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革命之一。“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大革命塑造出了新世界与旧制度两种历史形态。”在本系列专题中，我们将首先推送郭台辉教授对于法国大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研究，帮助读者们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革命起源、革命进程与革命结果。
法国大革命
郭台辉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
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了法国的历史进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与历史意义，充满着激烈的争议。激进的左派高度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开创性、革命性与代表性，认为没有哪一场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更彻底；保守的右派认为，法国大革命完全摧毁了本来还能够正常运转的政治体制，将法国乃至后来的现代世界引向了混乱与无序。本文运用宏观结构的比较历史方法，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背景、过程与历史意义。
一、法国大革命的前奏与进程
（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学界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并达成基本共识。其中，法国财政危机是作为爆发革命的关键诱因，因为财政危机迫使法王路易十六在 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然而，这一危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即使在十七世纪法国绝对主义发展最为强盛的时期，当局的财政税务也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政权出现深层次的紧张关系，中产阶级的发展带来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当然，这一矛盾在当时并未发展成为全面的内战，也没有导致社会整体处于对立状态。但这至少表明，法国在十七世纪已经出现结构性矛盾，并体现在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一直影响到后革命时代。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图卢兹，市政长官与议会在税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以当地议员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群体拒绝纳税。1643年，他们指控两届市政长官囤积粮食并发布令人质疑的禁令，图卢兹甚至发生一些较小的粮食骚乱。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蒙彼利埃，中产阶级组成的委员会颁布一切有关税务评估的文件与决议，但都遭到高等法院阻扰。到1644年，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督办官与法院的冲突愈发公开化，逐渐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派系。一派由本杰明·卡本所领导，其背后是高等法院势力，另一派由第一领事吉拉德领导， 其背后是督办官巴尔塔扎所代表的文官势力。本杰明领导的势力认为委员会被反对派势力以不合法的手段占据，组成了“联合会”代表团，并上书高等法院，要求废黜委员会并监督税务工作；吉拉德带领的势力认为，这一“联合会”不过是高等法院势力又一次挑战当局的税务权力的产物。这一事件使得蒙彼利埃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执政官为了避免行政系统和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取消了全部的选举工作。因此，从1651年到1657年，在蒙彼利埃没有举行一次选举，但并没有因此削弱冲突摩擦。为何税务问题把矛盾引发至如此暴烈的程度？为何如此尖锐的社会摩擦并未在十七世纪把法国引向革命，最终让这一问题在十八世纪以革命的形式爆发？这两个问题可以从旧制度的性质得到部分解释。
什么是旧制度？旧制度可以解释为一个现代早期的社会组织概念，它既不同于封建-采邑制，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又同时具有上述两种政治组织形态的特点，是一种过渡阶段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一特点也符合中产阶级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特点。随着资本主义与商业的发展，中产阶级逐渐打破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引入新的生产关系。在封建-采邑制下，领主对农奴采取人身控制的超经济剥削手段，获取剩余价值并积累财富，在现代早期的法国基本也维持着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可以说，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之前，封建采邑制的政治与经济在外省与乡村依然是一种主要关系结构，这表明旧制度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封建国家。同时，贵族的衰落与中产阶级上升趋势同样影响着法国，逐渐改变法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造就了动荡年代与阶层摩擦。另一方面，法国中产阶级与贵族群体之间的结合，或者说中产阶级的封建性，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阶层之间的对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深入到社会、经济与政治各层面、各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必然爆发。这一节点在法国就是大革命。威廉 ·多伊尔对旧制度有比较清晰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因法国大革命而生，认为1789年以前被摧毁的世界便是“旧制度”。“旧制度”是一个人为塑造的概念，这一术语的起源在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构建希望将革命后的时代与革命前的时代做出一个划分。然而真实的历史情况是，旧制度与革命的断裂性远小于其延续性。这一词的最初使用并没有多少历史客观性，仅仅只是革命者对于革命前社会状况的控诉。
