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士文及其东蒙秦氏
秦士文（1569—1628），字质之，号彬予，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宝坻、密云、长治知县，礼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员外郎、主客司郎中，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兵部右侍郎、左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先后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清廉为政,赤心报国。文献称其“三任剧邑，所到称能。号令严明，边人詟服”。“统六师，掌邦政，著绩严疆，丰裁凛凛，朝野共钦”。是明末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著有《宣府奏议》九卷、诗文各两卷。
第一章
先辈洪德善行盈蒙山汶水
兄弟文韬武略同金榜题名
秦氏是国之大姓，位居全国姓氏之七十八位。椐唐代《元和姓纂》、宋代《广韵》记载，秦氏系黄帝之孙颛顼之后，颛顼之孙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赢氏。伯益之孙非子有功封于秦邑，非子之后襄公救周有功封诸侯于雍，襄公之后赢政统一华夏建立秦朝，秦朝灭亡后，其子孙以国号为姓，遂为秦氏。其后一支由陕西迁居山西云中一带，东蒙秦氏为山西籍西晋太常博士秦秀之后。洪武年间，随国之移民由山西洪桐县迁居山东单县张集乡黄堆集村。明建文元年（1399），惠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围绕削藩护藩展开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千里华夏生灵涂炭。建文四年(1402)元月，频频南侵的朱棣率数十万大军，绕开朝廷重兵防守的德州、济南，取道馆陶渡河，占东阿、克东平、破单县，大军直逼南京。秦能兄弟三人在避乱中失散。兄长秦能流落到山东省蒙阴县常路镇北楼村安家。二弟秦旺漂泊到山东省日照定居。三弟秦迪流浪到山东省禹城立业。清雍正已酉年，蒙阴秦氏自修家谱，尊秦能为东蒙秦氏之始祖。自此，东蒙秦氏成为秦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东蒙秦氏忠厚立世，勤俭传家。至二世秦敬，家况已日渐宽裕。时值称颂的是，原居祖籍单县的堂兄秦纮（1426-1505），字世英，谥“襄毅”。于景泰二年举进士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成为明代中期名臣。
至三世秦复安(字处士)，家境日益富裕。到四世秦纪（字珠谷），已是富冠东蒙。时秦纪见县内龙泉寺颓坏，与秦复安商量后，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至嘉靖五年（1526）八月，历时两年零六个月,耗银五百两重修龙泉寺。建成山门、佛殿、观音殿、伽蓝殿及塑像，寺院一时“宏深壮丽，金碧辉煌”。嘉靖六年（1527），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崔文奎亲撰《重修龙泉院》记之（原文载《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高度赞誉秦复安、秦纪功德善行。
至五世秦弘（字嶅南、庠生、候选主簿），家境更加富庶，此时,家族人丁兴旺、田产剧增。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阴连年重灾，饥民易子相食。秦弘出粟万石救助贫穷，当场焚烧借券，不求偿还，并将余粮悉数拿出煮粥赈灾，活万余人。明世宗朱厚熜闻知此事，亲下诏书彰其义行（载《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秦弘一生屡受诰命，累赠至资政大夫，兵部尚书。配陈氏，诰封夫人。
至六世秦希夏（字思嶅），开始请博士教授弟子，习举子业。时县衙丁、地两税加剧，家境渐衰。秦希夏遂出游京师。时皇陵正在施工，民工逾万人，人多杂居，疫疠暴发。秦希夏至孝，因照顾老人故，潜心钻研黄歧之术，经冯琦（字琢庵，山东临朐人，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推荐，在工地设肆施药，得救治者以数千人计。三年后，皇陵竣工，秦希夏因功晋太医院御医俸吏目。不久，告老还乡,在蒙阴县城置业定居。嘉靖四十一年（1562），邹、滕两县流民倡乱，县中大姓皆弃城而逃，独秦希夏倡以大义，坚守城池，余州县多被抢掠，蒙阴却毫发未损。秦希夏一生屡受诰命，累赠至资政大夫、兵部尚书。配公氏（翰林院编修、赠礼部右侍郎公家臣之妹，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公鼐之姑），诰封夫人。常路镇其墓前建有“崇诰坊”。
