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书――中国通史》，绿茶、杨早文，林欣绘
对于此书的编纂，早在一年前我就听绿茶聊起过，虽然他给我做过仔细描绘，但我始终未能搞清楚“墙书”是什么东东，而今得此之赠，终于让我了解到它乃是通过漫画的形式来讲述中国从一百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开始，一直到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29.16万亿元，看来要读懂这套墙书，还真需要脑补很多知识。
其实所谓墙书，就是一张大大的拉页，其制作方式与古书中的经折装很相像，因为后者也是单面印刷。但若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凝缩在一张不足三米长的纸上，这的确要有极强的涵盖力，但即便这样，每段重要历史所写的介绍文字，也基本不超过50字。比如谈到公元前551年的孔子时，介绍文字仅为“儒家学派创始人。言行录《论语》为儒家经典”。近些年流行极简史，这种写法比极简史更进一步。为了涵盖下这些高浓度文字，本墙书把字号印得很小，想来这也是考视力的方式之一。但绿茶与杨早为了让成人或者视力不佳者也能阅读墙书，其在封皮上特意印明“本书附赠放大镜”。我本以为自己未曾享受到这个待遇，然无意中从后封的插袋内掉出一块透明的塑料板，将其拿起时，才发现这块塑料板就是放大镜，科技在发展，固有的观念的确需要与时俱进了。
本书内还附有一册《墙书时报》，里面以新闻的方式报导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但其语言风格却是以今语道古人，比如其中一篇题目是《气候变迁影响历史进程？》，此文中谈到2030年太阳将进入休眠状态，全球将进入新的一轮小冰河期。不知道这段文字算不算耸人听闻，但文章却引经据典的谈到中国气象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已经经过了四次小冰河期，而这些寒冷期都对应着中国几次最大的战争。看来冰河期气温骤降造成了粮食的大减产，为此而引发争夺资料的战争，战争又使得人口锐减，该文中写道：
东汉末，汉族人口约6000万，几十年饥荒和大战乱后，到西晋一统天下时汉族人口仅剩约770万。随后又是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汉族人口仅存约400万。当时人口锐减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唐末汉族人口也是约6000万，至北宋初期只剩约2000万。明末汉族人口约1.2亿，至清初社会安定时只剩约5000多万。
人口数量的减少幅度至少让我读来感到吃惊，如果这个墙书是给孩子看的话，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如今距2030年仅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会不会让孩子们产生末日感？想来，孩子很少会有大人们的担忧，说不定他们会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呢。转念思之，也许这正是绿茶、杨早编纂此书要达到的效果，正是这样的语言，才让孩子们更有兴起吧。
《碛砂藏》研究论文选辑，孙中旺主编
前一度苏州书友何文斌在微信中问我，是否得到了这本书：“礼敬法师如果寄了，我就不寄您了。”我告诉何兄并未得之，然这是我需要的书，会在网上购买一册。何兄告诉我说，该书乃是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孙中旺送的，他替我多要一本即可。
去年底我在苏州跟王稼句先生有一场对谈，主题乃是关于我新出的书店三部曲，在那场聚会中得以结识孙中旺先生。而在2012年，我寻访大藏经遗迹时，曾前往碛砂寺，在那里见到了该寺主持礼敬法师。这两位先生都与该书有关，我也与他们都认识，可是我得到这本书，却不是来自他们两位，多少感觉有点怪异。时间不久，我就收到了何先生的这册赠书，翻阅一过，果真里面有很多文章颇具史料价值。
关于《碛砂藏》的历史，孙中旺先生在前言中作了简述。他谈到该书现存情况时称：
和宋元时期其他版本的大藏经相比，《碛砂藏》现在最为完整，至今在国内外尚有五部原版存在，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北京柏林寺藏本，陕西省图书馆藏原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藏本，山西省崇善寺藏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书库藏原北京大悲寺藏本，日本杏雨书屋藏原对马宗氏藏本，其它零种零册不胜枚举。