1. 政治与宗教状况
法国政治中的封建因素自路易十三时代就开始逐渐消解，按照威廉·贝克的说法：“绝对君主制毫无疑问在保卫着特权阶层-领主统治下的传统社会秩序，但随着新元素的加入，权力不得不开始寻求极权与专制，在面对社会的无序状态、贵族叛乱、国际竞争等诸多麻烦，从路易十三开始，法国逐渐削弱外省贵族的特权与利益，并尝试在社会与政治层面切割贵族领主与土地的传统关系”。托克维尔也表达过类似观点：“贵族长期以来已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但是他们仍一直保持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领主统治着农民。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领主几乎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在教区内执行国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征收捐税、颁布国王敕令、分配赈济之类事务再也不由领主负责。所有这些义务和权利均属他人所有。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下属的信中特意说到，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具体来说，像圣西门公爵与米拉波的祖父一样，传统封建领主在旧制度下已经消失殆尽，这类领主对其领地负有义务，承担“当地人的天然保护者”，调停矛盾，共享利益。领主对于土地上的领民具有着一种人道主义的义务，“当他们(领民) 的孩子很多时，领主也会跟着高兴”。但随着贵族和土地分离，官僚制下的中央政府承担这些义务，官僚与省督成为民众与国王的媒介。贵族遭受压制，其土地上的行政权力被剥离，剩下的仅仅只有保留不多的经济权利，旧制度下的贵族破产甚至已经算不上新闻。
官僚制如何承担行政权力？贵族们离开土地后的出路在哪？国王成为法 国这一架国家机器的最伟大象征，缺失了领主的土地马上被国王委派的督办官占据。几乎所有行政、治安、地方以及全国性治理的所有细节，所有主动性的创举，包括税收、选举、道路、工程和慈善等事务的协作与监控，全都转移到督办和助理督办手中，他们的上级领导是总监和国王的议政会。这一群体并不对土地负有任何的责任，所管控的土地与官僚的利益也没有任何联系，其升迁与责罚只取决于上级部门对他们的考核，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国王的好恶。法兰西建立了一套国王对全国负责的体制，这片土地的任何荣耀归属于国王，但任何问题也是国王有意无意疏漏的结果。至于失去土地的贵族，他们向往巴黎的繁华，宫廷成为其上升的唯一阶梯。贵族们进入国王的沙龙，获得国王的恩典，在巴黎的凡尔赛追求宫廷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贵族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善，他们对领地不尽任何义务，但却具有着领地的经济权利，在巴黎的生活又隔断了贵族与领民的情感纽带。贵族的形象在数年之间变得面目可憎。
教会的权力也同样被削弱。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教会作为一种传统势力的边界意识越来越强烈，换句话说，教皇加强对教皇领地的控制力度，减弱对欧陆其余地方的控制力，这主要是由于近代早期绝对主义王权力量的上升，法国也是如此。自路易十四开始，国王一直在谋求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横隔在国王与上帝之间的教皇总是显得多余。法国高等法院竭尽全力为国王谋取不受干涉的绝对权力，神学院同样试图在法理上限制教皇的普世权威，明确教会的边界。在法国国内，路易十四解决了自南特赦令以来所形成的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局面。南特敕令赋予了新教徒诸多的特权，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广泛不满，因此，天主教徒无时无刻不在呼吁路易十四“效法伟大的君士坦丁行事”，镇压异端。这同样也暗合了路易十四的心思，路易十四坚信，如果国家存在多个教派，一定会损害全国的团结，并危及政权，他废除南特敕令，同样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自废除南特赦令之后，路易十四将胡格诺派宣布为非法，并在法国境内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权力，自此，法国所有国民都必须接受《教会法》的管辖。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法理上，法国只存在一种深受国王影响的合法宗教，该变革必然与罗马教产生冲突。
相应，教士群体呈现出分化趋势。高级的神职人员往往都是世袭豪族，他们掌握教会大部分的岁入，而下层教士生活却很清苦。本堂神父这一类低级教职往往有比较宽泛的来源，中产阶层与手工业者也可以担任这个教职，但薪水很低廉：“本堂神父在1686年定下的300里弗的年俸，到了1768年才涨到500 里弗，而副本堂神父只能领到最低限度的200里弗”。但在总体上，教会仍然掌握法国的大量土地，仍属于特权阶层，很多时候他们与领地贵族的区分并不明显，正如领地贵族与类似于中产阶级一样。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冲突与政治对立并不是在资产阶级与贵族群体之间，更多是君主与贵族群体之间的博弈，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对抗。国王自中世纪以来都在力求建立一个内部力量统合的强权政府，为此，国王不断打压传统的封建贵族，并重组行政官僚化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央，君主制政府压制高等法院的势力，在地方则通过下派的督办官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制政府实现了官僚化，并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即文官集团。
2. 经济发展状况
