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我们为大家推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与博士研究生祝若琰合作的《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野中郁次郎跨域研究的要点及其中国意义》一文。出生于1935年的野中郁次郎被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在本文中，两位作者梳理了野中郁次郎的企业知识创造论与他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内在关联，介绍了野中郁次郎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要点，并讨论了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拓展方向及其中国意义。
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
野中郁次郎跨域研究的要点及其中国意义
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祝若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在包括公共行政学在内的广义的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一直存在跨越学科边界的双向学术交流。一方面，广义的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推动了其他学科的进步；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也促进了广义的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前者的代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对于马克·摩尔等人倡导的公共组织战略管理理论的影响则是后者的典型。
近年来，由野中郁次郎开创，在企业管理学界、特别是企业战略管理学界享有盛誉的企业知识创造论开始进入广义的公共管理学领域，一些中国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他的研究思路或关键范畴来分析中国的行政实践。应该说，对于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跨域应用拓展了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进行这种应用的时候，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野中郁次郎的企业知识创造论具有较长的发展历程，与同一时期国际学术界关于日本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具有内在联系。全面地把握这种联系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知识创造论的来源、实质以及拓展方向。但是，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直接或间接地援引了野中郁次郎的研究的中国学者较少注意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与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联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近年来，野中郁次郎在多部著作之中倡导将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企业知识创造论应用到关于公共组织的政策或战略的研究之中，提出了关于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跨域应用的整体思路或所谓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因此，在讨论公共组织的知识创造问题的时候，这些跨域著作值得高度重视。遗憾的是，将企业知识创造论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到公共组织研究的中国学者并未论及这些跨域著作。
野中郁次郎
本文在回顾企业知识创造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一理论与相关研究的联系的基础上，围绕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这一核心问题，总结野中郁次郎关于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跨域应用、即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要点及其拓展方向，讨论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中国意义。
二、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起源与内容
回顾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起源与内容，不但是理解野中郁次郎的跨域研究的前提，而且是发展他的跨域研究的基础。
在富士电机公司的各种工作岗位服务多年之后，野中郁次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当时的营销学权威学者弗朗西斯科·尼克西亚以及著名社会学家亚瑟·史汀奇康等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们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野中郁次郎主要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研究组织理论。这种研究取向意味着他的相关研究受到了赫伯特·西蒙——当时的信息处理领域的主要理论家——的影响。但是，在后来的回想录之中，野中郁次郎指出，他在求学时期已经逐渐意识到西蒙对于信息与知识的关系、主体能动性的意义等问题的处理有机械化、简单化之嫌。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野中郁次郎开始更多地关注日本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其中，产品开发实践之中的知识生产机制问题成为他的研究重点。也正是在这种研究之中，他开始正式告别西蒙式的信息处理理论以及对于事实前提与价值前提的两分法。在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之中，他注意到，信息不等于知识，个体的信念、经验以及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在知识创造过程之中具有重要地位，企业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处理机器、而是有机体。野中郁次郎为知识创造/管理理论奠定基础的名著《创造知识的企业：日本企业的创新动力》就是在这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企业知识创造论的核心部分、即所谓SECI模型源自他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对于产品开发以及企业管理活动的观察。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包括产品开发在内的企业管理活动涉及迈克尔·波兰尼关于明文知（显性知）与意会知（隐性知）的区分；在本体论的层面，包括产品开发在内的企业管理活动涉及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在他看来，两种知识在个体以及群体层面的形成与转化——个体将明文知转化为意会知（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不同个体对于意会知的共享（共同化socialization）、不同个体共享的意会知转化为明文知（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不同的明文知形成体系（连接化combination）——构成了企业的知识创造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具有意会知性质的操作知与共感知以及具有明文知特征的概念知与体系知分别被创造出来。