正如孙先生所言，《碛砂藏》在民间流传中大多是零种零册，其实从具体情况来看，基本是零册，能够称得上零种者都是少数。但即便如此，这毕竟属宋元遗珍，仍然受到藏书爱好者及佛教信众的追捧。而对于《碛砂藏》内容的价值，孙先生提到的如下一个问题，却是我以往未曾留意者：
《碛砂藏》卷末普遍附有随函音义，其中一些音切反映了时音变化，由于碛砂藏延圣寺院地处吴方言区，因此这些音切往往是随函音义作者方音的流露，或多或少反映了宋元时代吴方言的某些语音特征，是研究近代语音的宝贵材料。
本书内收录了十几位作者对于《碛砂藏》的研究文章，第一篇为胡适所撰《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原本》，该文从民国二十年朱庆澜在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碛砂藏》谈起，而后提到朱回到上海后与叶恭绰、蒋维乔、范成和尚等计划影印这部《碛砂藏》之事。由于该经有缺本，于是范成和尚到其他寺去补配，这个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赵城金藏》。而胡适又在文中提到，这些到处访书补配之人却没有注意到，北京的大悲寺也有一部抄配本的《碛砂藏》，已经在此之前的几年，被一位名叫吉礼士的美国人买走了，并且运到了加拿大东部的麦吉尔大学。
关于吉礼士的身份，胡适写道：
吉礼士原是海军情报局的军人，在美国驻华公使馆里当过海军武官。后来辞去军职，专替一个美国商人葛思德收买善本中国书。吉礼士在北京住久了，懂得一点中国话，也能认识一些中国字。他用海军情报的侦探技术来辨别中国古书的版本，居然能够收买到不少精美的明朝刻本。
对于此人为什么要买这部《大藏经》，胡适又称：
他没有留下记载他如何买到这部宋元刻本《碛砂藏经》的资料，所以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一桩秘密买卖的真历史。我只知道他做得很秘密，他不敢请教中国朋友，他全靠他的海军情报训练，用放大镜仔细考察这一大批五千三百四十八本的《大藏经》，他能够认识其中有近七百本是十三世纪（南宋）的刻本，有一千六百三十多本是十四世纪（元）的刻本，有八百多本是明朝刻本配补的，有二千一百多本是白纸钞配的。
如此说来，吉礼士对“藏书经”并无多少了解。但他却自己编了本目录，以致于胡适夸赞：“这位海军武官的眼力是很高明的。”后来几经辗转，这部书到了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而在1950年到1952年，胡适接受该校之聘，担任了两年的“葛思德东方书库”库长，正是在此期间，他在库内发现了这部《大藏经》，而后对其进行了一番研究。
本论文集中还有汤一介先生所写《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汤先生又仔细研究了胡适提到的那部大藏经，他说国内的《碛砂藏》所缺部分大多是以《思溪》《延祐》《普宁》和《永乐》等大藏补配，而葛思德藏本中约有700卷为宋刻原本，另有1600卷为元刻本，可见该书价值所在。更有意思的是，汤先生在葛思德藏本中“辞”字函卷七《四十二章经》后发现了刻着唐太宗所撰《题焚经台诗》一首，并且该书后面还有一段长长的附注，这段附注为当年影印本所无。此附注首先解释了唐太宗所作《焚经台诗》所指的具体地点及台名的来源：“此台在洛阳，台者，坛也。故此烧经比论之坛，乃后汉明帝筑也。”而后该附注又讲到了汉明帝因作梦而欲派人到西天求迎佛法，而求迎之人走到月支国时，遇到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这两位高僧乘白马带着一批经来到了洛阳，其实这就是白马寺的故事，而最有意思的事情则是如下一段话：
至冬值岁日五岳道士贺正之、次道士禇善信、费叔才等共六百九十人互相语曰：帝弃我道教，远求胡教。乃自率众，各将所持道经共上表，愿与胡佛教比试其真伪。帝遂降敕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前，宣曰：道士与僧就元霄日集为白马寺南门外，立两坛，至期试之。西坛烧道经六百余卷，顷刻烧尽，唯取得老子《道经》一卷是真，其余是杜光庭撰，今云杜撰也。帝观东坛佛像并此《四十二章》烧不能坏，但见五色神光，天雨宝花，天乐自振，叹未曾有。帝共群臣称悦。太傅张衍语诸道士 曰：既试无验，可就佛法。其道士禇、费等深有愧恧，皆气绝而死，余有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皆弃冠帔，投佛出家。
