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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桃，满族人，
耗时十几年拍摄的“鄂温克三部曲”，
其中《犴达罕》获得豆瓣9.2的高分，
放下猎枪后的生存状态，
不仅入围中国香港金像奖，
还拿了法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国的纪录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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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桃北京宋庄的小院里建了两个蒙古包
现在，他生活在北京宋庄，
为了保持一种与森林、草原的亲近感，
他租了两个院子和一片树林，
搭起了蒙古包，过着一种“都市游牧生活”，
和他父亲的故事。
责编：倪楚娇
我是顾桃，纪录片导演，还画点画，写点文字，做点日记，一直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
我从小在森林、草原里长大，在城市里待一段时间，就得离开，回草原上待两三年。
搭一个蒙古包，费几小时就行。搭个撮罗子更快，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房屋，三根长树干，一个锥形就搭起来了。保持游牧的这种状态，也可以让自己的心里安定一些。
没有拍摄的时候，我就回到北京的小院儿，喜欢跟人群待在一起。聊天、聚会、放映会、交流会，在这个院子里每天都有，同时我也做自己的事儿。
从2019年开始，我集中在整理书稿。今年8月，我出了三本新书《猎民生活日记》、《敖鲁古雅》、《边城记事》。
《猎民生活日记》是我父亲80年代的日记。他在80年代，到访过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所在的原始森林，多次与猎民一起进山，记录下了鄂伦春族服饰、桦皮盒图案、狩猎生活风俗、地貌等，这本日记就记录了他和族人的交往、拍摄生活。
他在2006年去世后，有很多学人类学的、民族学的人，都在找这个书。我们为了纪念他，今年出了再版。
也是受我父亲这本书的影响，我一边拍片，也一边用文本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我没想到书刚出来没多久，今年8月底，鄂温克族的女酋长玛丽亚·索去世了。
我父亲当年到敖鲁古雅，第一个接待他的，就是玛丽亚·索。她是鄂温克族的头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
我当时去敖鲁古雅拍片子时，也是玛丽亚·索老人接待的。
玛利亚索这次的告别，大家并没有哭，因为葬礼上的哭，好像是汉族的纪念。反倒是大家以一个亲友聚餐的形式，唱长调，来做最后的祭奠。
2002年我上山的时候，她是拒绝我拍摄的，因为会影响他们的吃住日常。他们去干活，你还不会干，是拖累了他们。
印象中的玛丽亚·索，就是一个森林里勤劳能干的老人，是部落里的头人。将近这一个世纪里，猎民都靠她来看天象。因为她能知道鹿群要行走的方向，包括他们迁徙、换营地，都靠她指认。
森林里最冷的时候，玛丽亚·索会说：“月亮戴头巾了，你们快多出去整整绊子（准备柴火）。”我在日历上一查，原来正是“三九天”（全年最冷的时候），月亮旁边有一圈光晕，她就形容成月亮戴头巾，特别浪漫。
自然的法则、精神上的东西，都凝聚在了玛丽亚·索身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身上的那种坚韧，那种悲悯感，那种宽容、宽厚，在她身上都能看到。
我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个民族，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他就是真真实实地把狩猎民族的日常给记录下来了，没有一张图片是摆拍，像是人类学档案似的，划分得很细，桦树皮文化，狩猎文化，宗教信仰……分门别类地做了留存。
60年代，支援边疆建设，他就分配到鄂伦春族所在地，在文化馆工作。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去记录下这种文化。他最早是画，后来觉得画画太慢了，他就开始用摄影来去做记录了。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彻底消失两三个月。
他每次走，我其实也都能感受到。他把行李、器材都放在一个我妈妈给他做的帆布兜子里，一次带两三个胶卷。一个人出发，有时候坐火车、坐汽车，还要坐马车，上山还要走路。
上初中的时候，他让我给他整理日记，帮他洗照片，自自然然地我就看到了他的经历，看到他在森林里怎么跟人在一起打猎迁徙。
80年代，他在北京做过两次展览。90年代，他还做了一个鄂伦春民族博物馆。
我父亲在2006年过世，距今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能感觉某一种联结。我敬重父亲，就像鄂伦春族这个森林民族，敬重森林一样。
但最开始，我是不懂我父亲的。我18岁就离开家，最长的有4年没回家，慢慢地跟家里就疏远了。
