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缺陷很明显，刻板僵硬，重视规矩礼仪，却忽视情感与内心的道德根源。相比之下，“三百千”无疑要好得多，也更符合传统儒家的教育精神。可是在我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家伦理本身已经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认为我们只有抛弃儒家，才能轻装上阵，走向现代文明，有人却认为儒家文明是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仅能救中国，还能救世界。所以这些根据传统儒家精神编写的蒙学教材，是否还能适应当今的教育，已然成一问题。
讨论必须要有根据，为避免无的放矢，我想应该先对这三篇蒙书作一点介绍，以俾为人父母或将要为人父母的读者诸君能对“三百千”这样的传统教材有一基本了解。
“三百千”一共不过三千字，按照时间来讲，一般认为《三字经》出现在南宋，《百家姓》诞生于五代或宋初，《千字文》则成书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最早的距今约一千四百多年，最晚的也有七百多年。从内容上讲，《百家姓》纯粹记姓氏，没有任何道德教育的内容，也不能增加孩子的文史知识，而且其中很多姓并不常见，甚至已经消亡，对于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孩子花了大把时间去背诵，结果是费力不讨好。所以，对于《百家姓》是绝对用不着专门学习的，毋须多论。
从文字上来说，《三字经》后出，比较简单，《千字文》则文字艰深得多。《三字经》对于一般的小学毕业生水平，完全能读懂，《千字文》则一般的高中生也未见得能读懂。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宋大学者王应麟，此外也有人认为是与王约略同时的广东顺德人区适子，甚至有人认为是明代的著作，根据是提到《三字经》的材料晚至明清才出现。总之也像其他多数历史考证一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其实作者是谁也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三字经》内容本身。
作为传统童蒙读物，《三字经》确实立意不凡。
像《弟子规》这样的迂腐沉闷的文章，起首就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根据于《论语》里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全文就从这几条道德纲领出发，为初学儿童制定了繁琐僵硬的行为仪范。
《三字经》里的道德训诫部分，也是以此为基础。但在此之前，《三字经》却用了一点篇幅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三字经》从人性论入手，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性本善”是孟子的观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论语》里孔子说的话。这句话实际上把孔孟的思想揉在了一起，来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虽然我并不认为性善论本身在真理的尺度上有多么可靠，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性善论确实一直占据了主流地位。《三字经》用最简练的语言，最通俗的文字，把传统的人性论用合乎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以阐释“教”的意义，这是《三字经》的一块坚固基石。
人性本善，但人会随环境变坏，所以一定要使他们接受教育。学什么呢，核心两个字：义和礼。义是“仁”的外化，“礼”是合乎“仁”的仪轨。然后《三字经》依数字顺序介绍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把儒家伦理和自然与物质现象放在一起讲，好像儒家伦理也和自然物质现象一样天经地义，具有不可质疑的真理性。
接着讲述了读书的次序：从小学而大学，小学者，训诂句读。先学会基本的识字读音断句，然后学更高一层的“大学”，也就是经史子集。大学从读经开始，也就是儒家基本经典，“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然后读“子书”，“经既明，方读子”，但是这里的“子书”也是有选择的，“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除了“老庄”以外，都是儒家的人物或者有儒学背景。最后，“经子通，读诸史”。“集部”也就是文学作品，这是凭兴趣随便读一点，没什么要求。
再接着就是历史年代表，从三皇五帝到“清祚终”，简要叙述了中国四千年间的朝代兴替。最后一部分是劝勉幼童勤学苦读，收录了很多古代勤学的典故。
可以说从总体上讲，《三字经》的道德训诫的部分并不是很多，更多的篇幅还是为了给初学儿童打下必要的知识基础。
关于《千字文》有一个传奇故事，据说梁武帝为了教他的那些皇室的子侄们学书法，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选出了一千个字，要周兴嗣编成一篇韵文，结果周兴嗣只用了一夜就编好，不过编好头发也就白了。同样的故事还有不一样的版本，可是没有一个版本能使我相信。