这个故事显然是扬佛抑道，但无论怎样，这里讲到了一段重要的掌故。而本书中还有李际宁先生所撰《北京图书馆藏碛砂藏研究》，该文中讲到的一些细节也是我以前未曾留意者，故这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宝贵信息，也让我了解到不少未闻故事，这当然令我感念何文斌先生之美意。
《济南城记》，雍坚著
今年的4月23日为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为此齐鲁书社、山东大学文学院、尼山书院在济南大明湖畔的奎虚书藏内共同举办了“齐鲁书香四十年，《藏书家》成廿三辑”的活动，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先生邀我前往参加此会，他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藏书家》的执行主编，而今年恰好赶上该刊出第二十三辑，又加上该社成立四十周年，所以这两者加在一起，组成了奇特的“423”，而在这一天搞活动，最为千载难逢。
巧合的事情也许是天意，而每年的“423”，我都会收到一系列的读书活动邀请，但分身乏术，只能答应其中一家，而济南的这个巧合正是我不能推辞的必然理由。于是我来到济南，参加了这个有意思的活动。在活动现场，由齐鲁书社总编辑傅光中先生首先宣读了该社为建社四十周年而评出的四十本好书，我看到屏幕上亮出的书影，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未备，为此而惭愧自己视野之窄。
仪式之后是周晶先生讲述《藏书家》的创办经历以及后来的演变过程，此后由我作了专题讲座，之后是杜泽逊先生针对齐鲁书社的四十本好书讲述了一些有价值之书的背后故事，而在会议结束之后，很多听众纷纷过来交流，有几位听众赠书于我，其中之一就是雍坚先生的这本《济南城记》。
这本书我感觉颇为熟悉，猛然想起几年前山东画报副社长徐峙立女史赠送给我几本与当地有关的史料，其中就有这本书，而我在写济南历史遗迹寻访记时，也参考了此书中的内容，今日竟然得见了本书的作者，这真是一种缘份。
因为现场人较多，我只跟雍坚先生作了简短的交流，未能与之进一步深谈。回来后翻阅这本书，仍然能够感受到雍坚为此付出的辛劳。本书中的很多图片都是俯瞰式的角度，然从图注上可以得知雍坚从2002的就开始拍摄老城区，那个时段显然没有现在时髦的遥控飞机，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爬上高楼，拍出这样的景致。其中一张照片乃是2002年秋拆迁丁宝桢故居现场的状况，有几个拆迁工人爬上门楼，挥镐大干的情形，让我的心里猛然间有着抽搐之痛，而本书中这样的照片还有多幅，这要有多强的耐性才能跟拍拆迁的过程，而我在此书中还翻到了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住所的旧照片，见此令我大喜，因为我藏有明义士的稿本，很想寻找到他的故居，写一写他的故事，可惜的是，从本书中读到，明义士当年居住的小洋楼在1985年就彻底拆除了。但本书中雁过留痕般的老照片却能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思。
《饮水诗词集》，（清）纳兰性德著
上月底北师大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杨健先生在微信中告诉我说，邓占平先生会寄一本影印出版的《饮水诗词集》给我，而后不久我就收到了这本精致的彩印书，我向杨健先生表示谢意的同时，请他告诉我该书的出版情况，他在微信中称：
这本书是邓占平先生的北京奎文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资影印并监制，底本由我们提供，由中国书店出版。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之前影印的多是光绪娱园本、道光本，而康熙本饮水诗词集流传甚稀，于是建议邓先生出资将此本影印出版以广其传。更详尽的原因肖老师在前言也有说明。
尊杨健先生之命，我先仔细拜读肖亚男老师所撰《前言》，此《前言》写得颇具文学色彩，起首即称：
世间有极少数人，他们偶游尘寰，倏然而逝，却如凌波顾影，倾国倾城。天地悠悠，一茬又一茬地生命来了又去，遁形于虚空，仿若不曾存在。唯独那些天意独钟的生灵，雁过留痕，历久弥新，铸成不朽之传奇。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就是那极少数人之一。
肖亚男介绍了纳兰性德的生平，而后提到了作者在病逝前跟顾贞观之间的交往：