秦士文乃东蒙秦氏第七世。隆庆三年(1569)二月初十出生于蒙阴县西乡（今新泰市汶南镇）杨庄。生而颖异，五岁即能读孝经，习幼仪，举动潇洒儒雅。少年随父亲秦希夏游京师，与王霁宇（字象乾，河北新城人，官至兵部尚书）之子王舆梓、葛龙池（山东桓台人，官至工部侍郎）之子葛少池同读，二公常以秦士文为榜样教育二子。万历十三年（1585），归试故里，举第一，补庠生。万历十九年（1591）试居超等，补廪生。犹善策论，督学李化龙器重之。万历二十一年（1593），选拔贡入国子监读书。万历二十二年（1594）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其才华受到萧良有（字以占，湖北汉阳人，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赏识。万历二十三年（1595）京都会试，因文章过奇未取，遂讲学燕京。平时喜读历代史及典礼兵形、钱粮律历和盐铁之道，喜爱太公八卦阴阳之术，然只详其意而从不为之。别人不解，他说：“天之所以与我必用我，岂能以雕虫小技求生活与诗酒间也”（《秦士文事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参加京都会试中进士。其弟秦士桢，字木成，号贞予。刚毅果敢，文名冠世。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据文献记载：中进士时，殿试拟元，因卷上礼部印章有污渍，主考官惧上责怪未敢上荐，屈居二甲第一名（《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此后，乡人在蒙阴县西关建 “兄弟进士坊”。
第二章
三任繁邑为黎民鞠躬尽瘁
三任郎官为社稷定谥立典
秦士文举进士后，隶事白云府。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顺天府通州宝坻知县。宝坻取《诗经》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是一个汉、回、满、壮、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民风淳朴，渔盐丰盈。秦士文上任后，“清徭粮、革火耗、核屯田、理狱讼、辟书院、倡教化”社会风气蔚然一新。宝坻银鱼是朝廷贡品，内使常来强征扰民，渔民苦不堪言。秦士文出面议定贡额，由地方如数贡送，请罢内使，民众无不称颂。宝坻与三河、香河两县（今河北境内）湿地相临，每年为泄洪常常引发械斗，多次酿成大案。秦士文倡议三县共同出资筑高台、植树木进行治理，并以法弹压，多年争斗遂绝。时宦官高淮(宝坻县大口屯人)奉旨抽税山海关，私养家丁打手千人，仗势骚扰府县，劫持民财，走私货物，百姓恨之入骨。凡横行乡里、霸人田产者，秦士文均予以拘捕治罪，并多次奏请顺天府巡抚刘白梧、蓟辽总督蹇达弹劾高淮。高淮伏法后，秦士文名声大著。
万历三十五年冬（1607），秦士文因治县有方，调任顺天府昌平州密云知县。密云县素有“燕国天府”之称，渔阳（今蓟县，原属密云）又居边塞，为佐辅要地，因而密云承担着实民政、佐军机的双重责任，历来非精干官员不能胜任。秦士文到任后，“劝农桑、清积案、明教化、弥盗奸、兴教育、革陋习，以民政佐军机，政绩卓然”，使全县上下政通人和。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鞑靼台吉诸部侵犯边境。鞑靼是退据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及其治下的蒙古族部落，骁勇善战，然当时边防废弛，粮草空虚，兵甲不足，直到鞑靼进犯到“京都门户”古北口（今北京东北边界），朝廷还在为粮草、兵械不足迟迟无法出兵。时总督蹇达求助秦士文，秦士文当即以商贾为质，购军械、筹军粮，一天一夜筹足出征物资，保证了明军及时出征击退鞑靼。万历三十七年（1609），总督蹇达应西路副将之请，修筑长城墙子岭一带内女人墙。秦士文亲临考察，发现筑墙名为御敌，实为述职考绩邀功之需，且要损坏多处民间田居。秦士文即向总督提出修城十弊，坚决抵制了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受到百姓拥戴。
万历三十七年(1609)，秦士文任职满三年，考绩优等，授文林郎。同年十二月，母病逝，遂赶赴山东蒙阴老家丁忧。
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秦士文任满后，补山西省潞安府长治知县。长治县位于上党腹地，雄琚太行之脊，山川雄胜，物阜民殷。素有“宗藩大国”、“山西巨郡”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县名即取“长治久安”之意。秦士文到任后，清理民政狱讼、确定绸贡数额，罢免内使骚扰，使长治面貌迅速改观，邑人争相称颂。
万历四十一年（1613），秦士文按惯例进京参加逢辰、戌、丑、未岁朝觐（时为癸丑年）。因铨叙优秀，晋礼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主管祀典、天文、国恤、庙讳之事。次年，受礼部尚书何昆柱之命，主持万历三十八年以来名臣封谥。秦士文“持衡清议、不附权贵、考证详实”，共有四十四名贤能之臣获美谥。他对求情者一律严拒:“易名之典，荣辱千秋，必此人不亏其典，予不敢因情市恩”。其清廉公正赢得当时朝野钦服。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秦士文将秦希夏从老家蒙阴迎养京城官邸。时已中举的秦士祯同行，一家四代，欢聚一堂，尽享天伦之乐。是年恰逢秦希夏七十大寿，诞辰之日，京地官员慕秦希夏之名和与秦士文之谊，纷纷前往祝贺。