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高高的月亮山山脊上的大歹苗寨，被丛山峻岭环绕。寻找山野田园的现代都市人们，偶然来到这月亮山山脊上的寨子里。白天看到寨子里的女人在忙碌纺纱织布、绣花酿酒，男人在山中梯田劳作，娃儿们在寨道上追逐嬉戏。
若找到一户人家住下来，夜里在吊脚楼上乘凉，透过朦胧的夜色，可看到若隐若现的山野梯田。还会听到稻田中的阵阵蛙声和野草丛中蛐蛐此起彼伏的合唱声。入睡后，这样的田园交响曲会伴随人进入亦真亦幻的梦境。
一觉醒来，从木楼的窗户里往外望，进入眼里的是晨曦中的云雾在层层梯田间飘渺缭绕，令人仿佛进入了人间仙景。在外来人眼里的大歹苗寨人，虽然生活简朴贫困，却每天都与大自然为伴，沉浸在幽远宁静的山野田园美景里。外来人不禁好奇地想知道，这些文化、语言、服饰以及生活习俗另类。过着“饭稻衣棉”生活的大歹苗族人，自古就生活在这偏僻险峻的月亮山大山里吗？他们是一群没有历史，被主流人类学家和社会进化论者认为是没有进化，过着原始社会的部落民吗？他们是野蛮历史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吗？回答是否定的。
当代人类学理论已经否定了所谓的“活化石”说，主张世界上存在着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没有所谓的先进和落后。强调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性和独特性，否认各种文化必须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每一个阶段，否认各民族文化有价值高低的区别。现代都市的外来者，由于带着西方传统的单线进化论的价值偏见，把过着传统“饭稻衣棉”的稻作农耕生活的大歹苗族人，视为没有文化，愚昧落后，被新时代淘汰了的人。于是都市外来者自认为是拯救人类的“上帝”，他们要去拯救生活在“地狱”中的大歹苗族人，然而，都市外来者并非“上帝”，都市外来者自己过的生活也并非是“天堂”的幸福生活，大歹苗寨苗族人过的也并非是苦难的“地狱生活”。
为了弄清其中的缘由，我们不妨用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对大歹苗寨苗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并进行理解和解释。解释人类学首先强调的是民族语言，其箴言是：“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每一个民族都是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其生存的语言生活世界。外来者要了解别的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生活世界，就必须将不熟悉的语言纳入到熟悉的主流语言世界进行理解解释和文化的翻译，翻译的意思是指把一种不熟悉的非主流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转换成熟悉的主流语言解释理解的文化。
具体到大歹，就是要对大歹苗族苗语创造的苗族文化生活世界进行解释和理解，翻译呈现于主流的汉语生活世界，让生活在汉语生活世界的人们，能够理解并尊重大歹苗族人的社会文化，做到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我们首先来看看大歹苗族人是从哪里来的。大歹苗族人操的是苗语中部方言，苗语中部方言有口传的古代神圣经典《苗族古歌》，《苗族古歌》说祖先们居住在东方的大海边：“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东方的大海边是哪里？考古学界用考古人类学对东方大海边上古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考证，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是较为发达的稻作农耕文化，创造良渚文化的人是苗族古代人文始祖蚩尤率领的“九黎古国”。浙江省社科院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的《良渚文化探秘》说：“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文化统治者是在阪泉炎黄大战被黄帝消灭的蚩尤。”考古学家孙维昌在《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剖析》中说：“有关黄帝蚩尤大战的传说，虽附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折射出良渚古国间战争频繁的历史，传说九黎之君蚩尤，曾作“五兵”，他是一位勇武强悍的君主，被后人尊为战神。”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地区的蚩尤九黎古国先民，参与创造了良渚文化中的稻作农耕。