自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经济联系开始呈现越来越紧密的趋势，当然这一趋势还需要数百年才能真正成型，而在十七、十八世纪对欧洲的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地理大发现，物种的交换速度有着质的飞跃，来自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产生更高的亩产，解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同时，大量来自美洲的贵重金属引发了价格革命。价格革命改变了财富分配方式，一方面使中产阶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使贵族领主衰败没落。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从封建领主手中流入资本市场，加深了农业的资本化程度。在这一进程中，旧有的土地贵族衰落，逐渐丧失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正如德马达莱娜所言：“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事实上已经有权任意使用土地，甚至可以将土地传给后代”。在之后，资本主义化的贵族领主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兼并大量土地，有时候农民自身也合并地产，进行集中管理。军费的提高推动了土地税的上涨，更多的土地需要缴纳更多的赋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资本化贵族对土地的需求，并提升了持有土地的成本。中小阶层的农民与资本化的贵族在土地兼并对抗中达成微妙的均衡。
在远洋贸易上，法国展开与英国竞争。1716年到1787年间，法国的海外贸易增加五倍，在非洲开始从事黑奴贸易，在西印度群岛利用奴隶开展甘蔗种植，在印度设有商号进行香料与茶叶贸易，在美洲，把路易斯安那与加拿大的当地经济作物运回国。这部分商品来自大西洋的远洋运输，通过马赛港向欧洲辐射，大西洋-地中海贸易链带动了法国大西洋沿岸与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发展，包括敦刻尔克、马赛、南特等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受益。然而，这一系列货物交易与运输中，糖、丝织品和酒等奢侈品的比重比较大，而工业制成品相对较少。这意味着，与英国相比法国的贸易成本更高昂。
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工业力量有了新发展，但无法作用于远洋-洲际贸易。法国手工工场发展较快，“阿尔萨斯的染色布、印花制品，里昂的丝绸在全欧洲享有盛誉，被当作奢侈品高价出售”。至于重工业，近代早期的法国并未与英国一样进入工厂时代，但在某些特定产业，法国也引进了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系统，在1779年，第一部按照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投产使用。但绝大多数的工业化生产的资本化程度不高，比如金属冶炼行业的主体依然是小型冶炼厂、家庭作坊或者是小型工场生产。然而，作为一个欧陆国家，法国高度依赖陆地运输，加上旧制度下各地区的国内关税，运费高昂。种种原因使得法国在远洋洲际贸易方面并不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3. 社会风气的变化状况
讨论法国现代早期的社会风气变化，事实上就是讨论巴黎，因为巴黎作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中心，宫廷、沙龙等等流行因素在这里萌芽与发酵，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启蒙运动最为典型，也最有时代特征的产物。科学、工业与理性互相推动与促进，自中世纪以来，人类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时代，比启蒙运动时期更加信仰人道精神，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被称 为“光明的时代”。十八世纪在观念上提升了人的地位，神秘主义与宗教逐渐衰落，世俗主义抬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时代并不比之前更强。在城市，学徒工、师傅与行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学徒在身体与精神上都能感受到自我的压抑与剥削，农村的治安充斥着强盗与盗贼，危险无处不在。但十八世纪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确实发生巨大改变。正如彼得·伯克对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评价那样，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比所取代的世界观(罗马)更为软弱无力……人们对国家的福祉漠不关心，不再向往尘世生活”，而十八世纪是“重振勇气”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世俗与此岸世界。
基于十八世纪的现实，巴黎的启蒙哲人对法国展开讨论，文人在宫廷与民间产生不同但同等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得益于法国以及日内瓦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文人对于时局以及世界的看法在整个法国的中产与智识阶层传播，出版的读物有先贤祠伟人的经典名著，为后世耳熟能详，但通俗读物的比例更多。通俗的文学小说吸引了越来越多读者，这些通俗小说在国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法国境内。远至俄国，王公贵族甚至国王都欣赏法国文学作品。“伏尔泰赢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欢心，狄德罗则在俄国女皇卡特琳娜面前故作姿态”。巴黎与外省成立了许多探讨思想的民间团体，资产者们在此聚会，并设立促进研究与创作的基金，而沙龙的聚会形式首先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举办之后，成为一种风尚传播至整个欧洲。法国思想与生活方式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影响整个欧洲，欲望与人性将人从彼岸与来世带回现世。