后任礼部尚书的盛以弘、王思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贺逢圣，翰林院右替善、礼部右侍郎骆从宇、丘士毅、彭凌霄；后任工部尚书、太子少傅的薛凤翔；后任礼部尚书的林学曾、谢启光，南京礼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倪思辉；后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熊文灿，兵部侍郎魏应嘉、张宗衡；后任吏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儒炳；后任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杨守勤；阳武侯、太子太师薛濂；东宁伯焦梦熊等71位官员亲笔书丹为秦希夏祝寿，盛况空前。秦士文为感谢同仁厚爱，将所题诗文真迹分两卷装裱，定名为《秦太翁寿章》，并亲笔于前题撰《乞言小契》《乞言续契》《左书》和《目录》，嘱后人作为“传家之宝，世代珍藏”，成为研究明史及明代书法作品的珍贵资料。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秦士文晋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因其喜爱阴阳之学、通晓历法，奉命监制《大统历》，使历法为之一新。万历四十七年（1619），晋礼部主客司郎中。主客司主管外国朝员接待、赏赐事宜。秦士文针对当时司内纪律松弛、疏请不报、外国使臣近千人滞留国内不返以刺探国情等情况，奏请一一调处，顿时司内秩序井然，被誉为礼部不可多得之干才。
第三章
备兵岷洮除流弊有口皆碑
长城内外战鞑瓦千古留名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驾崩于乾清宫。八月初一，泰昌帝继位，正在任万历帝丧事提督的秦士文，因熟悉边事，急晋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备兵岷洮。岷洮辖洮河上游的临潭县、卓民县、岷县等地，是藏、汉、回、土族杂居区。自古有“西控青海，南扼巴蜀、东去三秦”之说，是军事要地。此时的岷洮，因地处偏远，法纪松驰，吏滑将骄，军备懈怠。秦士文到任后，持大体而不拘繁杂，清吏治，严军纪，严惩贪官及失职之人，顿时副将、守令有劣迹者望风而去，其留任者洗心奉职，军心大振。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一日，仅登位一个月的泰昌帝驾崩。经过一番闹剧般的斗争，九月六日天启帝继位。天启元年（1621），秦士文奉旨巡阅河西诸镇，河西东起乌稍岭，西至玉门关，武威、张掖、嘉峪关等镇分布其间，横贯2000余里。沿途荒漠峻岭，车舆难行，秦士文骑马昼夜驰骋于番部中，五个月往返行程近万里，历尽风寒霜苦，掌握了边情，督导了边备。岷洮与瓦剌火落赤部落一墙之隔，瓦剌是蒙古西部一游牧民族，英勇强悍、善骑射，长期侵扰边境。正统十四年时（1449年），曾举兵攻明，在土木堡俘虏了率军亲征的大明皇帝朱祁镇。秦士文针对兵力单薄，修筑城墙，强化军备，并推行“清隐占、补行征、惩贪墨、兴屯利、明烽堠、兴茶马、革互市”等政策，三年间，瓦剌匹马未入，我方未折一矢、未损一兵、未糜一粟，镇服瓦剌，保障了疆土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天启三年（1623），秦士文因军功政绩晋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离岷之日，百姓百里夹道相送，哭声震天，车舆不能前行。秦士文于三岔驿挥泪告别乡人。离任后，乡人在岷建祠祭之。
秦士文为人耿直、为政廉洁。备兵岷洮期间，时上规定朝廷下拨粮饷按日标准下发，然朝廷拨付时却误按每月三十天计算，这样因大小月原故，每人每年可节约6天粮饷，近十万官兵三年多时间节约了大批饷银。秦士文离岷时，将节余粮饷作成表册上交朝廷。在当时地方官员克扣粮饷成灾的情况下，秦士文之举令熹宗大为感动，当即下旨命户部核实准确后，全数奖给秦士文购置田产或赡养老人之用。
秦士文入晋阳（今太原市）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仅三个月，父病逝，遂返乡丁忧。丁忧其间，秦士文用熹宗皇帝奖赏的饷银，在蒙阴城西关建成占地二十四亩西宅,并扩建杨庄园林（今属新泰市汶南镇），西宅前为二层沿街楼阁，院内分前厅、后厅、大金斋、小金斋、左廊坊、右廊坊等建筑，设九个独立院落和一个后花园。这些建筑椐秦之骥（字称甫，号方麓，秦玑之子、秦士文之孙）《耽野居士序》记载：先遭清顺治四年兵燹，“邑墟于兵，庐烬于煌”；后历康熙七年地震，“一时城居乡宅，倾圮无余，向时之巍峨，尽为荒烟瓦棘。”其后虽经修茸，但远不及当初之富丽。其居直至解放后拆除为政府单位征用。现尚存有上马石等遗迹。杨庄园林之亭台楼榭，清代先遇地震、后遭火灾, 清末以后逐渐颓废垦为农田。秦氏后人用园内过火后的桂花树桩刻制的笔筒尚存，园内数株本地罕见的粗大的虎皮松，五十年代才被砍伐。至今当地尚有“从北京到南京，杨庄才有虎皮松”之说，可见当时园林规模之宏大。
