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哲学界如同一个江湖，鱼龙混杂。吴国盛曾对我说，它就像中国的哲学界，大部分人相当于搞中哲和马哲的，他是其中的少数，相当于搞西哲的。聪明人说话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我与中国科学哲学界还是有些渊源的，尤其是与其中的领军人物，相交甚厚。有些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
最初接触科学哲学是在82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在哲学所刚刚工作一年。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主任邱仁宗教授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系John Earmann和Wallace教授来讲学，各讲7天。邱老师请我做翻译。参加那个短期班的还有查汝强、金吾伦、罗嘉昌、郭贵春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内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那是一个高强度的讲习班，上午授课4小时，下午讨论3小时，把我累得够呛，也使我受益。一是我对科学哲学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二是我认识了国内这些未来的科学哲学家，还交了一些朋友。
短训班的地点在体育大学。由于做翻译，我被安排和老邱两人住一屋，因此与他聊得最多。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的历史，它的创始人之一是于光远，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前任主任查汝强先生是个老干部，能够来所做学问令人尊敬。这个室一直秉承于先生等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但是，老邱认为应该跟上时代潮流，希望将它改名为“科学哲学室”。院里不批，自己就先干起来，这样也就有了邀请Earmann教授讲学的事情。老邱让我来做翻译，除了外语，还有逻辑的考虑，他知道Earmann教授的水准，国内学者大都不懂逻辑，因此让我帮忙。记得讲学期间晚上还请了逻辑室的老师突击补课。从那时起，老邱就一直让我参加他组织的活动，帮助他做翻译。现如今别的记不得了，有一件事情还记得：哲学所的活动刘兵常来。后来他也成为科学哲学界的大牛了，尤其是他和江晓源的对谈，蜚声社会。不过他那时的形象很有特色，我一直记得：消瘦黝黑，每次来斜背一个绿书包，像个中学生。
除了让我参加科学哲学的活动，老邱还频频拉我“入伙”：他和我多次谈及科学哲学的重要意义和光明前途；他还利用他的国际影响提名我参加了1996年第十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并做学术报告。由于老邱的推荐，我受大会的正式邀请，享受了大会提供国际机票和住宿费的待遇。我和老邱同机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他告诉我，他的机票是他自己支付的。对此我非常感激老邱，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用英语做学术报告，题目是Logic in China，该文后来还被编辑收入会议文集。在飞机上，老邱再次谈起让我搞科学哲学的事情，并且明说他手中的科学哲学这一块希望我可以接过去。也是在那次旅行中，我明确谢绝了老邱的美意。这次会议对我影响很大，我听了波兰逻辑学家Wolenski的报告，内容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在他报告后的交谈中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尤其是关于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区别的问题，他说，语言学的东西充其量是形式构造（they are at most formal constructions）。这澄清了我心中一个长久的困惑，也使我回来终于下决心放弃语言学这个方向的研究：全身心投入逻辑与哲学的研究。当然，自那以后，我也就不再参加老邱的活动了。
老邱思维敏捷，思想活跃，不拘泥于细节；他为人正直，开朗，是一个可信的人。若不是对逻辑和哲学的执迷，我大概会被他拉过去的。老邱还是一个精力旺盛，办事效率极高的人。和他一起坐飞机，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停过，看文章，写东西，和我交谈。那几年我出国较多，但是晕机，所以坐飞机有些打怵：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和他聊天。由于晕机，我也吃不了东西，而他食欲旺盛，餐餐不落，让我羡慕不已。下了飞机后一进酒店他立即问人家要当地的报纸，我则恨不得立即躺下休息。所以即使今天我听他说起飞来飞去的忙绿，仍然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常借用沈原的话开玩笑说，老邱太厉害了：他的心脏蹦一下，我的要蹦三下，和他真的没法比。