另一方面，启蒙哲人对于法国乃至于整个欧洲的状况展开反思，对于绝对君主制以及旧制度的质疑甚至成为他们的标签。自然法学说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在政治理论基石的构建中得到发展，对传统的王权基础形成挑战。卢梭学说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激进的。卢梭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主张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但随着与自然的对抗，人类结成一个个政治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人们因为社会生产的精细化与分工，形成不平等关系。“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动摇了国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权力并不来源于神授，而是社会契约与个人主权让渡。卢梭学说既不支持“贵族论”，也不支持“王权论”，这一点反映在法国大革命山岳派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可以被视为政治的折中主义者。孟德斯鸠出身于一个典型的“穿袍”贵族家庭，其祖父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自己从其伯父手中承袭了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一职。由于其出身与经历，他相信君主权力的中介-贵族不可缺少。如果国王打算消除这一介质，权力将缺少节制，政体会走向专制，因此，“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用权力遏制权力”。在孟德斯鸠看来，贵族与高等法院就是国王权力的节阀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伏尔泰是坚定的王权支持者，并充分反映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伏尔泰对路易十四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掌握了权力的国王，并认为王权是法国唯一的希望，只有王权才能对抗落后时代，并抵制贵族与教会的挑战。
以上可以看出近代早期法国的全貌，即一个充满对抗的机器，每个零部件都在竭力对抗，但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只需要稍许的力量，这一国家机器就会怦然倒塌。这一机器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逐渐脱离社会各阶层并丧失信任，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积蓄不满。
(二)全球视角下的法国大革命起源
考虑到对大革命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以及大革命对于世界各个方面的影响，大革命也需要放在一个全球语境下来考察。这种视域与角度也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大航海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影响、欧洲科学技术尤其是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在长时段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
全球的物质与意识流动塑造了大革命前的形势。由于1500年开辟新航路与开启大航海时代，全球各区域的经济开始联系，尤其是物资的交换频繁。数个世纪的物资交换影响并改变了欧洲的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迈克尔·夸斯的 《全球的隐蔽之处：叛乱、走私与大革命的起源》，正是立足于这一全球背景，探讨经济变化对大革命的影响。由于越发紧密的经济联系，烟草贸易与纺织品 贸易改变了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国家垄断下的烟草成为法国非常重要的税收来 源与消费品，其税款与利润甚至超过盐税，这一高昂的利润无疑催生泛滥成灾 的地下烟草走私。众多的走私商利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低价高质，尤其是不需 要缴纳关税的烟草，冲击法国的国内市场，并在事实上催生一批具有独立武装 与经济收入的商人群体，这一群体在各方面形成对法国政权的挑战，包括但不 限于经济与军事。在经济上，宫廷损失了大量的烟草垄断收入与市场；在军事上，为应对法国政府的走私打击，走私商们支持并推动了大量的抗税暴动与起义。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经历了20多次大规模的暴动，在十八世纪则主要是小规模的暴动与泛滥的黑市交易。这一冲突从根源上来看是不可调和的，且 必然引发法国各个阶层，尤其是智识阶层对政权合法性与国家构建的的思考。这一类思考借助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在整个法国泛滥。
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挑战旧制度，并逐渐调动起法国人民的不满与激情。
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政府越发依赖他的海外殖民地与全球市场来支撑官僚机构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以及与英国越发激烈的对抗，又进一步催生更加庞大的开支，为此法国需要向债券市场借贷更多的债务。于是，正如林·亨特所说，在帝国越来越庞大与强大的同时，法国也在失去对财政的控制。这其中最好的例子是美国独立战争。在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因支持殖民地而导致赤字急剧膨胀。1778年，法国为了对抗英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和商业力量，选择支持英属美洲殖民地独立，在整个对抗中，武装干预使法国损失几乎全部借来的10亿至13亿里弗。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并非一无所获，国际地位与商业价值都有所提升，但悲哀的是，法国财政更迈向崩溃。更详细地说，法国在海外贸易腾飞的同时，政府的财政负担变得更加严峻。出于对海外竞争军事冲突的准备，以及保护法国本国海外贸易与商业活动，法国需要在海军规模上形成一定的威慑，形成对英国海军的对抗能力。但与此同时，法国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其在陆军建设上也不能放松，需要维持一只庞大的常备军来应对欧陆的威胁，比如说俄国与普鲁士。
这样的现实情况使法国的军事费用异常庞大，尤其是在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形成，但这并未能够为法国政府带来足以支撑其国家机器的利益，也不能补足亏空，反而加剧法国社会矛盾与体制困顿。更详细来说，战争行为并未能够为法国带来任何的益处，但却带来了巨大的难以负担的开支。每一场战争都未能提升法国的国家信用评级，事实上，不健康的债务结构还一直在消耗法国本就没有多少的国家信用。每一次战争都会使法国进行新一轮的国家贷款。相比较战争税而言，贷款更快更充足。不幸的是，每一次战争都未给法国带来偿付贷款的能力，换句话说，战争是不挣钱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当局甚至都不能告诉资本家，未来的回报在哪里，七年战争如此，北美战争亦如此。因此，资本与王权的结合并不紧密，其结合更多的是因王权强制力量的驱使，资本或许没有国界，但资本家却是有形的。