天启五年（1625）冬，秦士文服满后进京，在京都为官的乡人杨范我、葛少池陪同入吏部报到，因当时官位无缺又临近春节，秦士文即返乡待缺。时鞑靼十余万人逼进宣大一带，有突犯之情形，急需得力干员赴前线主持军务，因秦士文备兵岷洮政绩卓越，遂急召返京。圣旨抵达蒙阴已是大年除夕，时秦氏一家正在欢度新春佳节。因边事紧急，令接旨即返。秦士文遂于当夜提前送家堂后起程返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官身回乡，也是在家过最后一个春节。为纪念其忠君之举，秦氏后人自此每年大年除夕送家堂，并沿续至今。
秦士文抵京已是天启六年（1626）正月上旬末，当天入朝觐见，次日即以山西观察使衔备兵怀来。随之加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怀来（今怀来县）位于张家口东南部，是北京连接西部的边陲要地,是阻止鞑靼入侵的重要屏障。不久，宣府巡抚晋工部侍郎，秦士文遂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宣府（今宣化县）“南屏京师，后控沙漠，左守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读史方域纪要》），是明代九大重镇之一，也是保卫京师，防御蒙古族南下的咽喉之地。宣府所辖长城东起顺天府昌镇界火焰山(今北京延庆县境内)，西至大同镇平远堡(今山西大同市境内)，管辖长城1226里，分八路设防，设12卫、1所、28关堡，编制兵力126395人。当时，瓦剌和鞑靼黄台吉青把都诸部落近三十万人沿宣府辖区边境驻牧，初在上谷开设互市，尚和睦相处，后摩擦渐生，多次入寇抢略洗劫。秦士文到任时，所辖八路官兵仅七万九千人，老弱病残近半；军马、骆驼三万四千匹，疲弱者近半；屯粮仅虚有其名，欠军饷达数十万。恰时逢荒年，兵屯欠收，官兵衣食无着，军心涣散，将士疲惫不堪。九月，鞑靼毛乞炭挟赏不遂，繇盆儿梁率部入侵常胜堡、宁疆堡（今河北赤城县境内）。秦士文急令副将刘炳业领兵赶至骆驼山（今赤城县境内）以火炮将敌击退。参将张承宪赶到连冲五阵，重创敌人，敌人急退。张承宪邀功心切，凭勇穷追，误中埋伏。副将孙尚智见状观望不前，临阵脱逃，致使张承宪部全军覆没。次日，秦士文率部赶到，始将入侵之敌击退出境,秦士文随即解除孙尚智副将(武职正三品)职务。
骆驼山之战虽击退犯敌，但因损兵折将，秦士文受到熹宗斥责。秦士文上书尽言军中实情和初上任之难，熹宗谅之，始下拔粮饷，保证了各路官兵给养。
骆驼山之战后，秦士文着手整饬军务，时奉旨出镇九边宦官葛九思挟重市权，以钦差自居，处处插手军务。秦士文为实现自己的治军主张，一方面极力同钦差监军搞好关系，另一方面直接摊牌：“吾与贵人同为上之臣子，治一方人，贵人行事应谨慎无害于兵民，然贵人你却不恪守规定，请你行事多为地方治考虑。”秦士文凭借着自己长期出任军政要职、熟悉军政边事等优势，恩威并重，竟使葛九思心服口服，言听记从，使其能够大胆改革边务。一方面“宣恩威以厉士气，宽法纲以怀将心，屯盐粮以佐军需，清抚赏以结属夷，革冒滥以杜漏卮，慕强锐以补缺伍，明侦探以时备御”（《秦士文事略》），一方面为节约开支、提高效率，罢幕府、简幕僚，严惩侵占公有钱财的官吏萧文中等人，为便于临战指挥，在宣府西北百里以外的长城要塞上谷（今张家口市）设署办公。上谷山川环抱，群峰突兀，地势险要，乃“京畿之锁钥”（《畿辅通志》）。秦士文身先士卒，亲居边塞要冲，士气为之一振，奢糜松懈之风顿消，吏治军备井然。
宣府所辖长城以外，驻牧的瓦剌、鞑靼中有七庆台吉部落。天启七年（1627）正月，秦士文得知台吉部有突犯情形，急命下西路副将李时芳，洗马林（今万全县境内）副将杜维栋，各领兵三千与要路埋伏，副将焦迎恩、徐冕统兵三千迎敌。至时，伏兵四起，将士奋力冲杀，台吉大败，取得三十年不多得之奇捷。台吉派遣使臣乞和。熹宗闻知，加秦士文从三品服俸，赏白金彩绮。
同年五月，蓟镇（今蓟县）报告，鞑靼火落赤骚闹台吉会合湿布抽扣儿毛乞炭，集合诸部万余骑计划进犯龙门所（龙门守御千户所，今赤城县龙门所镇境内），秦士文命叶凌汉领兵八千驻防滴水崖堡（今赤城县后城镇境内），宁远堡（今张家口市老鸦庄镇境内）一带，刘炳业统兵三千驻长伸地（今赤城县境内）一带，胡升、沈明泰统兵五千骑与同参将张樊功部驻防龙门所、牧马林堡（今赤城县龙门所镇境内）一带，蓟门游击闾守信领兵三千居要害地为援。是月，敌人九千余人分三路入侵，一路驻扎镇安堡（今赤城境内）附近、一路驻扎七絳烽（今赤城县境内）、一路驻扎永宁堡（今延庆县境内），并每日派骑兵四处侦察。秦士文立即调整部署，令副将王景统兵驻上哨，宋亮统兵驻夏家冲（今赤城县境内）辅之；朱邦贤统兵驻中哨，孙习吉领属夷驻长伸地辅之；蒋应武领兵驻下哨，王天宠领兵驻云州堡（今赤城县境内）辅之；叶凌汉、姚应卿统精骑做预备队，大帅杨国勋、裨帅江梧驻龙门所，秦士文自统精兵居中，上北路冯一鸿、下北路张王佐负责从云州堡、雕鹗堡（赤城县境内）押运粮草，赤城监司张君率精骑突袭敌阵，采用火攻战术，辅以诸军围剿,大败鞑靼。不久鞑靼遣使求和，并表示认罚进贡。
同年六月，下西路洗马林（今万全县境内）副将杜维栋报告，平湖台了望哨发现敌骑兵向边境地区集结潜伏，可能进犯黄家堡（今万全县境内）。秦士文即令杜维栋领兵三千、徐冕领兵三千分两路堵截，刘炳业领精骑七百，王景、朱邦贤各领精兵五百于要路埋伏。次日松木儿、下刀儿部入侵黄家堡，杜维栋纵骑当先追杀敌人至榆林堡，（今万全县境内），刘炳业等率领的伏兵先用大炮轰击，后合兵追至新河堡（今万全县新河堡镇境内），突然敌人一支伏从山中杀出，正在危急之时，李时芳、聂澄领兵一千二百人赶到，随之秦士文率五千骑兵到达，合力戮敌，获大胜。
天启六年至七年，宣府战事频繁，秦士文虽年近花甲，仍披甲治军，常数日目不交睫，长期鞍马劳顿，须发尽白。其边功政绩，赢得满朝钦佩。