容若病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季。六年之后，康熙三十年（1691）的秋天，由其生前挚顾贞观审定、张纯修付梓的遗集刊成于扬州。六年，逝者已杳，存者未忘。死生固相隔，念念有余响。在其扬州寓所语石轩，张纯修摩挲故人遗作，泚笔撰序：“容若与余为异姓昆弟，其生平有死生之友曰顾梁汾。”
肖亚男介绍了张纯修的生平，原来张曾作过陕西巡抚、工部尚书等要职，因其政声显赫，去世后入名宦祠。而张在布衣之时就与纳兰是文字交。肖老师又提到上海图书馆曾影印出版《词人纳兰容若手简》，收有手札三十六通，其中二十八通乃是写给张纯修者，可见两人交往何等之密切。康熙十八年，张纯修前往湖南任江华县令，纳兰容若病逝时，张在扬州江防同知任上，故未能前来祭奠亡友，这令张纯修颇以为憾，于是他每当画兰花时都一定要在上面抄录一首容若词，可见他们的相交是何等之契。
而后肖老师又介绍了顾贞观跟纳兰的关系，文中当然会提到那场著名的救吴之举。而容若去世后不久，他的父亲明珠被参劾降级，昔日的朋友转投高枝，但张纯修和顾贞观却始终怀念当年的朋友纳兰，于是顾贞观将自己精心审定的纳兰诗词稿交给张纯修，请其予以刊刻，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张氏刻本，也即本书影印之底本。
此底本的难得之处，乃是钤盖有“谦牧堂藏书印”，而此堂号乃是揆叙的藏书处，而揆述正是容若之弟。揆叙之藏中的精品后来大多归了内府，其中有些选入了天禄琳琅中，而我有也幸得其旧藏之一鳞半爪，在该影印本中见到揆叙之章，颇感亲切。原本内还有冯汝玠所写题记两篇，冯在第一篇题记中讲述了张本之佳，在第二篇题记中讲到了得书经过：
戊寅秋间，书友收得是书，即送余阅。余知此刻为张诗舲翻雕所据、未经改字之初刻，在嘉道时已不可多得。余因已藏有孙孟延旧藏谦牧堂藏本，遂题而归之，并广为揄扬。乃辗转数月，或嫌太旧，或病改装，迄未遇解人，仍归于余。此固物各有主，亦可见藏书之家，收藏者多而真能诵读者少也。庚寅正月二十日灯下展阅题。志青
这真应了那句古话“物各有缘”。而肖亚男又在文中讲述张本之佳，然我翻阅这本难得的影印本，感觉其底本只是初刻而非初印，既然是容若之弟所藏之物，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让我百思难解。看来某天还是要请大家杨健先生请其调出原本来，试着找找其中的缘故所在。
《景宋单疏本〈周易正义〉》，（唐）孔穎达等疏，蒋鹏翔、沈楠编
此为沈楠先生所赠，前有张丽娟老师所撰《影印说明》，颇为详尽的交待了该书的编纂源流：
《周易正义》为唐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之一种，北宋以前皆以抄本流传。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孔维等受命校勘《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板刊行，“《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这是《周易正义》的首次刊刻印行。
而对于刊刻脉络，《说明》中又写道：
南宋初年图书匮乏，中央及地方以翻刻北宋监本图籍应对急需，包括《周易正义》在内的诸经义疏亦在翻刻之列。今北宋监本义疏无一存世，南宋翻刻本存世者亦仅《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公羊疏》《尔雅疏》数种而已，且多为孤帙残卷。
对于该书底本，张老师写道：
此本《周易正义》即南宋初年翻刻北宋国子监本，为《周易正义》存世唯一一部宋刻单疏本。其行款为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与今存另数种宋刻单疏本版式相同。各卷末有本卷字数，卷十四末有“端拱元年戊子十月 日”校勘官员衔名，与《玉海》所载正相符合，它反映的应当是北宋国子监刻经疏的旧貌。
本书内有着修补情况，有些页面字迹清晰，但也有一些书页已经字迹漫漶，故该书有着怎样的递修情况，只能通过刻工来予以推测。《说明》中称，傅增湘根据《玉海》记载及刻本时代，推断此本刊刻时间当在绍兴九年之后、二十一年之前，《中国版刻图录》则推断为“绍兴十五年以后南宋监本”。