战争的费用不仅与资本息息相关，其同时还与土地上的“资源”有关，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农业税都是法国财政的重中之重。这一笔税赋不仅对国家很重要，对于领民也同样如此。农业税支撑了旧制度，但同时压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能。这一税赋对领民而言很难看到直接利益。毫无疑问，任何扩大再生产的行为都需要资本，而高额的赋税使得农民缺乏资本。更糟糕的是，战争增加沉重的赋税，加剧了农民与法国政府的矛盾与对立，这就不难理解，路易十六将财政部称之为“最敏感的部门英国则不同，其制造业的发展与全球贸易体系将国民同国家进行了利益捆绑。重商主义和税务系统以间接税为主要来源，推动着商业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促进商业，使资本纳入英国的贸易体系，并从中获利。由于战争推动并建立了安稳的发展空间，也增加更多的订单，每一场战争对于资本而言都是利好消息。这样的心理推动着资本如同雪球一般，或主动或被动纳入了英国的公债体系。间接性的税赋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这一结构性征税平稳了农业，安抚了农民，并由获利者承担代价。对未来的乐观评估以及客观上的发展使得英国公债可以实现循环，建立了良性的发展体系。所有人都相信每一笔在战争中的花费将奠定未来财富的增值。
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社会与经济，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社会的矛盾。1786年法英签署了英法商业条约《伊甸条约》，以这一条约为标志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条约最为重要的核心是，塑造以英法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这清晰地表述了这一条约对于自由关税的追求，这也符合十八世纪英国斯密学派与法国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自由贸易经济理论对法国乃至于欧洲的影响。如果不将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发展状况考虑进去，很难讨论关税壁垒与自由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但对法国社会而言，十八世纪的自由贸易是一场灾难。除了丝绸业之外，法国的毛织品、丝绸、棉织品、尼龙、冶金、陶瓷等诸多领域都落后于英国，而且讽刺的是，丝绸行业依旧维持着进口禁令。这一条约理所应当地在法国遭到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对，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领域，但可悲的是，工业资产阶级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毫无话语权，这一权利是掌握在官僚手中。最终法国的关税被定为15%，这只比《伊甸条约》所规定的高5%，对法国而言，这一税率与自由贸易毫无区别。这一情况极大刺激了法国工厂主与制造业生产者，并推动着他们一步又一步在政治上寻求这样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可以说，《伊甸条约》的签订使得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质疑王朝及王室的合法性与政府的代表性，这当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诱因。
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探求有很多种解释，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知识和文化的。数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究竟何种因素是最为主要的。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我们有着更多可能的视角，探求各种因素的交互，18世纪全球化进程下的法国，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海外贸易、社会对立、国家与文化理论塑造几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推动了革命的主要基础性矛盾形成。
(三)革命进程与结果
法国大革命的分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限定在从1789年5月份三级会议到1794年罗伯斯庇尔被处死，也可以将雅各宾时代纳入进来，甚至可以把欧洲战争与拿破仑时代都考虑进去，将时间延伸到1799年。一般来说，在狭义上，法国大革命是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到拿破仑上台；在广义上，可以是从路易十六召开三级议会到维也纳会议对欧洲秩序的再调整。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也有永不兑现的乌托邦式的平等元素，同时也表现特权的改变形式。这样一种复杂的层次感与政治活力，不仅发展出十九世纪的共和崇拜与二十世纪的革命崇拜，还外延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政治心理。
1. 革命前夕：两场战争与三级议会召开
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毫无疑问是路易十六时期陷入危机的财政状况， 而这一财政问题又可以追溯到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无需赘述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直接看结果便可知晓法国在这两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七年战争严重打击了法国在欧陆的威望，国力削弱，士气受到打击，在 1760年连续丢失了北美殖民地魁北克与蒙特利尔，在1761年又丢失了印度的商栈 ，并于1763年缔结一项保证英国海上霸权和欧陆普鲁士军事威望的“不光彩条约”。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持续为北美殖民地给予军事与财政支持，客观来说，这场战争打击了英国的海外势力，但并没有为法国带来更多的利益。1783年英国人在对美领土谈判时迅速作出妥协，并推动了巴黎和约的签订，之后美国开始施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在事实上终结了法美同盟。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影响很多，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场战争直接影响到法国六年后的财政危机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借贷都用于支持战争，有一半的财政数字被用于特别支出，但不可否认，美国独立战争为三级会议的召开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法国在这场战争耗费15亿里弗 ，这笔巨大的财政支出必须通过三级会议来解决。
