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正值圣约翰大学建校50周年庆典。原本是打算在上半年举行的，结果由于时局的影响，不得不延宕至12月份举行。学校通过教育展、音乐、戏剧表演、兵操、童子军操练、体育竞赛，甚至茶会等各种形式来庆祝这个重要的时刻。让人感动的是，曹家渡的士绅和在沪的圣约翰大学校友决定以中国传统中最高规格——树碑立传的方式来纪念母校半百生日庆典。他们出资建立了一个纪念坊。该纪念坊古色古香，非常别致。
图为曹家渡士绅集资为圣约翰大学建立的牌坊落成时合影，前排中坐者为卜舫济
在纪念坊的四根石柱上，前后均琢有两副对联，并有横额，内容如下。
南面，外联语是：“环境平分三面水，树人已半百年功”。其意为：校园的东、北、西面临苏州河意即吴淞江水，培育学生半个世纪事半功倍。
中联语是：“淞水钟灵英才乐育，尼山知命声教覃敷”。其意为：吴淞江畔优美的环境乐于培育优秀人才，圣约翰大学办学五十春秋广泛教育学生。
正面横额是：“缉熙光明”。词义出自《诗经》中“学有缉熙于光明”。该文由民国“政坛不倒翁”谭延闿(1880～1930)书写。谭自民国以来，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顶峰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1928年）。他在书法艺术上同时也有极高造诣。他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谭延闿于1930年不慎坠马，患中风而不治，也就是在他题写“缉熙光明”后的第二年。
谭延闿像 中山陵石碑
北面，外联语为：“明礼达用是为国华天挺之才资造就，新命旧邦广开学舍海通而浚此权与”。其意为：申明礼节通达事理是为中国造就天资卓越的人才，古老中国兴办新型学校广度深度起初开始于约大。
中联语为：“命中西於一炉五十载缔造经营蔚成学府，在东南为巨擘千万人灈磨淬厉用扬国光”。其意为：使中西文化融于一所创立办学五十年负有盛名的大学，在中国东南经洗涤磨炼的千万杰出人物弘扬国家光明。
背面横额为：“光与真理”。其为约大校训。此校训原为1929年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书写。王正廷是“中国奥运之父”，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是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长之一（另为张伯苓），而于1929年1月1日被任命为圣约翰大学的代理副校长沈嗣良则是该会的干事长。王正廷和沈嗣良同为1928年的圣约翰大学的校董，所以由王正廷出面书写此横幅是顺理成章之事。
王正廷像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王正 廷（中）与国际奥委会官员步入会场
民国十七年圣约翰大学校董会合影 （圈内左一为王正廷, 左二为沈嗣良）
另据载，正面的外联，系题联名家嘉定王焘曾撰，由书法家吴兴王震书；中联为嘉定金文翰题书。但是，背面的两副对联是否出自他们之手，现不得而知。
让人遗憾的是，该纪念坊于1955年曾被拆除，除了四根石柱和缺损的屋檐，其余构件不翼而飞。为了迎接1992年10月圣约翰大学世界联谊会的召开。大会筹委会主任经叔平校友和北京、上海校友会负责人于当年8月上旬在上海商定，着手复建。上海校友会顾问、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负责从外地调集古建筑施工队到上海施工；建筑系校友、上海市园林局总工程师虞颂华和王玄通、张耀晟、曾蕙心等同学负责研究工程施工图纸和经费预算。虞颂华为了设计石块上的凿字位置，反复研究石坊的原样；汪统校友书写了关于纪念坊重立纪事的字样；刘沛炯、吴其仁校友多次与华东政法学院联系，取得了院方的支持，最后纪念坊在原处复建。是年联谊会召开时，美西校友会和台湾校友会负责人之一张淞生跪于碑前，激动地大呼：“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可见纪念坊在圣约翰学子心目中之地位。
复建后的纪念坊正面
复建后的纪念坊背面
纪念坊虽然得以重新建立，但是没能找到横额部分，失去了当年的神韵。根据《约友通讯》第15期（1992年9月12日）中《母校纪念坊将重显风姿》所撰：除了四根石柱和缺损的屋檐横倒在斐蔚堂后路侧外，其余构件荡然无存。根据徐以骅编著之《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所录，当时横额上的“光与真理”、“缉熙光明”由校友徐家柱从《隶辨》和《高贞碑》中分别集取字样，放大后请石工补镌以代谭延闿和王正廷的字迹。
而实际上“光与真理”的残件被砌成了思孟堂边门的台阶。残件仅剩王正廷的“真理”二字。如果猜测正确的话，背面应该是谭延闿的“缉熙”二字。长久以来，“真理”为人践踏实在是让人情何以堪。
另外，许多人认为目前纪念坊北面横额上的“圣约翰大学”五个字是被华政故意放到了反面。但根据旧时照片来辨识，当时这个五个字的确是在纪念坊的北面，并无“故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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