企业知识创造论一经提出，迅速被国际学术界接受。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野中郁次郎成功地将波兰尼关于意会知的开创性论述与他本人关于产品开发过程的深入观察结合起来。具体来说，他意识到波兰尼关于知识的分类深刻地契合了东方的认识论并依据波兰尼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日本企业的产品开发实践的特点，进一步地，他的经验研究以让读者可以“顿悟”的方式展示意会知的具体形式及其重要性，而意会知在企业知识创造论之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日本企业表现出强大竞争力的当时，理解了意会知在包括产品开发在内的企业管理行为之中的重要性之后，接受他的理论几乎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往往并不关注企业层面的管理活动、产品开发过程之中的意会知确实是一个不易理解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他的一项著名案例研究之中与意会知相关的关键部分。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之中，松下公司开发家庭用全自动面包烘烤机的案例被用来展示企业创造知识的三次循环过程。在这里，我们仅关注这个过程之中与意会知相关的部分。
在第一次知识循环之中，产品开发团队首先将“（使用方法）轻松与（产品内涵）丰富（easy and rich）”确定为产品概念，进一步地，团队成员将这一产品概念细化为只需在前天晚上准备配料并设定时间，机器就可以自动揉面、发酵并在第二天早上烤好面包。在这样的产品概念之下，样机被开发出来。但是，由于揉面工序存在问题，面包的品质一般。于是，产品开发进入第二次知识循环。在这一阶段，团队成员直接向著名面包师学艺并将其揉面过程抽象为扭曲与拉伸，进一步地，通过调节烘烤机机械部分的形状、参数以及运动方式来模仿面包师揉面过程之中的扭曲与拉伸动作。通过这样的努力，面包的品质明显提高。然而，新样机成本过高。于是，产品开发进入第三次知识循环。在这一阶段，问题的要点是如何降低用于防止添加了酵母的面团过度发酵的冷却器的成本。在发现调整配料的添加顺序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控制冷却器的成本之后，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在上述三次知识循环之中都存在意会知：关于“轻松与丰富”的产品概念；关于揉面诀窍的理解；关于配料添加顺序的认识。这些意会知在知识循环之中都处于启动循环的位置。
第二，企业知识创造论迅速被国际学术界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理论的早期版本实际上是关于为何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出强大竞争力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日本企业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的竞争力难以用当时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解释。面对这一研究机遇，国际学术界持续地进行了多领域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概括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带来了竞争力。在这个公约数缺乏认识论基础的情况下，与认识论具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知识创造论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SECI模型之中，内部化、共同化、外部化、连接化分别推动了操作知、共感知、概念知与体系知的出现。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基于行动的学习、场所（Ba）的创造、持续的对话以及知识的结合是上述新知识形式得以出现的前提。其中，野中郁次郎对于创造知识的场所的重要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场所，并非仅为物理性的场所，而是更多地基于物理性场所的场所性（context in-motion/time-space nexus）。同时，相对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传统管理方式，他论证了从中层到上层再到下层的中上下式管理模式（middle-up-down）更适于知识创造。
三、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要点
野中郁次郎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意识到企业与公共组织在知识创造领域可以共享基本规律。随后，在日本政府面对如何有效地创造政策知识的挑战的背景下，他在《知识国家论序说：政策制定过程的新范式》（以下简称《知识国家论序说》）之中正式阐述了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相关论述的要点有二：第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本质给予新的解释；第二，正面回应了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这一问题。总的来看，他试图围绕以上两个要点来构筑一个政策制定过程研究的新纲领。
首先，如图1所示，他以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为例，指出所谓政策形成是在特定情境（context）下集结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主体拥有的知识，超越组织的界限来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其次，他在明确反对西蒙式研究思路——区分决策过程之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将研究焦点集中到事实判断之上——的基础上，依托企业知识创造论的基本框架来论述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
图1 知识集群与知识创造
在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之中，对于西蒙式研究思路的批判占据关键位置：创造性的政策制定过程的要点在于超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元对立，通过辩证法式的综合、即从正（thesis）至反（antithesis）到合（synthesis）的过程，在更高的次元上创造知识。接下来，他将企业知识创造论的主要内容直接应用到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如图2所示，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同样存在多样的场所、对于政策制定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大多存在于多样化的、甚至具有利益冲突的主体之中，如何通过这些场所来统合多样化主体拥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知识是成功地制定政策的关键。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交流网络，政策制定所必需的知识被“社会性地”创造出来。
图2 政策过程之中的场所与互动
《知识国家论序说》是野中郁次郎主编的论文集。在执笔绪论与第一章之外，他指导青年研究者依据其理论构想讨论了与政府匿名留言板、成熟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制定、开放型组织、公共部门的革新、NPO法的立法过程、核电政策等具体政策议题相关的知识创造问题。
在《知识国家论序说》出版之后，野中郁次郎继续推动关于公共组织知识创造问题的经验研究。2018年，他领导的跨国研究团队关于东南亚和日本的地方政府与社区如何创造知识的两本英文著作同时出版。如果说《知识国家论序说》主要是关于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原理性或概论性解说，那么两本英文著作则更为直接地聚焦公共组织如何具体地创造知识这一关键问题。