农业史学家俞为洁在 《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中说：“太湖流域的原始先民很早就开始种植亚洲栽培稻。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江苏张家港，就曾发现大量的稻叶硅体细胞。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太湖流域先后形成了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此时的稻作农业已相当普及，浙江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泽等遗址都发现过稻谷和稻米遗存，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这里的稻作农业发展到了石器时代的顶峰。”生活在太湖流域水网地区的先民们不但种稻，还捕鱼，他们不但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还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中酿酒，饮酒。俞为洁说：“推测当时的先民把饭和酒曲搅拌后，压入澄滤器内，产生酒液随内壁之槽渗流入器底，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压榨酒糟，倾斜澄滤器，器底的酒液就很容易顺着器壁上的凹槽从流口倒出。酿出一点喝一点，随酿随喝。……考古学家推测，酿酒的事当时主要由女性来承担。”
良渚先民饭稻，衣是什么？俞为洁在《饭稻衣麻》中认为：“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服饰已相当讲究，而且在御寒、遮羞、装饰等实用功能之外，还成为了区分等级和身份的标志之一，但从质料上看，主要还是各种麻织物。因之，我们称其为衣麻之族。”在出土的遗存中，不但有麻线、织机和麻布，还出土有丝线、丝带和娟片。“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纤维看，其密度超出了现代的丝织品，这一点或许正可以说明当时的养蚕织绸业还处于初期阶段。”看来我们在正规教育中所获得的关于原始社会的人吃的是茹毛饮血，穿的是木叶兽皮的知识，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先民生活中对不上号，我们头脑中固化的知识，令我们惊讶地看到，这些先民们居然有这样聪明的智慧，创造出了惊人的稻作文明。
有人要问了，既然蚩尤九黎古国在鱼米之乡生活好好的，干嘛要离开那里？居然还有一部分人跑到了西南的贵州。林志方在《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人的迁徙地及迁徙原因》中说，良渚地区由于严重的海水倒灌造成淡水资源缺乏，良渚先民大部分北渡长江迁到苏北，然后又往山东迁徙。一部分人溯长江而上迁到洞庭湖地区。他说：“洞庭湖地区出土过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器物，说明湖南境内昔日也曾有良渚文化人迁居过。”与此对应的是《苗族古歌》有一节“沿江西迁”说，爹娘住在海边边。人多寨子容不下，西迁寻找好生活。祖先们“造船来运送爹妈，运送爹妈迁西方。……来到九条江汇处。九条江河西方来，水上一片平洋洋。”这水上平洋洋的地方应该就是洞庭湖。汉文古籍记载，北上的蚩尤九黎在河北逐鹿与炎黄战败后，南下到洞庭湖地区与从沿海西迁的先民共同建立了“三苗国”。《战国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对“三苗国”的地望作了记载。从考古、文献和口传经典，三重证据可以证实，苗族先民迁徙到洞庭湖地区建立了“三苗国”。汉文古籍《墨子·非攻下》记载，“三苗国”长期与尧舜发生战争，到了夏王朝的大禹，“三苗国”被大禹打败，“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端令以征有苗。”荀子《论衡》说“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失败的先民们分三大支迁徙。一支迁往武陵山区，一支迁往乌蒙山区，还有一支迁往雷公山区。
《苗族古歌》记载了迁往雷公山区的历程：“奶奶摇桨橹，公公撑篙竿，一划过三湾，三划上九滩。……方先（榕江）好地方，绿树满山岗，坝子宽又长，四边三条江，两山兜一水，两水抱一山，山水青幽幽，水色似天蓝。山弯深又深，好造大楼房，河弯平又平，好种棉和粮。”就这样，苗族先民们在方先（贵州榕江）大坝定居下来，过上了“饭稻衣棉”的生活。从《苗族古歌》中可断定，先民们大约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定居在方先（榕江）了。