天启七年春，秦士文晋兵部右侍郎，仍巡抚宣府。
入主兵部患病三疏乞归
公报私仇遭巫陷遗恨终生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
八月二十四日，崇祯帝继位。崇祯继位后，即着手清除长期把持朝政的魏忠贤。九月，杨所修首先弹劾魏党。同月，秦士文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奉召回兵部理事，同时晋杨所修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崇祯长编》）。
十一月，魏忠贤在贬凤阳途中自缢身亡，清理魏党行动全面展开。同月，秦士文晋兵部左侍郎。同时奉旨的有袁崇焕、贾继春、李若桂、费兆元、张归枢等分任各部左右侍郎和都察院右佥事（《崇祯长编》）。
十二月，秦士文以兵部左侍郎署掌京营戎政。同时奉旨的还有张圣方、李师元、周昌晋分任文选司、考功司和都察院职务（《崇祯长编》）。
崇祯元年（1628）二月，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署掌京营戎政。同时任用张翼明、李养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长编》）。
当时的朝廷情况十分特殊，可以说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党人物。而秦士文虽为兵部尚书，却不是魏忠贤扶持的，而是由崇祯帝把他从边塞召回京，从一个兵部右侍郎身份的巡抚，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一步步委以要职，不仅交给他了军权，还交给他了京城的卫戍权，可见崇祯帝对他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然而，一些典籍凭推论以讹传讹。如《中国人名大辞典》称：“秦士文，万历进士，累迁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号令严明，边人折服，以功加兵部右侍郎。于宣府建魏忠贤生祠，俄进兵部尚书”。其实，秦士文晋兵部尚书等要职都是崇祯的提携，与早已死去的魏忠贤毫无关系。
崇祯元年（1628）二月，京城清魏党进入高潮。户科给事中阎升首先弹劾李蕃、李精白为魏忠贤建生祠。户部尚书郭允厚、兵部尚书秦士文等受到牵连。
秦士文为何受到连累呢？天启七年春，宣大总督张晓决定上疏请为魏忠贤在宣府建生祠，并请皇帝申请祠额，天启帝题祠名“隆勋”，并批准建祠。上疏时虽以总督名义，但身为宣府巡抚的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张素养同时署了名（《先拔志始》）。秦士文虽非主要责任，但他当时职务仅次于张晓，因此也就难免其咎。
时年60岁的秦士文，长期奔波在抗击鞑靼、瓦剌一线，连绵不断的战事使他须发尽白、体弱多病。他借机向崇祯帝提出回老家养病的请求。不知是崇帝对他各外宠爱，还是考虑到他的职务特殊，竟在这个关口批准“赐归调理，病痊起用”。
二月底，秦士文回到蒙阴老家闲居。
三月，朝廷因功荫秦士文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可见崇祯对他受牵连之事没有深究的意思。然而让秦士文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
四月，乔若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河北临城人,时任礼部主事），见有机可乘，上疏弹劾秦士文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口称“上公公万福”，并行五拜三叩之礼。随之二次上疏，弹劾秦士文追随内阁首辅魏广微，指使其党徒陈九畴（弘治十五年进士，菏泽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讷（佥都御史）、智铤（监察御史）排除异己（《明史》）。并由宣府兵备道张宗衡作证，要求部院议处。
当时正值清除魏党的风口浪尖，秦士文虽不在职，但仍任崇祯朝军、警最高长官，虽明代作为中国最民主的一个朝代，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皇帝、指责朝廷、弹劾高官，但特定的时间和秦士文所处的特殊位置都决定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