在为两本英文著作撰写的序言之中，野中郁次郎再次重申了企业知识创造论适用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观点。在复述企业知识创造论的要点之后，他为《知识国家论序说》展示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研究构想增加了以下内容。
第一，或许意识到《知识国家论序说》与公共管理学界的对话并不充分，所以，在两本英文著作之中，他强化了相关对话。在这一过程之中，野中郁次郎以借用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持批评态度的部分公共管理学者的论述的方式，发展了关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公共组织战略管理理论的对比。他认为，强调量化管理、财务指标和关键绩效指标（KPI）的新公共管理理论（NPM）实际上与包括科学导向、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因素影响、以定位为中心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存在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导致公共部门出现了过度推崇科学分析、强调规划和服从的倾向，而这些倾向降低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际效果。由于野中郁次郎一贯通过与波特的定位理论的对比来确立企业知识创造论的理论位置，所以，他对于以波特的定位理论为理论来源之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评意在将他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融入公共组织战略管理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第二，在两本英文著作之中，野中郁次郎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用语，将公共组织管理者所具有的知识之中不能表述为明文知和意会知的部分概括为明智（phronesis，实践知），强化了关于明智（实践知）的论述。具体来说，他将明智（实践知）细分为设定目标、观察现实、创造场所、讲述本质、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培养（下级或相关者的）明智（实践知）六项内容，将明智（实践知）理解为推动明文知与意会知互动的动力，认为三者呈现三位一体的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公共组织管理者在知识创造之中的作用更为明确地表现出来。在企业知识创造论之中，管理者、特别是中层管理者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推动明文知和意会知的融合与转化，但是，野中郁次郎关于企业管理者在知识创造过程之中的作用的讨论较为分散。同时，与企业相比，行政体系具有更为明显的韦伯式组织特征，政府知识与企业知识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管理者在公共组织知识创造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管理者的明智（实践知）的具体分类细化了我们关于管理者在知识创造过程之中的推动作用的理解。
第三，由于野中郁次郎曾经借助几何学之中的分形理论描述在知识创造领域表现优秀的企业的组织特征，所以，他试图在两本英文著作之中以类似的思路来刻画在知识创造领域表现突出的公共组织的组织特征。在数学意义上，所谓分形指“组成部分与物体整体之间的相似性”。野中等人认为，在知识创造方面表现优秀的组织在本质上由“以场所为中心的多层级网络”构成。这种组织形态的特征之所以可以概括为分形，是因为场所既是组织整体的核心，也是构成组织的组成部分的核心；这种组织之所以在知识创造领域表现优秀，是因为知识创造活动或明文知、意会知与明智（实践知）的三位一体化既发生在组织整体的层面，也发生在组织的组成部分或分支机构层面。换言之，具有分形特征的组织形态保证了同一管理原则在构成组织的各部分之中都可以得到贯彻。由于关于组织形态与知识创造活动的关系的分析是在原理的意义上进行的，所以，这种分析既适用于企业内组织形态与企业间关系，也适用于公共组织或公共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野中郁次郎认为，在知识创造领域表现优秀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应该具有多层级的、以场所为核心、可以推动知识创造活动的分形组织形态。进一步地，公共组织的领导者应该在社区、地区和国家等各个层次创建具有相似形态的分形组织，确立自律分散型的领导力体系。
两本英文著作之中的经验研究涉及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公共组织的政策/战略实践。这些研究基本上遵循了野中郁次郎的研究思路，其中一些研究较好地验证了他的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考虑到知识在管理过程之中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创造论已经在企业管理领域产生的影响，野中郁次郎将知识创造论扩展到公共管理领域的尝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知识创造论以波兰尼关于意会知的研究为基础，而波兰尼关于知识的分类具有明显的突破性，接近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变迁。在这个意义上，野中郁次郎将最早倡导将知识创造论引入公共组织研究的《知识国家论序说》的副标题确定为“政策制定过程的新范式”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和经验研究支撑。
四、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问题与拓展
综上所述，野中郁次郎在与公共管理文献进行对话的基础上，以着重强调公共组织管理者的明智（实践知）对于明文知与意会知的双向转化的推动作用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将企业知识创造论转化为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研究方案，回应了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这一重大问题。从更好地应用、拓展他的研究方案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研究方案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如何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进行更为充分的对话；如何直观地展示公共组织之中的意会知的具体形式以及意会知与明文知的双向转化过程；如何协调信息处理理论与知识创造论的关系。
首先，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进行更为充分的对话是公共管理学界理解、接受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前提。野中郁次郎开启了与公共管理学界的对话。但是，这种对话主要以新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为对象。正如上文介绍的那样，野中郁次郎将与西蒙式管理理论的诀别作为知识创造论的起点并将知识创造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置。这种研究取向意味着他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实际上与更为广泛的公共管理文献具有内在的联系。