后来繁衍人口多，先民们议榔又分开迁徙：“一支住方先（榕江），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黄平），一支住春整（凯里）。经过这样数千年的迁徙，大歹苗族祖先和其他各支系苗族祖先们一道，终于在方先（榕江）定居下来了。《苗族古歌》记载说：“奶奶多勤劳，公公最艰苦，造屋建村落，开田又辟土。大田一坝坝，小田一坡坡。地方八百寨，九千大村落。鸡儿窜满寨，鸭儿漂满河，猪儿关满圈，羊儿放满坡。”“方先（榕江）产棉粮，白米喷喷香。一个大棉桃，裹腿织一双，套头五丈长。奶奶和公公，相望喜洋洋。”
有人又要问了，大歹苗族的祖先们在榕江大田坝生活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荒山野岭的月亮山山脊上来。个中的原因，可以从《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中找到。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给雍正皇帝上奏说：“八万、里古州（榕江）之地，其间形势宽敝，田土膏腴，南自车寨，北抵乐乡，约长三十余里，而横阔之处，或十余里，或六七里，总计周围有八十余里，除零星各寨不计外，其大寨则有车寨、长弩、寨头、口寨、乐乡寨等处，每寨或千余户，或百户，其小寨则有寨王、麦寨、高达、高定、寨歆、寨晚等处，苗寨亦有百余户，或数十户，总计约有四五千户，男妇大小，约有二万余丁。地势平衍，户口稠密。” 雍正六年（1728年），贵州巡抚祖秉圭上奏说：“至黎平府古州（榕江）里，八万生苗，向闻其中地方平坦宽广，苗人富庶，可以建设城治，可以增裕课赋（税）。”这是说当时黔东南属于不受清王朝管辖，不上皇粮的富裕苗疆。
雍正决定派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张广泗率七个省的兵力对苗疆进行征剿。鄂尔泰在奏折中禀报征剿古州（榕江）和都柳江一带的情况说：“为开通都（柳）江水道计，必欲剿抚定旦、来牛。……臣窃思定旦己剿，而（榕江）诸葛营之车寨，有水田三十余亩，棉花地二十余亩，议在其地建城。”“古州（榕江）地广苗多，势险习悍，枪炮锐利不减于官兵，故剿抚之役，视各处为倍难。”清军征剿苗疆共11年，苗族人死亡30万，最后建立了“新疆六厅”（即六县），贵州巡抚张广泗上奏乾隆皇帝说：“新辟苗疆议设屯军，将已故逆苗田产，悉行查报归官。如该苗曾与官兵对敌，即将遗产入官，著令屯兵召垦。”这就很清楚了，大歹苗族的祖先们参与开垦了榕江大坝，他们世世代代在大坝上平静地生活了两千多年，最后被清王朝的屯兵没收占有了这片肥沃的土地。祖先们只好逃到深山老林的月亮山山脊上，建立了大歹苗寨。
祖先们不得己，披荆斩棘，在山脊上开垦了层层梯田。他们牢记先民们关于祖神的神圣教导，始终不变地传承先民们五千年前在东方大海边从事“饭稻衣麻”的稻作文化信仰，继续在月亮山上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自给自足的山野田园生活，现在的大歹苗寨后裔子孙们，仍然秉承着这样的信仰，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生活在高风险、强竟争、快节奏、紧张焦虑中的都市人，不期而遇到这里，就可以看到，大歹苗人把“饭稻衣棉”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平等和谐的，共生共荣的，神圣生命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是祖传下来的生命哲学规范下的生活，这种生命哲学，也是生命信仰哲学。如果能够在寨子里，与这些苗人过上一年的“饭稻衣棉”生活，就会对他们历史传统和地方性知识中的生命哲学有所体会了，就会改变那种认为山野只有野蛮，没有文明的哲学的偏见了。
因为在一年里，他们在稻谷和棉花的春播、夏锄、秋收、冬藏中，一直把稻谷和棉花视为与人一样的宝贵生命，为了人的生命健康成长，他们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做出生、成人、婚礼、节日、死亡，进入了神圣世界的各种仪式，同样地，他们也为稻谷和棉花做各种生命历程的仪式。都市人在寨子里可以看到这些生命神圣仪式，大歹苗人的生命信仰哲学都会在所有的生命神圣仪式中展露无遗。大歹苗寨苗人的“饭稻衣棉”生活是不可多得的中国五千多年传统稻作农耕文化遗产，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传承。现在对大歹苗寨进行的农文旅发展打造，应该在不破坏五千多年“饭稻衣棉”的稻作农耕文化遗产的前提下进行，应该让大歹苗寨成为历史悠久，各副其实的“饭稻衣棉”稻作农耕文化生态博物馆。
我们外来者应该用平等的态度尊重大歹苗寨的苗族文化，应该记住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西部开发中的人文思考》中提醒我们的这么一段话，他说：“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和珍贵，我们必须要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更新于 20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