秦士文是否涉附魏案，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其一，魏忠贤真正掌握朝柄在泰昌元年至天启七年上半年，这7年多时间中，秦士文三年在蒙阴老家为父丁忧，三年在偏远的陕甘边塞巡防，两年在晋冀边塞忙于战事，不可能攀附上红极一时的内阁首辅魏广微，更不可能攀上魏忠贤。其二,陈九畴先任甘肃巡抚、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应为秦士文上级，秦士文晋兵部右侍郎后，一直在万全前线与鞑靼鏊战, 不久崇祯帝继位，指使陈九畴等打击异己之说难以成立。其三，天启七年（1627）三月，总督张晓请建生祠，时秦士文自该年正月至六月一直在上谷、赤城、万全等地主持军务，并取得了三战三捷之战果，史之有载。秦士文一向对宦官干政十分反感，五月钦颁魏忠贤画像至宣府时，恰逢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战事，秦士文由上谷急赴阳和督战，只有监司、总兵以下人参与迎导。更谈不上迎导和行五拜三叩之礼。其四，以当时情形，即使秦士文真的参与了迎导魏忠贤画像也不值得乔若雯两疏弹劾。因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朝政，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首建生祠，天启帝准奏，并亲赐名为“善德祠”。“自是上至督抚大吏、下至武夫商贾、争相颂德立祠”，致使“诸方效尤，几遍天下”，一时“奏章无巨细，争相颂忠贤”《明史》。御史刘之待迟转建祠疏文被削籍，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被论死。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建祠已形成一种潮流，即使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中国通史》）。”其五，秦士文抚宣其间，与主政之魏党应无瓜葛。当时巡抚一般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或兵部侍郎衔，而秦士文作为九大重镇之巡抚，仅是右佥都御史衔，如有瓜葛恐不致如此。且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吏部尚书崔呈秀，新都御史王绍微编《缙绅便览》《天监录》《东林点将录》分列东林党、魏党名单，均未涉及到秦士文。
椐史料证实，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事出有因，或者说有公报私仇之嫌。天启七年（1627）三月，秦士文抚宣不久，见被称为“边墉屏障”的南山(北京延庆县境内)一带长城坍塌严重，遂筹资对道字十一号至火焰山段一万三千七百丈长城，五十座墩台进行修茸。时乔若雯以中书舍人身份，为户部押送钱粮至上谷（今张家口），秦士文宴请并备土特礼品。时宣府镇出缺，乔若雯受人之托，要求让刚受处分的孙尚智补缺。秦士文一听颇为不快，因骆驼山一战，孙尚智见死不救，致使秦士文损兵折将，受到朝廷非议。秦士文说：“使君之命不敢有违，然罪弁孙尚智骆驼山一战闻警规避，陷兵将于死地，请使君明察！”为此二人闹得不悦。此时兵备道张宗衡（字石村，山东临清人，天启元年进士）入，问道：“使节远道而来，我们备何礼相送？”时秦士文正在气头，冷冷地说：“巡抚本是肥差，但在这穷陋之地，为节支我入宣即罢幕府、减幕僚，这你是知道的。乔公品行高尚，又是内阁官员，我不敢玷污他的清名”。守道张宗衡见此情形，忙笑而退去。秦士文与乔若雯自此结怨。
乔若雯弹劾秦士文时，张宗衡暗中使人伪证，张宗衡与秦士文本是同僚、同乡，秦士文在礼部时与张宗衡就关系甚好，何张宗衡暗中行落井下石之事？这要从他们共事中的误解说起。天启七年五月，赤城之战刚刚结束，将士同乐，然万全右卫官兵到巡抚署鼓噪闹事，原因是饷银有假，秦士文逐级追查，张宗衡私自找秦士文认错，称其好炉火的朋友为之，愿受处罚。秦士文顾及其情面，遂令将劣银暂存旗鼓处，待验明真假后处之。遂命张宗衡暗中以良银易之，平息事端。张宗衡面似感激，却始终耿耿于怀。
同年九月，秦士文奉旨由上谷回兵部理事，按惯例向吏部推荐继任者，张宗衡请求推荐，秦士文知其贪墨刚愎，且有侵占军饷之劣迹，但考虑其确有军事才能、又比较熟悉边情，遂首推张宗衡、次推李养冲。然朝廷确定人选时却以李养冲代之，张宗衡副之。此虽系朝廷决定之事，但张宗衡却认为是秦士文从中作梗，遂成怨恨。事后，张宗衡差两友人携重金入京，一为疏通关节求取晋升，二有报一箭之仇之意。继任李养冲、旧吏张本怀等知情后，急信告秦士文提防小人寻事生非，并建议以贿赂罪将其治罪。秦士文复信称：“治罪系厂卫之责，吾不能以私仇陷人于法”。于是乔张合谋，在当时之大气候下，秦士文有口难辩，屈辱蒙冤。其旧吏及知情者纷纷指责乔若雯：“一双手岂能掩尽千万目，现手书俱存，将来恐不免获红牌说谎之罪”。说来也怪，乔若雯弹劾秦士文不久，竟以对先帝不尊的罪名受到崇祯帝的处分。
此时，已在老家养病的秦士文闻之坦然中又不无遗憾：“吾白首筹边，历四主三十年如一日，常思以躯封疆，报累朝恩遇之隆，虽死我之幸也。然今朝廷以浮言辱吾身，而不得吾志也。”同年五月，回家仅两个多月的秦士文心情抑郁，病情加剧，数日前仍邀挚友清淡国事，二十一日在家中危襟正坐而逝，终年六十岁，葬于蒙阴县常路乡北楼村东方山之阳。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欲定附逆案，起初负责办理此案的内阁首辅韩广仅以四五十人列案。重祯帝不悦，命再查。又以30余人入案，崇祯还不许，后增加到161名。崇祯仍嫌太少，命将拥载、建祠、称颂魏忠贤者均列逆案，致使党争扩大化。涉逆案官员分八类，涉及当时京城和地方高官计260余人。秦士文因乔若雯弹劾“在宣府迎导魏忠贤画像并行五拜之礼”，被列入附逆案第七类：交结近侍又次等中之第40名（《崇祯朝野记》）受到削职为民处分。因为在封建时代，封疆大吏，特别是手握兵权之人，与内臣交往当属重罪。但这时秦士文已故去十个月之久。