第一，将企业管理领域的理论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必然涉及可以概括为“政企同一性问题”的长期争论。实际上，任何进行跨越企业与公共组织边界的跨域尝试都必然面对以下著名论断：“企业与公共组织的管理行为在所有不重要的方面都是相同的”以及从这个论断之中引申出来的重要命题——两者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不同的。提及上述问题，并非意在否定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以及大量进行了跨域应用的类似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笔者认为，回应这一问题的要点在于从何种角度来理解企业与公共组织的异同。实际上，公共组织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已经给出了示例。企业与公共组织确实存在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主要是属性意义上的，而两者在都是组织的意义上具有共同点。因此，在将企业知识创造论应用到公共组织的时候，在明确企业与公共组织的共同点的同时，注意公共组织的属性对于其知识创造过程的影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跨域应用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对于熟稔辩证法的野中郁次郎来说，这本来并未难事。第二，野中郁次郎对于西蒙式管理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完全可以与行政学领域的研究传统连接起来。一方面，野中郁次郎对于西蒙的批评实际上与西蒙-瓦尔多之争中的瓦尔多的立场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评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相关论述存在共同点。因此，他应该将其理论与瓦尔多的研究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联系起来。第三，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可以与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政策知识论联系起来。政策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研究涉及政策过程的知识（knowledge of policy process）与政策过程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policy process）。显然，拉斯韦尔的论述与野中郁次郎的研究方案具有潜在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知识论对于知识的创造与转化着墨不多，而知识的创造与转化是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论的要点。因此，对接两个理论，不但有助于公共管理学界接受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而且有益于拉斯韦尔的政策知识论的发展。
其次，聚焦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有助于直观地展示公共组织之中的意会知的具体形式以及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解释能力。与关于企业知识创造的经验研究相比，野中郁次郎指导的关于公共组织知识创造的经验研究的完成程度相对较低。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企业知识创造论的成功与野中等人对于企业之中的意会知的具体形式及其作用机制的细致揭示密切相关，但是，野中等人对于公共组织之中的意会知的具体形式的讨论并不充分。纵观两本英文案例集收录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这些案例研究程度不同地涉及了意会知，但是，相关讨论并未都让读者有“顿悟”之感。在论及企业的知识创造问题的时候，野中郁次郎曾经指出，关于意会知，可以分别从技术和认识两个维度进行说明。在技术维度上，意会知可以概括为诀窍；在认知维度上，意会知与心理图式、心智模型、信念以及知觉有关。但是，他所指导的关于政府或公共组织的案例研究并非都在这样两个维度上对于意会知进行了充分、具体的说明。第二，这些案例研究涉及的不是野中郁次郎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企业知识创造论以关于企业产品研发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因此，在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公共组织的时候，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研究积累最易于发挥优势的领域显然应该是企业管理与工业领域的公共行政的交汇点——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将这一交汇点称为工业行政。用上文提及的拉斯韦尔的术语来表达，工业行政涉及行政知识（政策过程的知识）和工业知识（政策过程之中的知识），成功的政策实践以两种知识的结合为前提。野中郁次郎强调，政策形成是跨越组织界限的知识创造过程。这里所说的组织界限显然既包括政策机构之间的界限，也包括政策机构和政策对象之间的界限。在这样的界定方式之下，当我们聚焦工业行政时，他所说的知识创造就会更为自然地与拉斯韦尔意义上的行政知识和工业知识联系起来：企业知识创造论在相当程度上讨论的就是拉斯韦尔所说的工业知识的创造过程，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涉及的大体上就是拉斯韦尔所说的行政知识的创造过程。
波兰尼的知识论是野中郁次郎倡导的企业知识创造论和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共同理论基础。但是，波兰尼的相关研究不是野中郁次郎的研究的唯一理论来源。或许，正如援用哈耶克的经济知识论助推了企业知识创造论的形成，参考拉斯韦尔的政策知识论也可以促进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发展。
卡尔·波兰尼
再次，协调信息处理理论与知识创造论的关系，有助于细化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分析工具。正如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以及公共组织战略管理理论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论与西蒙式信息处理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野中郁次郎的原创性在于发掘了意会知在管理过程之中的关键作用并刻画了意会知与明文知之间的转化机制。但是，他的理论体系的确立难以脱离对于明文知的表述，而西蒙式的信息处理理论对于表述明文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明文知确实可以通过文字、数据来表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明文知的描述和理解是简单的。相反，对于明文知的描述和理解需要以清晰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实际上，产品建构理论——一种可以刻画、展示关于产品研发过程之中的明文知的管理学理论——即以西蒙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于理解工业知识的结构和逻辑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提及的是，我们在第二节曾经说明，野中郁次郎的企业知识创造论之所以被国际学术界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理论与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日本企业的多项高质量研究契合，而国际学术界的这些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知识论层面可以用产品建构理论来表达。因此，吸收西蒙式信息处理理论之中的部分分析技术，借助产品建构理论来细致分析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问题，不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知识创造论，而且可以细化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分析工具。
