而这个“莒”则是今天的山东省日照市。但杨明先生认为在西晋末年，因为战争的原因，一些北方的大家纷纷南迁，有一批人住在了京口，而刘勰的家族也当如此：“因此，刘勰祖上早在刘勰生活的百余年前已离开莒县了。刘勰其实该是京口人。史家说刘勰是东莞莒县人，不过是按传统旧习惯那么说罢了。”（《刘勰评传》）
而朱文民先生则称：“到东晋明帝时，为了安置这些从江北南奔的士族大家，设置了十几个侨置郡，其中东莞郡莒县就设在今江苏省武进县南廿里处。在侨置莒县境内，有一侨置村名，叫长贵里，这里是汉城阳王刘章后裔刘勰家族的聚居地，到刘勰辈上已是传到七世或八世了。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中国古代史上著名文章学家、思想家刘勰就诞生在这里，勰是他的名，字叫彦和。”如此说来，刘勰的出生地虽然属为“东莞莒人”，其实他出生在而今的常州。
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按照《梁书》本传上的说法，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这位刘秀之是刘宋王朝中屡建奇功的重要人物，但刘灵真却没有什么事迹，因此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各种推测。有的学者认为刘灵真可能跟刘秀之只是表兄弟，有的则认为刘灵真的母亲是妾室，但都没拿出确切的证据，而刘勰的父亲刘尚，曾经做过四品的武官，但《梁书》中“勰早孤”这一句说明：刘尚在刘勰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刘家迅速地衰落下来。虽然刘勰刻苦好学，但是因为家里太穷，他就没有结婚，而是到名僧僧祐手下做事。他在僧祐手下一做就是十几年，在这个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帮着僧祐编寺里所藏佛经的目录。看来刘勰对目录之学颇为内行。
关于刘勰为什么到定林寺帮僧祐编写佛经目录，《梁书》上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家贫。对于这一点，也有的专家认为刘勰这么做是因为他信佛，但信佛的这种说法又似乎难以讲得通，因为刘勰跟着僧祐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却未曾剃度出家，只是以俗家的身份帮助僧祐整理佛经和撰写文章。但杨明照先生却认为，家贫和信佛这两种原因并不完全正确：“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明万历八年刻本 朱襄批校 吴焯题记并批校，卷首
杨明照先生的这种判断也是依据于《梁书》本传，因此书中称刘勰“笃志好学”“家贫”“不能婚娶”，故杨先生认为：既然刘勰的父亲在其幼年时就去世了，但刘勰仍然能刻苦读书，即此可以表明他们家里还不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杨先生说史书上所说的“贫”，指的是家道中落，因为早年丧父，家里的生活来源少了许多，但这并不等于说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杨先生认为因为家里穷就不能结婚，恐怕这种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刘勰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杨明照先生给出的答案是：“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
杨先生这个答案的依据是什么呢？他在此文中说到：“《高僧传》卷十一释僧祐传：‘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之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祐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舍人依居僧祐，既多历年所，于僧祐避婚为僧之事，岂能无所闻知，未受影响？”杨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刘勰不结婚的原因是受了僧祐的影响，因为僧祐也曾有避婚的经历，既然刘勰在僧祐身边十几年，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太可能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因此，杨明照先生的主体观念认为：刘勰没结婚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受了僧祐的影响。所以，杨先生的观念被人总结为：刘勰因信佛而不婚。
相关的论述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勰住在定林寺十几年的原因，是为了读那里的藏书。因为家贫，所以没有那么多书读，但是当时的寺庙藏书却很丰富，而刘勰帮着僧祐整理佛经也正是自己大量阅读书籍的好机会。
对于这几种判断，王元化先生认为都不能成立，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称：“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判断，王先生在此文中进一步地说：“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教或玄学思想。”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明万历八年刻本 朱襄批校 吴焯题记并批校
那么，刘勰进入定林寺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元化的结论是：“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王先生认为：刘勰到定林寺里去工作的动机有可能是佛教信仰，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其真正目的有可能是避征徭。刘勰在定林寺里待了十几年，但并未出家。
那他为什么不结婚呢？王元化认为：“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但他在家道中落之后就不结婚了吗？好像无论什么时代，穷人也会娶媳妇，这么推起来，他因为穷而不结婚，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讲不通。
张少康先生认为王元化所言的刘勰不是因为信佛才入定林寺的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他对王认为的刘勰是因为避征徭而入定林寺的判断“则似尚可商榷”。张少康说：“‘家贫’是指家庭情况远不如其父为四品官时，‘不婚娶’是和当时士族的婚姻习俗有关的。当时士族之间的通婚，十分讲究门第的对等，不仅士庶之不通婚，而且像王、谢、袁、萧等北方高门望族和中下士族一般也不通婚，中层士族和下层士族一般也不通婚。刘勰之‘不婚娶’，是和其家庭由四品官职家庭演变为普通士族家庭有关的，实际上他已经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难以解决的境况。”
张少康认为刘勰进入定林寺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家贫，也不是因为信佛，那既然如此，刘勰进入定林寺的真实目的是怎样的呢？张少康的结论是：“根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看，刘勰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的主要目的，是要借助和僧祐的关系，利用僧祐的地位，以便能结交上层名流、权贵，为自己的仕进寻求出路，而这一点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他本人的实际遭遇和经历得到证明的。”