秦士文与魏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肯定地说，秦士文绝非魏党人物，但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如果说与魏党毫无关系，在当时也不可能。椐野史记载，在魏忠贤当政时，朝廷一批高官联合给魏忠贤送了一只金杯，并在金杯上刻上赠送者名单，其中就有秦士文的名字，即史说的“馈器镂名”（《先拔志始》）。此外，秦士文在上疏中对魏忠贤有“业赫圣明之世，昭上公之功”的颂美之言，然当时地方大员上疏都由独揽朝政的魏忠贤包办，皇帝只听汇报，借机做个顺水人情似乎可以理解。这事虽不见正史，但相当可信。再就是秦士文任巡抚时，为实现自己的治军主张，对钦差宦官监军葛九思又打又拉，竞使仗权滋事的葛九思完全听命于他，甚至还上疏称颂秦士文敏捷飚飞、法纪严明等等。这说明秦士文为了自己的仕途，对魏党人物既有应酬讨好的一面，但在原则问题上也极善于把握分寸，是一个政治上成熟、手腕强硬、学识渊博、且善于左右逢源的封建官僚。
秦士文涉附逆案后，同僚旧吏纷纷上疏辩解，其亲属亦盼朝廷明察平反。然随着亲魏势力的消亡，东林党全面主政，期盼结束党争的崇祯帝，又陷入了东林党人的全面内讧。志高才疏的崇祯帝面对只尚清谈、无能治国的东林党人，完全乱了方阵。加之内忧外患，任职十七年间先后撤换内阁大学士50人，刑部、兵部尚书31人，杀死、逼死督师、总督、巡抚23人，戮杀官员无数，满朝文臣武将人人自保，崇祯也众叛亲离，当李自成部队陷城时，崇祯上朝议事，文武官员早已鸟兽散，不见一人，只要随身太监于朝恩，陪他一根长绳吊死在煤山。平反自然也就成了美丽的泡沫。
奉直大夫赵玉成（崇祯十年进士，因看透时事，崇祯十六年随平山寺主持出家。法号悟因，品行高洁，道行精深，为时人所重），为秦士文列附逆案不平，亲笔写了上万言的《秦士文墓志铭》(碑文现存蒙阴县常路镇北楼村)，颂扬其军功政绩，并赋诗曰：
第五章
言传身教嘱后人以德立世
克守大义多子孙为国捐躯
秦士文一生处世淡泊，性尚俭朴，不爱财宝，不蓄玩物，不近声色，终生无姬媵；常居陋室，食不兼味，好着布素衣，子孙事浮华必呵叱之。回乡丁忧及养病期间，不爱在家闲居，好同父老谈农论桑，遇人好谈经术忠义之事，慕诸葛武侯之为人，不满于宋儒以道学误社稷，为文清健，为人慷慨，先世所遗田居多予里人，常以布粟接济乡亲，甚得乡里口碑。
秦士文严以律己，更严格律人。他要求家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励，以点染为耻；在学者以读书自励，以奔竞为耻；为布衣者以农桑自励，以入衙为耻。”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长、生相贺、死相吊、善相劝、过相规、难相恤。一族相与，宜公、宜和、宜让、宜忍。勿夸以财，勿轧以势，勿争名，勿夺利，勿相谑，勿相字。卑幼尊贵遇贫穷之尊长必执弟子之礼，不得挟贵；卑幼至尊长家中不得当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长调处，不得擅自诉讼。
秦士文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时亲笔撰写《秦氏宗脉碑序》，告诫后人：“后人观此碑读其文，知吾曹皆同根生，遇之有不起敬、不起爱、庆吊往来、患难扶持者，岂人情乎；有不安农桑，自食其力，奋志不帷、克绍书香，乃甘与下流为伍者，岂人情乎；有把持武断、六博局骗、百端嚣凌为乡里所切齿而侧目自罗三尺者，岂人情乎。如此相规相戒，比屋皆为循良，则族虽稍稍衰落而人情向往，鬼神呵护……”。秦士文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忠恳而情动。
秦士文一生为人正直忠厚，赤心报国，其家人也无不如此。
其妻张氏 (1659—1647)，娴淑儒雅，恤孤周急，深明大义。甲申春，闻明王朝废，哭奠于庭，嘱族人曰：“我家世受国恩，勿为不义。”遂率族人去县东北30里外云云山辟荆而居，里党闻讯而从。大清定后，户部以招抚令下，遂率族人入城。今原居处称司马岩或司马寨。张氏一生好为善事，出资在蒙山仙洞山阴建有“大士阁”。
其弟秦士桢，初授河南信阳知府，后任江苏高邮知府，才华横溢，卒于任。秦士桢与杨涟（字文儒，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湖广应山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东林党重要人物，因弹劾魏忠贤十二大罪状惨死狱中）情趣相投，关系密切，始终保持书信往来（《蒙阴县志》康熙十五版收录杨涟致秦士桢书信多篇）。秦士桢为人正直，其兄逝后，兄弟两家分房居田产，他坚持将财产分为五分，其兄四个儿子各得一份，他和其子秦珽共得一份。配李氏，诰封孺人。子一，秦珽，字佛民，廪生，娶新泰籍进士、密云知县徐光前之三女为妻（《徐光前墓志铭》）。继配徐氏。子二，长子秦之骢，庠生。次子秦之马囧，廪生。
秦士文长子秦琮，字用韬，拔贡，娶通判王尚忠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年），流贼丁明吾部率兵攻打蒙阴县城，率众守城失败，与知县崔崶（顺治三年进士，河南长垣人）同时殉难。秦琮二子二女。长子秦之騄，庠生，娶举人郑之韩女。次子秦之驌，庠生，娶庠生李煜之女，顺治四年与父同时殉难。（《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长女许监生刘弼明之子，次女许庠生赵维璋之子。