接下来张老师讲到了该书底本的递传经过，此书辗转于多位大家架上，最终进入傅增湘的双鉴楼，傅在为此书所写的跋语中说：“双鉴楼中藏书三万卷，宋刊秘笈肯踰百帙，一旦异宝来投，遂巍然为群经之弁冕。”可见傅增湘对该书是何等的推崇备至。为什么大藏书家如此看重该书，张老师在说明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有兴起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而后张老师谈到了此单疏本《周易正义》在文字上可证通行本之失达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以此说明该书的学术价值是何等之高，故傅增湘得到此书后，决定将其影印出版，以便不让这部书以孤帙传世。他为该书所写的跋语中称：“余以其孤本秘籍，决意为之传播，遂举债收之，邮致东瀛，妙选良工，影印百帙，使之流播无穷。然债台高筑，展转无策，遂亦不得终有。”
由此可知，这部书曾经寄往日本，在那里以珂罗版的形式影印了一百部，为此傅增湘花了很大的价钱。该书原本后来还是转让给了陈澄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此书又归了北京图书馆，而当年傅增湘在日本的珂罗版影印本已然不多见，这些年来，我看到过数部，成交价均这不菲。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蒋鹏翔、沈楠等以此为底本，影印五百部，以便让更多的爱书人能够窥得该书之面貌。
《爱书者说》，桑农著
上月在芜湖寻访时，经汪华先生安排，见到了多位当地书友，晚上聚会时，其中一位中年人少有言语，汪华介绍说，他就是桑农先生。我脱口而出，拜读您著作多年，不意今日偶遇于席间。我读过他哪些书，书名一时回忆不起，但是我讲出了他书中的某个细节，这并不是炫耀自己的记忆力是何等之佳，主要是想证明我所言不虚。
回来后不久，就收到了桑农先生托朋友所寄两本书，此为其一。该书文笔一如既往的简练，几乎不用引文，即使有片段所引，也会随文作注。他会思索一些书界寻常所见的问题，而后不随人言的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本书的代序，乃是其所写《爱书者说》一文，此文极短，却探讨了何为真正的“爱书家”这样一个大概念。我引用此文的第二段如下：
叶灵凤说的爱书家，英文是Bibliophile，按字典的解释是“爱书者，藏书家”。第一个义项是A lover of books，第二个义项是A collector of books。可在他的心目中，爱书家有别于藏书家，也有别于读书家。也就是说，“重视版本，但不是为了市价”的藏书家和“手不释卷，但不是为了学问”的读书家，方可称得上爱书家。他的意思，显然更接近第一个义项。英文里的booklover，或许与之更加等值、等效。
即此可看出桑农先生写文之谨严，而且他还能客观地看待藏书一事：
人生在世，可爱的东西很多，书仅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书说成是最爱，甚至是唯一的爱，情况则比较复杂，原因也各不相同。就我个人而言，私人之爱不想说，公共之爱不便说，只有书之爱，既是私人情感又是公共话题，尚可一说。仅此而已。
也许是这样的冷静，使得他不愿意使用“爱书家”这个词，他觉得，“者”和“家”在中文中不能混用，因为有着特别的级差，所以他宁愿使用“爱书者”这个词。
本次的芜湖寻访，其中一个寻访点是去看画家潘玉良的遗迹。桑农此书中有一篇《潘玉良变形记》，这正是我想看的内容。他在此文中从电影《画魂》讲起，而后谈到了演员巩俐，之后又提到曾获得“香港小姐”称号的李嘉欣，这些简述都可说明桑农先生并非仅是一位学究式的读书人，他的关注点比我更宽广，而他以电影为此篇的开端，乃是想说明无论电影和电视剧，都把潘玉良的相貌搞得越来越美丽，而后他讲到了真实的潘玉良，以及她那粗放的性格。
我在写潘玉良一文时，其实也在纠结潘赞化的想法，他何以看上潘玉良，并替她赎身？虽然潘玉良的自画像看上去温良淑德，但她的很多照片流传于后世，显然她的自画像超过了今天的PS，故其容貌实在难以让我等俗物理解潘赞化的义举。关于这一点，我曾读到潘玉良的闺蜜所写的文章，闺蜜为了替潘玉良洗白曾做妓女一事，竟然不惜以潘玉良之丑作为重要依据，并且在文中用了“奇丑”二字。桑农在文中也探讨人们惯常思维的俗套，也就是被赎身的妓女必然是漂亮多情，他觉得“我们的作家导演正在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创造啊”。然而，桑农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文章就是如此作派的点到为止。
《来新夏著述经眼录》，孙伟良编
此为王振良先生主编的“津沽文化研究集刊” 第十二种，他曾赠我一册该书的平装本，然而此后不久，我又收到焦静宜老师所赠该书的精装本。焦老师的题赠落款为“邃谷赠书”，仍然用的是来先生的堂号，所钤“邃谷”朱方印章亦来先生生前所用之物。