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打算从紧缩财政入手，但遭到抵制。其继承人卡伦则试图通过鼓励生产来间接增加岁入，依然没有成功。最后，改革又回到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向特权者征税，冲突由此开始。1787年5月，卡伦的继任者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向巴黎高等法院递交了改革方案登记，改革的核心法案“土地特征税”遭强硬拒绝。法官们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以商讨征税法案，8月路易十六亲自来到高等法院，强迫推进该法案，依然遭到法官拒绝。路易十六驱逐了法官们，这导致巴黎局势开始失控，并发生骚乱。为了稳定局势，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路易十六重新召回法官们，此时，巴黎高等法院成为特权者赖以抵抗改革的大本营。1788年7月，特权者们似乎已经获得胜利，王权不得不低头妥协，承诺次年5月份召开三级会议。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尔被召回，重新担任财政总监。他向特权者许诺，虽然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一倍，但投票仍然会按照等级投票。所有人似乎都没想到，王权与特权者之间的斗争为大革命揭开了序幕，但主演却还未登场，整个戏剧的高潮远未到来。
1789年5月法国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三级会议，共有1139名代表参加。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农村通过代表准备了六万多份陈情书，陈情书由教士、律师、行会会员起草，主要诉求是限制王权、废除领主特权以及颁布王国宪法。在1月份，西耶斯发表一个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主要表达三个内容，即第三等级积累的不满是什么、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政治诉求与第三等级理应拥有和自己财富与能力相衬的政治地位是怎么样的。就三级会议的投票原则是按等级还是人头投票的问题，特权者与第三等级代表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第三等级谋划独立召开国民议会。由于国王关闭了第三等级的议会厅，代表们来到网球场开会，以此挑战王权的合法性与权威，该事件标志着王权与第三等级之间开始进入对峙阶段。事件不断发酵之后，国王接受网球场会议的合法性，并答应成立制宪会议。不过，王后无法接受国王的让步，外籍军团、军队、警察在王后的授意下，在巴黎以及巴黎外围集结，这一举动以及巴黎糟糕的物资供应引起第三等级代表和巴黎市民的反抗。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旧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
从三级会议的召开一直到攻占巴士底狱，法国的各个阶层将矛盾展露了出来，各方的诉求已经清晰的摆上了桌面。贵族们认为三级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贵族对王室的一次胜利，贵族们可以凭借等级投票的优势轻易的否决针对特权者的征税法案。各地的乡绅与中产阶层也对这一次三级会议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次三级议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废除特权。至于无裤套汉，他们并不具备任何话语权，但同样也希望这一次三级议会能够平抑物价保障自己的面包。但三级会议的召开告诉了所有人，王室已经失去了对于国家的控制，它已经无法平衡各方利益了。矛盾开始激化，并最终以巴士底狱的陷落这一象征性事件表达了革命的开始。
2. 革命爆发到罗伯斯庇尔之死
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仅从后世来看是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而且在当时来说，国王与第三等级都极其震撼。巴士底狱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囚犯，士兵也仅有32名，但巴士底狱是旧制度的象征符号。攻占巴士底狱产生了足够激烈的化学反应，几天内摧垮旧制度。国王接受了三色旗，并邀请拉法耶特担任国民卫队司令，巴黎的贵族开始被驱逐出宫廷。但消停一段时间的起义在遥远的外省又重新蔓延，整个法国的官僚体制崩溃，王权的地方代表者或被杀或者被驱逐，法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从制度设计来说，这次革命彻底改变了每一法国人的政治身份。1789年8月 26日，《人权宣言》构建了新宪法的蓝图。这一宣言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且其中诸多条款就是由《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帮助拟定的。其中，第一条最为重要，也是后续制度设计中的基石，即“全体国民在权利上是自由与平等的”。这一原则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新宪法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并剥离了国王的神圣位置，国王同样需要向新宪法宣誓效忠，他的责任与权力来源于国民意志。同样，国王作为旧制度的权力化身，在法理上受到挑战，以其为核心的官僚体系也瞬间崩塌。外省与巴黎的关系出现路易十四以来最为严重的疏远与弱化，地方权力不断加大，中央权力迅速弱化。从外省的权力组成机制可以看出这一点。新“郡”划分为区县，由当选的公民代表所组成的督政府领导而不是中央选派的省督领导。国王只在理论上是统治者，他甚至没有宣战征税的权力，地方在法理上能够随时反对国王及其大臣，毕竟任何政治结社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神圣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新宪法同样改变了教会的地位。1789年8月11日，制宪会议禁止什一税， 11月1日，在塔列朗主教的建议下，制宪会议征收教产，并进行拍卖。随后， 制宪会议大力打击修会，并保护修士脱离修会的法律权益。1790年7月制定 《教士公民宪章》，从此法国教会正式纳入制宪会议管辖。宪章规定一切堂区教士与主教都需要通过选举产生，神父由当地选民选出，主教从民政部门提名的候选人中经选举产生，所有神职人员均由政府付薪，成为公务员。同时，制宪会议也进行选区改革与裁撤，废除或合并6000人以下的选区，并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所有教区建立教区议会，从教士中选举出12名的主教代理，协助主教工作。