老邱还是一个非常好学之人。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讲不了英语，后来他可以用英语作报告，并与老外交谈。他对我说过，为了学外语，他在家里的墙上挂满英语单词，自己搞出一个英语环境。这样的努力，加上他的英语也很有基础，所以讲出流利的英语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英语进步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哲学所老所长邢贲思老师。最初他也讲不了英语，后来我看到他不仅可以讲，而且讲得非常好。他的英语基础也非常好，大概一开始只是没有说的机会。我对老邢的第一印象也是在体育大学，他代表哲学所去短训班开幕式上讲话，老邱让他中午在自己的住处休息，结果我和他聊了一中午。如今只记得一个内容，他告诉我要学习逻辑室老先生的长处，但是也不能像周先生那样“述而不作”，意思是说，还是要写论文才行，这也是研究的一部分。我当年没有觉得这话如何，后来才认识到，这是对的。二三十年后有一次在社科院开金岳霖纪念会的筹备会，我又见到邢老师。那天我进了院走到楼门口，老邢也正好下车。我叫了一声邢老师好，他说，好啊，现在我和你又是同事啊。这是因为他和我先后离开哲学所，他去中央党校，我到清华，而他退休后又到清华任马院院长。邢老师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一直还记得我，我很感动。
（邱仁宗、范岱年、王路三位的合影）
短训班以后，金吾伦老师和我成为好友。他家我去过几次，包括后来哲学所分给他的那个“柺棒房”：房屋结构不好，这是我起的名字。文革中他多有不幸，后来他非常努力，这是那一代人的共有特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过，他的英文就没有老邱那么好了。99年我父亲生病住院，我陪住时晚上戴着耳机听广播，竟然听到老金的讲座，讲知识论的四个W。后来我学给他听，特别是学他的发音“华特”（what），笑得不行。他认为我的英语好，总会和我说一些与英语有关的事情。他的学生刘钢毕业的时候，他问我刘钢的英语怎么样，我说挺好啊。他就到所里去说，王路说刘钢的英语很好，最后终于使刘钢留所了。他对学生热情而负责，曾让我专门给他的学生讲弗雷格和分析哲学，我记得是在他们科学哲学研究室的办公室里，用一块小黑板，四五个学生，具体几次记不得了。因为涉及到所里的项目申请和评审，我曾经向他请教STS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个东西可以研究，但不是学问。在我们讨论的上下文中，他的意思是说，那不是哲学。但是后来他也搞起STS了，他和我说过，那是和院领导刘吉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必须做。我和他关系很好，但是也“得罪”过他一次。刚开始实行项目制的时候，所里一年设一个重大项目，30万，那时可是天文数字了。第一次立项时逻辑室拿到项目，科技室落选。老金非常生气。那是所里认真考虑评估的结果，他却认为我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有偏心，竟然不理我了。我怎么和他解释也没用，直到第二年他们室拿到同样的项目以后，他才和我说话。我说，不生我气啦？！他笑了，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又和好如初。我理解他，也了解他：文革中的遭遇在他心里多少还是留有影响的。
92年我去英国访问，从圣安德鲁斯跑到到剑桥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在会场外遇到郭贵春，他说，你是社科院王路吧，然后介绍他自己。我眼睛不好，看不清人，记不住名字，在这种场合总是有些尴尬。好在他提到了那个短训班，我们一下子就熟悉了。听说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的会场，他主动说帮助我解决晚上的住宿问题。那次访英经费非常少，他可以帮助我解决住宿问题，对我当然是大好事。要知道，这完全是他主动说的，主动帮助的。我感到了他为人的热情诚恳，还有他对当年那个短训班的念念不忘。会后他领我去当地中国留学生会组织的一个活动，活动尚未完，我们等在外边，他从书包里拿出下午买的面包和我一起享用。这次见面使我们成了好友，后来他在山西大学当领导，支持并赞助我在那里办过一次全国逻辑学术讨论会，那个年代办会很困难，他的支持至关重要。他还安排我去他的科学技术研究所讲学。我明明不是做科学哲学的，他却对我说，你来随时欢迎。他那个研究所在国内科学哲学研究单位中规模是最大的，大概影响也是最大的。我的老家在山西，所以我也可以算是半个山西人吧，我们俩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亲近感：在一起会聊起一些山西的风土人情，山西的名人轶事，一些家事，一些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的事情。