看来，刘勰到定林寺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想借助僧祐在官场上的影响力，通过这个渠道让自己能够结识上层名流，然后达到出仕的目的。张少康在下面用大段的文字分析了那个时代的这种普遍风气，以此来说明刘勰的这个做法只是那时的普遍现象，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说法倒也解释了刘勰为什么在寺庙十几年而不落发为僧的原因，而杨明先生也同样持这种观点，他在《刘勰评传》中称：“刘勰长期居留定林寺中，研习、整理佛家典籍，又写作捍卫佛教的论文，却并不落发为僧，这与他的人生观密切相关。他虽身在庙宇，其实心存魏阙。”
看来，刘勰进入定林寺的真实目的，是想以此做跳板，回到上层社会。为了佐证自己的这个说法，杨明先生引用了《文心雕龙·程器》中的一段话：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乾隆六年黄氏养素堂藏板本，书牌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乾隆六年黄氏养素堂藏板本，卷首
杨先生认为刘勰的这段论述：“鲜明地表达了刘勰的人生思想。他认为君子当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和才能，怀抱利器，一旦有机会，便施展才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想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都得进入仕途。”
刘勰进入定林寺的原因，以上给出了这么多的答案，究竟哪个答案最接近事实？我当然给不出结论，那么多专家之间还争来争去呢，我就别在这里强作解人了，但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刘勰在定林寺期间，除了帮助僧祐做工作，他也干自己的私活，就是他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文心雕龙》。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呢？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认为，人生在世，应当立德立言。看来他是想通过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而让自己的名字不朽，对于这个目的，刘勰在《诸子篇》中又强调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他有很强的功名欲，这跟佛家看空一切的观念完全相悖。
躲在一个清静的寺庙去写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有点儿像冯小刚所拍的《一声叹息》开头的那个场景：主角张国立为了写一部剧本，被剧组专门安排到了大海边的一栋别墅里，并且还有美女服侍，但刘勰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其实，他在寺庙中写作也没有那么安静，那个阶段齐武帝去世后，萧鸾继位，萧鸾佛道双修，而到了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的时代，就对佛教完全没有了尊重，比如他拆掉了寺庙里的金银，以此来用作潘妃殿里的装饰，在《南史·齐本纪》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
萧宝卷带着大批的随从在南京附近到处游逛，每到一处，让所有人都必须躲避，否则见到就杀。某天他们来到了定林寺，寺内的一位僧人因为有病而无法逃离，于是就藏在了草丛里，但还是被萧宝卷的士兵抓到了，有位大臣觉得杀掉这么一个有病的僧人有些过分，于是就婉转地跟萧宝卷求情，但这个东昏侯根本不听，并且将僧人比做獐鹿，命士兵将这个僧人射死。有时真不明白，这位十几岁的东昏侯为什么如此的残暴无人性，而这个阶段正是刘勰在定林寺写《文心雕龙》的时期。既然此寺跑得仅剩下这么一个病僧，说明当时刘勰也跟着其他人一块儿跑出去躲避了起来。
这种紧张的情况并非一次两次，《资治通鉴·齐纪八》中有这样的记载：“帝既诛陈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所定，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警，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过……”萧宝卷出行不做任何的通知，他随意朝哪个方向走，这里的百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听到鼓声，必须四散逃跑，否则一律被杀掉，而刘勰就是在这样惴惴不安的环境里，仍能写出一部如此谨严的著作，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后人尊崇。
刘勰克服种种困难，写出了这样一部独特的书，当然希望通过此书的流传而让自己的名字如日月般常在人间。但是，以他在那个社会的名声，这部书根本传播不出去。那个时代，版刻还没有发明，著作的传播主要是靠多人的传抄，这种耗时费力的活儿，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支撑；没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也根本不可能有人传抄。刘勰住在寺庙里长达十几年，估计也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所以，他要想拿出大笔银两找人大量地抄写他的这部著作，显然不可能；而长期住在寺庙内，也不可能让他的名声在社会上有什么影响。这两点就决定了他虽然费尽心思写出这么一部重要著作，但却不能让社会上的人读到它。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书牌
刘勰撰《文心雕龙》十卷，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卷首
既然学者们认定刘勰长期住在定林寺内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在，那就说明他也是一位识时务者，所以他并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心血传播不出去的实况，然而他跟社会上的名流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他也难以找到一位赏识他的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的这个感慨直到千载之后的今天，也依然如是。
但是以刘勰的聪明，他并不是只在那里徒唤奈何，而是想尽办法打破这种局面，《梁书·文学传》中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这段记载简直像个传奇故事，虽然他写出了这部名著，但如前所说，因为他自身的条件，使得该书无法流传，但刘勰很看重自己的这部作品，不甘心被埋没。他的那个时代，沈约算是大文豪，因为他被当时的人称作“一代辞宗”。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朝的权贵人物，刘勰觉得如果能结识沈约，他的书就能得以传播。
但是刘勰并不认识沈约，于是他就想办法打听到了沈约从家到办公室之间经常走的路线，然后他化装成商贩，背上书等在路边。终于有一天，沈约带着几个随从走在那条路上，于是刘勰走上前献书，随从们把他献的这部书递给了沈约，沈看后大为赞叹，认为这部书写得很好，还把这部书放在案头，经常翻阅。
刘勰这么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在那个时代，沈约不但以文章名天下，同时还有奖掖后进的佳誉，据说他将一些新诗人的作品题写在自己新建的斋阁墙上，以此来替这些年轻人扬誉。刘勰觉得选这样一位人物替自己扬名，成功的概率比较大，而结果确如其所料：沈约不但称赞他的这部著作，同时还帮他在朝内找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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