《千字文》虽然只有极少的重字，但是除掉这些重字就不够一千，这与事先选好一千字的说法无法圆融。不做任何限制，要编成一篇只有极少重字的千字文，本身的难度就很高，更何况是从某个人的书法作品里去选？而且还是指定的一千字。就像玩拼图，必须要是一幅完整的图被切割打乱，才可能通过拼接复原。所以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先是周兴嗣编了一部千字文，后来梁武帝才从王羲之的书法里辑出了字来，而且王羲之的作品里也未见得全有这些字，很可能还找了其他人的字来凑数。最后以讹传讹，并加以神话，才传成了今天的故事。这种情况很常见的，比如据说《新华字典》曾经的封面是鲁迅题写，但是鲁迅死后快二十年《新华字典》才第一次出版，鲁迅根本不知道《新华字典》是什么东西，所谓鲁迅题写，实际上是后人从鲁迅的书法里挑出了这几个字罢了。
因为梁武帝命周兴嗣编《千字文》的目的并非为了教子侄们读书，而是教他们学书法。所以和《三字经》相比，《千字文》不仅文字比较深涩，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更少。《千字文》的内容更大多是关于天文地理以及社会历史的知识，当然也有伦理的内容，但也并不是以对蒙童的口吻来叙述。
所以《千字文》的程度并不是一般小孩子能够接受的，而且即使在最早的时候，《千字文》也并不是作为童蒙读物流传，而是被当作书法字帖被研习。
对于这些古代幼童教材，我们不必加以太多的批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传统蒙学丛书》，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为之作序推介，如他在序中所说，
“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田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更何况长乐老和陆放翁那样的大雅人，对这类通俗小册子，也不是漠然不屑一顾的呢。”
“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他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
古代的作品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与文化中一定有其内在的价值，才可能流传几百上千年。而这些蒙学读物，虽然与文人学者的作品同样属于专制社会的文化产物，可是却并不比它们更加落后，如前所引，他们甚至是比文人学者的大作更为真实的古代文化的反映。我们现在具有一般知识水准和现代文明观念的人，是可以通过这些读物去了解古代的思想与价值观的。
可是当我们要把它们作为学习的对象，甚至用来教育小孩子的时候，问题就要深一步思考。
如前所述，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性质与前途，我们依然还在争论。虽然我们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成人能够比较理性的理解与对待传统，但对于其中真正可以继续传承接纳的价值观念却并不能得到较为明确的共识，那么小孩子又怎么去理解与选择呢？我们成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怎么能推给小孩子，把它们去做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呢?
比如孝道似乎是大家都赞同的价值，但古代的孝悌观念是单向的价值，儿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却是相对的。我们传统中更强调的是在下者对在上者的义务，这和我们现代文明中的平等意识与爱的教育有很大的出入。
这些童蒙课本最基础的是作用当然就是识字，但识字一定要通过背诵的方法吗？台湾所谓“读经教育”的始作俑者王财贵先生就是提倡背诵的。他要儿童读一百遍，两百遍最后达到能背诵的效果，却不要孩子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的高论是童年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所以背诵是孩子的天性。凭他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这位读经教育的提倡者逻辑能力之差，记忆力好能说明喜欢背诵吗？我就是受死记硬背的教育长大的一代，我从没有觉得背诵让我有过丝毫的快乐。更何况，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童年也并非人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时期。
如果有分辨力足够的师长带领，《三字经》并非不能读，可是却不能以死记硬背，读圣贤书的方式读。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读”《三字经》（不是“背”），进而接触传统，同时也可以通过伊索寓言，希腊罗马神话，接触西方传统。现代社会不允许我们固步自封，我们是现代世界的一份子，因该广泛吸纳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而自铸成我们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不应该为传统而传统，拒绝更广阔的文化天地。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特殊的，一概而论或许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是儿童教育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孩子不是用来给父母增添荣耀与光彩的工具，他们虽然目前是那样孱弱，但他们始终是有情感有认知的独立个体。我们只有遵从孩子的天性，用爱的教育，去引导他们走向社会，走向成人的文明世界，才能够培养成一个健全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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