到清华以后，我认识了曾国屏。2008年初我们在巴黎访问时相遇，周末一起外出游玩，晚上到我的住处一起喝啤酒、吃饭、聊天，有了深入的交流。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说，他的团队可以从科技部等单位申请项目，他的首要任务是申请项目，这样他的科技所可以生存。他还说，等他有了经费以后，他再来一心一意搞哲学。后来我把他这话转述给范岱年先生，范先生笑着说，等他有钱了，他也就不做哲学了。清华人文社科学院确实多次谈到要取消或拆掉科技所。国屏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告诉我，他当所长多年，引以为豪的是，他这个所长最初是民主选举的，而不是任命的。讲起这段经历，他眉飞色舞：“你知道，我那时还是个副教授！”他崇尚科学，与和他在巴黎同行同住的彭林教授在观念上格格不入。彭林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对西方文化嗤之以鼻。他们二人平时在一起争论不休，周末和我在一起了，只要有个话题，还是继续争论。国屏在我这里可以获得支持，所以也更加愿意争论。我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就不参与他们的争论，而是多谈法国文化，巴黎见闻。彭林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专家，将中国文化融化在血液中。几乎我们谈到任何一个话题，只要你赞美了巴黎，他立即以中国文化中的东西做对应说明，反唇相讥。后来我在清华园内与他经常见面交谈，也未见他如此极端，我想大概他是身在他乡倍思故里所致，再加上和国屏住在一起，天天争论西学与中学，科学和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思维进入一种固定、亢奋的模式。从与国屏的交谈中明显感觉到，他把他那个所看得非常重，他真是全力以赴投入其中的。后来他去深圳任职，无法兼顾，不得已辞去所长职务，他和我谈及此事，也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无奈。如今好端端一个科技所终于被拆掉了，他在天有知，不知会作何想。
科学哲学界还有一人值得说一下，这就是胡新和。他是我在哲学所的同事，也是好友，后来离所去了中科院研究生院。他人很温和，很少听说他和别人红脸。他做学问很严谨，出东西慢，但是对科学哲学的理解，我认为是很好的。我和他交流很多，观念上很相通。有一次在哲学所中层干部年会上讨论学科发展，新和发言中多次提到“王路说”，引来大家的笑声。这其实说明，我们的学术观念是比较一致的。他有一点是我非常赞同的，他说，我们做科学哲学，总要坚持一点儿东西。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坚持哲学。他本科学的是物理，后来做科学哲学，我曾和他说过，我对科学哲学的认识来自John Earmann，就是物理哲学。他很赞同。我对国内科学哲学搞成“大杂烩”的样子很不以为然，他也赞同。但是他与我不同。我在圈外，说话可以随便，他在圈内，可以说，但不能像我这样“胡说”。所以，他说“总要坚持一点东西”。这其实是对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批评。
新和与我先后离开哲学所。对于我们的离开，别人总认为是待遇问题，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那时新和是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我是逻辑研究室主任。他对哲学所领导的一些做法非常不满，我们私下交流非常多，有同感。这些不满集中在学术观念上，体现的就是如何做哲学。我们感到，所里一谈传统，就说金岳霖、贺麟，一说现实，就提倡文化、价值，二者是对不上的。当然还有一些荒唐事，比如他读博士生。他是研究员，室主任，却不让他招博士生（？年），于是他报考了在职博士。他和我说，我读博士你们总不能再不让了吧，虽然脸上带笑，但是充满了无奈。他是党委委员，他和我说，有一次在党委会上，他和他们争论起来了，“他们太不像话了”。我笑着说，看来这真是把老实人逼急了。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比我小，直到几年前他突然去世，我才知道他和我同岁。前两年偶然翻见他、清宇兄和我一起去越南旅游的照片，眼泪几乎涌出：那时我们多年轻啊。如今清宇兄和他先后离世，让人好不痛心。
新和走了，我也彻底疏离了国内科学哲学界，不知是不是还有人像他一样在“坚持一点儿东西”。我希望有，我想，这也是他的希望。
作者：王路
排版：刘大钊
审核：马寅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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