如果说强化与公共管理学文献的对话有助于公共管理学界理解、接受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那么聚焦工业行政研究、吸收西蒙式信息处理理论的部分分析工具有益于强化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解释力，更好地回应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这一重要问题。
五、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中国意义
在野中郁次郎的相关研究出现之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公共组织的知识创造问题的关注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因此，有理由认为，他倡导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具有积极意义。这一尝试不但为理解政策过程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完善治理机制——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多样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认识论途径。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野中郁次郎的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野中郁次郎的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中国学术界从关于中国行政实践的研究之中抽象出一般性理论。以中国行政实践为对象的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依托这些实践来构筑一般性理论，而如何完成从特殊性实践到一般性理论的转换这一重大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具体来说，关于中国行政实践，中国学术界推进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完全上升到一般性理论的程度。关于这一问题，野中郁次郎的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的讨论表明，企业知识创造论与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得以完成的关键在于将企业与公共组织的管理实践与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学术界能否将关于中国实践的观察与基础理论联系起来，是影响相关研究能否上升为一般理论的要点。关于这一问题，知识创造论的发展历程具有参考价值。
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由于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具有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理论，将中国学术界涉及中国行政实践之中的知识创造问题的一些研究整合起来。具体来说，中国学者关于政策企业家、政府创新、政策制定的很多研究在本质上都涉及知识创造问题。尽管中国学术界已经认识到知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基于知识视角的相关理论并未完成。引入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有助于我们整合相关研究、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行政主体的知识创造活动的规律。
再次，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能够为完善治理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认识论途径。如何完善治理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完善治理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如何协调相关主体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的语境之下，这里所说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多样化主体，而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主要研究议题之一就是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复数主体如何共同创造新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对于中国学术界将关于公共组织的知识创造活动的研究连接起来具有参考价值。
最后，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在工业行政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对于日本学者来说，如何依据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来解读高度成长期的日本在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实践是尚未完成的研究任务。同样地，对于韩国学者来说，将知识创造论引入关于韩国的工业行政实践的尝试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类似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完善、发展公共组织知识创造论的基础上，从知识创造的角度系统地解读中国的工业行政行为是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韩已经完成了赶超进程，所以，两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再是赶超阶段的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相反，由于中国正处于赶超进程的关键阶段，所以，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更为重要的是，日韩的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与中国的相关过程存在不同。第一，在日韩的工业行政实践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相对较低，在中国的工业行政实践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相对较高。第二，日韩的赶超进程是在全球化程度较低、外企主要发挥间接作用的背景之下展开的，中国的赶超进程是在全球化程度较高、外企的作用更为直接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因此，与日韩相比，中国的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涉及更多的主体。第三，日韩的赶超进程的国际环境比较友好、并未经历方向性的政策调整。相反，中国的赶超进程的国际环境相对复杂，正在经历方向性的政策调整。因此，中国的工业行政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更为复杂。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上述不同既是挑战，也是深化相关研究的机遇。值得指出的是，关注中国的公共组织的知识创造问题的部分研究者在产业发展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
本文节选自《公共组织如何创造知识：野中郁次郎跨域研究的要点及其中国意义》，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耿 直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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