对于贵族群体而言，制宪会议及其所颁布的法令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持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对新宪法的看法有差异。1789年8月4日，自由派提出废除封建特权，尤其强调无条件废除对人身权利的约束，但经济权利，例如土地纳贡，则需要提供材料来证明其不合理性。显然，持剑贵族在土地上的经济权利得以保留。同时，制宪会议推进司法与行政体系的重建，并取消官职买卖，这极大损害了穿袍贵族的利益。
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调和式改革依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方案。国王无法接受自身权力的消解以及制宪会议对宗教的态度，贵族无法接受特权的剥夺，教会更无法接受自身地产的剥夺。大量的贵族与王公们逃离到边境，并积极组织国外的干涉力量，路易十六也设法逃离，虽然在土伦被截持。但路易十六的出逃与国外力量的干涉再次导致大革命向更为激进的方向狂奔迈进，国王在事实上将自己与法国进行了剥离，他失去了成为法兰西象征的可能性，在法兰西民众的心中，法王路易十六背叛了法国与法兰西民众。
国民已经不再信任昔日的英雄人物拉法耶特，对王室的同情态度以及在革命立场上的犹豫让拉法耶特及其代表的稳健派黯然下台。接下来，开始进入更为激进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时代，革命影响的深度以及参与的广度进一步加深与扩大。同时，以马拉为首的激进派在这一时期挑动起了民众的情绪，加剧了各个阶层的对立与冲突烈度。
1792年9月21日，国民议会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吉伦特派上台掌权后有 35%的席位，温和派有25%的席位，雅各宾左派-山岳派掌握剩余席位，属于少数派。在国民议会执掌政权之后，处理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对待国王。国王在之前被巴黎公社成员逮捕，最后被议会以叛国罪处死，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符号自此降下帷幕。国王的处死意味着共和国与旧世界的欧洲已经格格不入，境外干涉势力和国内特权者与共和国之间再无回转余地。教士与贵族在旺代、昂热和布列塔尼等地反叛，奥地利、荷兰与英国组成反法同盟，试图干涉法国。国民议会在吉伦特派的指挥下，动员一些部队并取得了一些胜利。战争状态以及国内物资的匮乏再一次激发巴黎市民的士气，在山岳派的领导下，市民们就像处死国王一样继续把吉伦特派赶下台。
1792年9月2日，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处死一些被送往监狱的反抗派教士。在卡尔默监狱，一群店员、工匠、联盟军和国民自卫队冲进监狱，处死了关押其中的反对派教士，且在之后的数天里，其他监狱也在持续发生类似的屠杀，总共有1100多人被处死，3/4是普通犯人。官方以及政权对此采取纵容态度，山岳派所领导的巴黎市府更是向全国发出号召，即在人民向敌人进军的时候，用恐怖震慑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集团，并赋予屠杀行为以合法性与正当性。血腥清洗降临到吉伦特派，丹东、罗伯斯庇尔相继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法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密谋发生在兄弟之间，造成了兄弟间的自相残杀。”密谋伴随着对个人的监控，在一种暴力的预谋与想象之中，国民性得以呈现。每一个人都被困入暴力革命的语境，并深陷密谋与屠杀的恐怖想象。
如果将大革命结束的时间节点置于罗伯斯庇尔倒台的事件，那么大革命的中心经历了由显贵向中产阶级，再转移到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政权也由专制转向无政府状态，再转向专制的过程。大革命的成果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完成了法国的专制集权，显贵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了与土地的脱离，国民被平等联系在共同的革命语境之中，并在结束了恐怖政策的同时，完成了阶级间的和解。这一共同联系在生活、风俗、语言以及情感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3. 大革命塑造的社会、语言与文化
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到更为微观的社会结构来考察法国大革命时，就会发现，法国大革命如何改变了法国的家庭关系，改变了法国民众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与想象。大革命的进程消解了国王的父权形象，家庭式的国家政治最终构建了“原子化”的社会，这一社会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波拿巴的上台。
在十八世纪，国王与国会唇枪舌战，国王与议员的博弈反映了国王的父权形象。国会议员往往通过家庭式的语言展现出服从与反抗，即采用的是与父亲对话的方式。1732年，国会议员向路易十五表达，希望他能更像一名父亲而非主子，以父亲所具有的关心、慈爱、温柔而行事。法王采用同样的语调来表达其诉求，表示愿意以父亲的纵容宽大来回应子民的要求，但同样要求国会树立一个孝亲敬上的服从榜样。这样的一种父权式关系在王印封书上表达得更为明显。国王可以将任何妨碍公共秩序者下狱，家长也可以以家庭秩序与名誉为由，申请王印封书将子女圈禁。这一种权力经常被民众滥用，以维护家长的权威来控制家庭。事实上，正如马尔塞布所说，“陛下签署的命令，往往充斥着陛下您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人名”。