2000年我毕业之后，来到北京，我给服装公司拍过平面摄影，还干过装修。那一年就挣了2万块钱，但是我自己就有点难受了。
我在那段时间，去了秦皇岛，拍了一组船和冰的照片。秦皇岛的大海边是个不冻港，有很多大块的冰撞击飘荡的船。整个大海上飘着很脆弱的船，就像自己在这个时代里，太渺小了。
当时我还拍了“蒙古表情”系列，我拍各个阶层，有牧民、有官员、有城里人、老人、孩子，共同组成一个成吉思汗的像。
我当时很需要创作，来平衡这种卑微感。
我决定得先尊重一下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种情况下，我回了老家，看到了父亲写的《猎民生活日记》。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到他喜欢的主题，一直持续地记录。我就开始理解他，尊重他之前的这种消失，尊重他和社会的不合群。
我父亲给我的，好像我不自觉地也在往下传递。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拍，也没有学习，也不看电影。那个时候独立制作的电影，已经是很热闹了。像徐童，于广义，胡新宇，还有山西的白布丹，都是从那时起开始独立创作。
我唯独知道的几个纪录片，杨荔钠的《老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这些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纪录片，影响了我。
从35岁到53岁的这个阶段，我完成了长时间跟踪式的纪录拍摄，它呈现的可能是在消失的人、族群和文化。
第一次去敖鲁古雅，是2002年。我最早拍的是何协，玛丽亚·索酋长的儿子。他说他不乐意上电视，摄影机别老对着我。我说你这样，你不让我拍的时候，你就眨一下眼睛。他就锯鹿茸，劈绊子（劈柴），我一拍他，他就眨一下眼睛。后来眨眼睛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等于已经接受了你的镜头。
我跟着大家在原始森林里生活，经常处于饥饿、疲惫的状态，找路就要找好几天。在这里，有一个小道叫猎民小道，只有几米宽，虎豹豺狼、驯鹿都是从这走。
我拍的维加，他是鄂温克的画家。不能狩猎了，他就爱喝酒，每次酒后，他就念诗，画画。
当时他的母亲很担心他，就通过一个乡长的秘书写了一则征婚广告。最后有一个老师，连续三个月都在跟他妈妈沟通，说对维加很爱慕，喜欢他的才华，希望能把他带到海南三亚去戒酒，以后画画做展览，之后要嫁给他，所以后来维加就去了三亚。
但是他到了城市，城市人又看他是民族人，森林里的人。他回到森林，在那也没有美术馆，没有电视可以看，族人看他是城里人。他自己在纠结于摆在森林和城市之间，像一个痛苦的钟摆。
我是森林里长大的，所以我很理解他的感受。
他的姐妹柳霞，也因为太怀念狩猎时代，和怀念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到最后是酗酒，甚至是酒精中毒，有时候说自己能从篝火里看到死去的猎人在召唤。
没有酒了，她去偷别人的酒，也被人打，她自己也失去两任丈夫……种种一切的遭遇，她还很顽强、很坚韧地去活着，在森林里等着她儿子回来。
还有记者问过我，说我怎么看待我片子里的暴力。我说不是暴力，因为它不是仇恨。真正的暴力是因为仇恨产生的杀戮。我觉得真正的暴力是在城里，因为利益变成的暴力。
在森林里，它就像小孩的情绪一样。其中有一段，就是柳霞喝醉了，一个啤酒瓶敲在维加头上，维加马上头破血流，还大喊“鄂温克人尊重女性”，他们就在彼此生气，今天你动了我的酒了，你打了我一下，我得还回去，它没有仇恨，没有那种延续的复仇，没有那样的东西。
但是我拍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我只是去蹲守式拍摄。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的片子甚至在诋毁鄂温克人。有人对维加说，你看顾桃把你拍成那样，总是喝酒不清醒，迷迷糊糊的。
维加说：“我觉得他拍得挺真实的。”
我这本书出版之后，他忽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压根没有评论我写的内容，他就叫我好好记日记，因为日记是人类最好的小说。他这么说，我就心里放心了。
前几年我回敖鲁古雅，乡长说现在敖鲁古雅乡里都应该感谢你，因为来旅游的人多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好吧，他们靠什么来生存？但同时，文化又被商业侵袭了。
在这个时代，一切都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一个导演，我只是关注，一群人所在地的变化，人的变化，族群的变化。
我是30多岁开始，才真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去20多岁，自己几乎荒废了10年。现在我做事都是凭冲动，凭本能的，只要是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上，我就会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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