以厚度论，此书是我所见到的王振良先生主编各个书系中最厚的一本，有1033页之多。大约十几年前，来先生跟我谈到了孙伟良，因为他有一批书想赠给后者，来先生简约的向我介绍了孙先生的情况，我觉得有这样的爱书人在，来先生颇为欣慰，故我赞赏他的赠书之举。2017年，萧山区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来新夏先生逝世三周年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伟良，孙先生在会上谈到了他正在编《来新夏著述经眼录》，两年之后，终于得见这部厚实的大书，其做事之专注令我感佩。
本书前附有来先生多张照片，而后是来先生著作的一些彩色书影，从书影上看到了一些我未曾拜读过的著作，书影之后则是袁逸先生所写《我所认识的孙伟良》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
袁逸先生此文写得挥洒自如，他首先谈及此序乃是焦静宜老师命其所写，而后谈到他本人跟来先生交往的一些细节，同时提及：
第一次去孙伟良家就是我陪先生与焦老师一起去的，同行的还有励双杰。记得是一个春日静好的上午，来到孙伟良家的小院，参观了他家的书房和藏书，吃了一顿有特色的绍兴菜，饭后又去附近的几个景点转了转，拍了照。
原来来新夏夫妇第一次去孙伟良家，就是由袁逸陪同者，一同前往的还有家谱收藏家励双杰。袁逸在代序中谈到了他对孙伟良的第一印象：
当初留下的印象一般。一个送煤气工能如此执爱读书且有如此规模的家庭藏书真不容易，但同时又觉得他沾沾自喜于县十大藏书家庭之类的荣誉，似乎已自觉不自觉地活在了某种虚荣里；老实说有点担心。乡镇人家，生计第一，虚名毕竟当不来饭吃。
如此作序，可见袁先生为人之直率。而对于孙伟良的容貌，袁逸写得更为传神，容貌描写之后，又接着写道：“感觉，他在羊山小院的那间书斋简直成了炮兵阵地，每天晚上准时开炮，对着四面八方种种的不顺眼。”接下来袁逸摘录了三段孙伟良在微信朋友圈中指摘别人书中有错字之事，以此证明孙伟良为人之直率。袁逸在序言中也提到了孙伟良以有限的收入努力买书之事，而正是因为如此，袁逸称孙伟良是“来先生的好学生、好弟子”。而孙伟良本人在该书的《前言》中也介绍到个人的情况：
我居高铁绍兴北站经北数里之羊山，初中毕业后，干过建筑工地小工、机械厂车床工，1995年始以换煤气为生，自辟书斋“羊石山房”，劳作之余研治地方文史。2012年11月5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在百集系列片《中国古镇》之第76集《齐贤镇――石城石缘》中曾予以报道。
孙先生谈到自己通过读来新夏先生的著述，长了许多的见识，后来他们通过书信往来，成了忘年之交，而后他提及来先生第一次到他家中看书时，赠给他两部著作，而后又得到了来先生逾千册的赠书，于是他便建起了阅览室：
2007年2月3日，寒舍“来新夏民众读书室”开室，历经十数年渐次购置的藏书逾万册，以明清史料、历史工具书、地方文献为主体，其中最具特色的藏品当推来新夏先生的著述。
这份精神让我读来颇为感慨，孙伟良先生能够将来先生的著作作出细致的梳理，而后编成这样一部书，若来先生地下有知，想来一定倍感欣慰。
《碧琳琅馆金石目》，方功惠著
《北朝造像目录》，李文田编
此书为泰和嘉成拍卖公司影印出版，由刘禹先生和张艳艳女史监制。书前牌记称这两部书合为一册共影印了300部，而我之所得为第179部。
两部目录之前都有孟宪钧先生所撰之文，关于《北朝造像目录》，孟先生在文中写道：
共收录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造像一百六七十件，拓本皆为李氏自藏。北朝造像地域分布广泛，流行时间长，数量浩繁，不计其数。历来碑目、墓志目皆有专录，惟造像向无专目，此作收录数量虽然有限，但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近几十年来，市面上时常可以看到李文田钞本，其古朴的字体为人所熟悉，这些钞本基本散自当年的文化遗产书店，我也得到其中数种。孟先生提到，李文田为岭南一带书法名家，该目录字体颇能显现李文田书法风貌，而我曾到广州两次探访李文田旧居，均无法进入其室内看到里面的情形，这也是缘份未到之故吧。孟先生又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引起社会轰动的“兰亭论辩”，当时论战双方均提到了李文田是最早怀疑《兰亭序》真伪之人。静观此目，亦可看出李文田书体所受魏碑之影响。
关于方功惠的《碧琳琅馆金石目》，孟先生在文中介绍说：“此书共收录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碑帖共计六百余件。每件著录名称、书体、年代、作者、书者、册数、页数和装帧，兼有真伪鉴定。多有眉批、圈点。自唐至元的重要碑刻法帖大多被收入其中。”而后孟先生谈到了方功惠所藏的一些名碑，对于该目的特点，孟先生的结论是：