因此，制宪会议向这一家庭父权开刀的第一个对象已经出现了，即王印封书以及其所代表的国王权力和国王形象。1790年，司法组织法成立了家事评议庭，专司审查父母与20岁以下子女的诉讼。他们将原属于父亲的权力交给了亲族，以此促进家庭的民主化。1792年，立法议会宣布成年儿女不再受父权的管辖控制，同年9月，成年的年龄降至21岁。由此，法国基本在法律上确定了对父权形象的打击，将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由原来的家庭解构为个人。
路易十六以及法国王后的处死，完成了大革命家庭塑造的最后一块拼图，按照林·亨特的话说，建立了一个兄弟般的社会关系。路易十六是最有代表性的父权象征，但在1791年7月路易十六逃离了巴黎，象征着国王对新政府的放弃，同时也象征一个父亲对于子女的放弃。当父亲消失在子女最为需要的夜晚，子女非常惊慌，正如国王消失那一天的国民议会。1791年7月21日上午9点，国民议会主席宣布了国王出逃，一位议员生动地回忆：“每一张脸上都写着惊慌失措”。这一事件在心理上对于整体的国家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他消解了国王在国家构建中的神圣性，国王不再是旧制度下的父亲形象了。当父亲背叛了家庭，家中的“兄弟们”则不得已扛起了家庭的重任。事实上，把路易送上断头台只是这个仪式的完成，而出逃已经赋予了俄狄浦斯弑父的合理性，这是“兄弟们”成熟的一个标志。议会代表们尽可能维持政府的运作，以确保国王缺位后的政府运作。议会全体一致通过毫无意义的法令，无需国王批准，先前投票通过等待国王批准的法令也立即生效。
国民议会同时召集了当时在巴黎的所有指挥官，并要求其对宪法、法律与国 民议会宣誓，誓词中的国王被剔除了。但父亲的缺失并非一蹴而就，这一象 征的毁灭并非所有人能接受。因此在国王被送上断头台之前，对国王的处置 方式与手段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不论讨论多么的激烈、博弈多么的势均力敌， 我们最终还是看到了路易被以叛国罪处死。
从近代早期走入现代的过渡时期，欧洲社会语言的许多概念发生了语义 结构的变化，呈现出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以citoyen(公民)和civique(民政的)为例，这都是在旧制度下就已存在的词，但是在革命时期被塑造出了新的概念共识。概念自身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发展动力之一，他不仅是物的表述，社会的与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对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玛丽·约瑟夫·昔尼叶在后革命时代对citoyen和civique这两个表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述：“某一个词，人们以为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一同产生的，其实在君主时代已经存在……很多人想把citoyen和civique当作新词而加以禁止，其实都是老词。”也就是说，概念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的变化，更有所指一些，新事物的诞生赋予了旧词以全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新词的出现也在催发着行为和思想的变迁。蒙田们使用着凡尔赛廷臣的语言与学院派作家们的语言在宫廷沙龙中游走并试图获取他们的选票，但革命的演说家们以说服和争取资产者为核心，因此自然而然的使用了属于其阶层的语言。他们将家乡的语言带入演说，将各自行业的专用名词带入“场”中以铸造其所希望表达的语义以构建人群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精确性显得并不再重要，而情绪的作用更被演说家们所关注。
于此同时，大革命将法语作为一种世俗语言通过权力渗透到了法国的底层，使这一门语言真正的实现了世俗化。语言的世俗化与民族语言的塑造并不是一种大革命的突然产物。早在1539年，王室就裁定法律文件应以法语起草，这一行政命令在之后的数年不断被王室所重复提及。而在1789年到1792年之间，公共空间的法语与教育与智识领域的拉丁语仍然在不断的争夺着语言的霸权。语言成为了一种纽带，它既连接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时也将民族带入到了国家叙事中。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能力使用法语，而有能力使用法语的人则并无动力推广法语。在法国的底层社会，方言较之法语具有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而在巴黎以及宫廷，拉丁文较之法语有着更加广泛的受众，大多数智识阶层接受将拉丁文作为写作的语言以及知识的媒介。底层与上层社会不仅在经济基础上具有着较大差异，同时在文化上也有着完全迥异的背景，双方基本上无法沟通。双方的桥梁最终在大革命时期得以搭建。这一桥梁以法语义务教育普及的形式出现，它实现了法语对地方方言的灭绝以及对拉丁文的替代。
可以看出，语言的变迁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强迫性质的共识以及大众的公共空间，但同时这一公共空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将沉默的大多数以及少数群体都拉入了革命叙事。前文中的例子不单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他同样在其他少数群体中体现，例如，女性、有色人种、犹太人。
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旧制度下法国国王的夙愿，并创造了“现代性”这个词，但同时也人为切割大革命前后的世界。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大革命塑造出了新世界与旧制度两种历史形态。法国大革命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现代行政体系，完成了法国的官僚化。大革命消除了中间阶层，实现了中央向地方的官僚统治。大革命塑造了法国的社会，父权形象消解，并以兄弟们的平等关系重组社会。在社会层级上，大革命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革命建立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与语言。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三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刘林涵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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