次子秦玑（1602—1642），字用明，举人，气度庄伟，宏朗雅俊，娶监生王新命之女。崇祯十四年（1642），大灾之年，草根树皮尽为人食。秦玑出家中所藏，放粮赈灾，并焚烧借据，同时煮粥救助外来难民。时土寇峰起，攻打县城，秦玑率众守城，土寇中多有秦玑救助者，知秦玑守城，尽行散去。同年七月，史东明部攻城，自晨至夕，矢石如雨，秦玑冒生死协助官兵坚守，敌攻城不下退去。青州道台张公所称秦玑为“颛臾之长城”。十二月，史东明部李青山、朱连堂部率精锐骑兵攻城，气势浩大，官府让绅士发动百姓守城。时秦玑正准备进京参加半年后举行的癸未会试，其闻讯后毅然弃行：“吾家世受国恩，兵至辄先去之，于义不可。”遂于知县叶爚（字廷子，举人，陕西人）坚守东城，直至力尽同时被执。时秉义不屈，仰天长吁：“吾死城以报君，死宗庙以报亲，吾何悲哉！”时年40岁。事后青州道台扶柩泪涕横流：“此烈节当自题叙，用慰九原，以彰后世。”山西榆林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督捕司员外郎、提督山西学政张四教，为彰行其为国捐躯大义，亲笔写下《秦用明墓志铭》。秦玑死后葬于今新泰市汶南镇新庄村北，至今，镌刻着“丙子畿魁秦公用明之墓”的高大的墓碑仍存。秦玑一子一女。子秦之骥（字称甫，号方麓、耽野居士），廪生，娶兵马张瑞明之女。女许廪生张凤翔。
三子秦璿，字用敏，拔贡。学纯而正，文雅干练，娶通判张时英之女。清顺治四年（1647），于丁明吾作战中殉难。其妻孙氏宁死不屈同时被害。秦璿一子二女。子秦之骅，庠生，娶知县孔弘颐之女，与父同时殉难。长女许庠生牛显之子，次女许庠生高名芳之子。
四子秦珝（字用肃，号归愚、鸿雪居士），恩贡。气宇高旷，才华横溢，娶序班王尚礼之女。初任山西太原府太谷知县，时因战乱逃亡颇众，丁役混淆，秦珝整治秩序，救助苦劳，流移顿归。时民之徭役，势豪加倍取偿，剜尽穷民骨髓，秦珝刊石禁止，严加惩治，风气大改。太谷士疏日久，遂选拔其优者，亲自讲授，贫者济其财，弱者济其力，人文以盛。太谷时尚奢华，秦珝毁淫祠，倡节俭，惩奸疏，风气一新，乡人感其恩，立碑以记，并作德政诗颂其政德。后晋山西应州知府，颇有政声，著有《鸿雪集》。长子秦之駪，娶知府刘翰明之女.次子秦之马吉庠生，娶贡生孙琰龄之女。三子秦之马周，娶监生张沐之女。
秦士文女嫁庠生管恒之子。
顺治四年（1647），秦氏族人为守卫蒙阴城遭到丁明吾部空前洗劫和杀戮，气数大伤。秦士文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在守卫蒙阴县城中同时殉难。之妻张氏也因悲痛过度于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
椐秦珝《鸿雪居士序》记载：时族人“数百口半没于兵间，宇舍悉烬……遂接茅东山，因岩以栖，拾橡栗自给。素为膏粱，至是手足胼胝，一裘温蔽，累累如悬鹑”。明、清两次兵乱，秦士文四子中有三子为国捐躯，只有四子在外地为官幸免于难。故此,史有 “秦门多义士”之说（《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因而，秦珝《鸿雪集》、秦敦嵃 (字硕亭，号师竹)《缘荷诗草》所收诗作多充满悲感之情，字里行间渗透着族人劫难后的悲凉、艰辛和抗争。
第六章
康熙南巡驻秦宅褒奖忠良
诗书传世古风范源远流长
明末清初族人遭受旷世之灾后，没有就此萧寂衰落，而是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在优秀家族传统和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感召下，在东蒙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立自强，以人格的力量和家族的实力赢得世人的认可乃至朝廷的敬重。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东蒙秦氏迎来了入清后的第一次殊荣。十月十三日，康熙帝圣驾东巡，途径蒙阴，慕秦氏家族满门忠烈之名，驻跸太学生秦诜（字尔廷，廪生，侯补州同，秦士文曾孙，秦之骥之子）家中（东宅）之清闲阁。时值小雪。待臣奏：“明日小雪”。康熙帝喜其应候，十四日晨刻观蒙顶积雪。其间，皇帝于此围猎，问民疾苦，万民得观天颜，人情喜悦。按惯例，凡驻跸州县，特旨免24年之丁徭，蒙阴得以沾圣泽，秦氏家族声誉日隆（《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四年版）。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东蒙秦氏迎来第二次圣恩。康熙帝南巡二过蒙阴，第二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秦氏家族迎来第三次圣宠。康熙帝南巡三过蒙阴，第三次驻跸秦诜家中（《蒙阴县志》宣统三年版）。康熙帝感其忠义, 临行前钦赠御碗十只（现仅存一只），并亲笔御书匾悬于大门之上。一代大帝20年间三次南巡同驻一家，在历史上可为罕见。
东蒙秦氏迁徙及支脉
—答博客读者问
云蒙山下是我家
秦氏帝系简表
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
非子居犬丘，为周孝王养马，号秦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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