此书一大特点是真伪并收，如《苏玉华墓志》《黄叶和尚墓志》等明显伪刻也收入其中。此书另一个特点是碑刻法帖并蓄，如康熙年间安刻《书谱》、安素轩本《老子》、赵孟頫《天冠山诗》等法帖也收入其中。从总体上看，此书资料宏富，为人们研究从唐至元的碑刻法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功惠所藏之书，也有一些出现在琉璃厂书肆，想来该书底本乃是那批所散之书中的一本。目录类书籍最受研究者重视，泰和嘉成公司能将该书影印出版，让更多的使用者得到相应资讯，此举可谓功莫大焉。
《吴门风土丛刊》，王稼句点校
近些年来，王稼句先生主要精力用在了整理与苏州有关的历史文献方面，想来这是他的整理成果之一。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吴门风土丛刊》之辑，乃是顾颉刚、俞平伯、王伯祥三位乡前辈的夙愿。”看来稼句先生点校此书，乃是完成这些前辈们的未竟之业。
本书的点校方式仍然是王氏风格：仅点原文，不出校记，不出小注，不作注释。想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原原本本。对于这样的书，我个人的习惯是只选择自己感兴起的篇章读之，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阅读的高头讲章，只好一翻而过。我在本书中翻到了《清嘉录》所载《飞帖》一篇，其文中写道：“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不见面，而派人递上一张纸，这就叫飞帖。以此想来，这有如今人的贺卡。到如今，短信都已经过时，微信拜年风行神州大地，而我的习惯跟不上时代，每年坚持着做一些纸质贺卡，不知算不算是渐显老相。而本书中还录有文征明所撰《拜年》诗：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间不嫌虚。
那么，我制作纸质贺卡，算是人情实，还是人情虚呢？还请各位看官予以的评。
我不知道染指甲有着怎样的历史和风俗，本书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捣凤仙花汁，染无名指及小指尖，谓之红指甲。相传留护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阅之，令目不昏。”古人仅染无名指和小指，与今人的十指皆染有较大区别，想来万绿丛中红一点似乎更加醒目，可惜今人的审美情趣未及古代。而该书中提到的风俗还有六月六需要牵着猫狗到河里去为它们洗浴，据说这么做可以避虱蛀。这样的习俗今人早已忘记。然我亦养猫，每次为其洗澡时，都令其痛苦不堪，真不知古人如何做到把猫放入河中。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书有关的风俗，在本书中也确实翻到两条，其中一条名为《晒书》：“六日故事，人家曝书籍图画于庭，云蠹鱼不生。”而后文中引用了潘奕隽所写《六月六日晒书》诗，之后又提及沈德符在《野获篇》中的所言：“六月六日，内府皇史宬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故事。”看来，每年的六月六日不仅要给猫狗洗澡，同时也是重要的晒书节，如果这天晒了书，据说就不会生蠹鱼。按照沈德符的所言，宫中也这么做，看来这个习俗流传甚广。然而，今日我辈哪有那么大庭院用来晒书，我写此文时，恰好是阳历的6月6日，本想一个月后附一下古人之风雅，然却无附风雅之条件。但将喜爱的猫与晒书安排在同一天它们过节，这倒是让我略感欣喜之事。
本书中与书有关的记载还有《翻经》，而翻经的日子也是安排在六月六日：“是日，诸丛林各以藏经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婚为翻经会，谓翻经十次，他生可转男身。”细读此文，感觉到这是僧人在犯懒，藏经阁中的经书数量巨大，晾晒一过，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他们跟村中的妇女们说，如果翻经十次，下一辈子就能转男身，这种说法想来很有号召力。此节中又谈到陈宏谋任江苏巡抚时，在《风俗条约》中规定禁止六月六日有翻经之举，为何有此之禁，文中未曾提及。有知道答案的读者们，盼能为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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