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区域性大学是区域内教育、智力、人才的聚集地，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核心内驱动力源。今天，区域性大学拥有地缘、智识优势，应具备文化自觉意识，主动承担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责任。区域性大学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种基于地方性知识观，尊重文化差异，倡导文化多样性理念下的新型非物质文化传习模式，它使传习者在与主流普适性知识的不断比较和整合中，实现“美美与共”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理想诉求。
关键词：区域性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习馆模式
“区域性大学是区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和知识创新的战略高地。区域性大学的发展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区域性大学要真正实现良性健康的科学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复合型人才培养、综合性科学研究、全力服务区域社会和先进民族文化引领四项职能，立足区域，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具有区域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文化遗产的继承有如知识的继承，是每一代人的责任。何况继承民族文化遗产除了对国家有所贡献外，对自己也是毕生受用的。所以这种教育，首先就应在学校中施行，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继而要通过传播媒介，使之成为广大国民教育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事关民生、民族精神、文化多样性，和谐国际社会创建，不能等闲小视。
2005年12月由玉溪师范学院倡导并发起的“湄公河次区域高校学术联盟”成立，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积极响应并参与，共同探讨民族文化与区域发展的课题。在玉溪师范学院发表了《玉溪宣言》。《宣言》强调，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教育事业尤其是民族教育是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坚强动力，因为湄公河次区域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对此，为推动次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我们将加强合作，建立学术联盟，用我们的学术智慧来实现本区域民族文化共享，以及把区域文化提升为“本土化”大学课程。为积极响应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宣言》的理念的指导下，玉溪师范学院随即创建了“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
一、区域性大学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还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区域性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应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民族文化传习馆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既要让文化传习者知道自己的历史，明确自己的文化位置和状况，同时也要让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未来发展得到理性的继承和合理的创新，在这个文化教育传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让他们耳濡目染、感同身受、切身体悟，积极树立起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湄公河次区域绚烂多彩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区域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玉溪师范学院作为区域内高校联盟龙头，对区域内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和有效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区域性大学民族文化传习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中，还应有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觉醒，应自觉将普适性、公众性知识文化传承和传播方式，转变为经验世界、生活世界方式的传承模式，要做到国家概念到地域概念的转变，知识形态到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的转变。知识的转变，主要针对普世体系到地方性知识的转变，这是现代高等教育反省的后现代多元维度的知识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靠国民教育的艺术专业学生来传承，基本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这些艺术专业的学生接受的一般是华丽的展览式的普适性文化教育，缺少对民族文化自身的生活化体验，不能把民族文化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来对待，更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形态的自然传承，视作天经地义的高等学校知识文化传习的一部分。
在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地承担起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是区域性大学当前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文化责任是指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中，人们需要认识和把握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自觉地肩负起文化发展、创新和繁荣的责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烈的今天，文化责任是时代的赋予和呼唤。”区域性大学不论从国民教育所配置的资源优势，即厚实的基础硬件设施和强大的知识人力资源所带来的先进的理论、方法，还是从区域内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看，都应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民族文化复兴的神圣职责。这不仅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政策，对高等院校实施教育传承的庄严要求，更是区域内部各民族文化主体对自己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呼声。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建立的。
二、如何将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大学课程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它产生于二战以后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以及对殖民意识进行批判的后现代性语境当中。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中，格尔茨将地方性知识模糊地定义为“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普世性的知识文化，是整个人类共享的一套认知体系及其结果，其在我们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据垄断性地位，但这种垄断的知识文化主张，当它面对具体语境下的具体文化问题时，往往又会显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这就让我们有机会从经验层面对其提出了应有的质疑。在知识传习、民族文化发展中，千百年来地方性知识往往处于被我们忽视、抛弃的弱势地位，要么或者被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逐渐发现号称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并非能解决一切的社会问题，那些被我们长期遮蔽了的民间地方性知识，于是逐渐从普世性科学主义的光影下走出来了。所以，地方性知识具有当下的实际意义。
区域性大学具有地缘优势，拥有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理应将带有地方性知识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纳入到学校日常教育教学中来，成为高校知识传播、文化传习体系的一部分。区域性大学民族文化传习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保护与传承较为稳定的现实途径。为实现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艺术在大学里的认知学习和传承创造，将民族民间艺术传承融入大学教育，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艺术创造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玉溪师范学院于2004年建立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艺术传习实验中心），并于2008年被评为云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当前，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体系中，除了国家级课程以外，并没有多少作为地方性民族自我的知识来源，主流的知识文化垄断了我们对知识本身和世界的认知逻辑，全球化的同时拥有多样性的文化，地方性知识就是一种基于地域或民族的知识观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有养分的，它孕育并滋养着地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知识文化。这些知识和文化体现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地方人文精神，是我们认识自我身份和了解主流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它们主要渗透在地方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常识里面，是历史上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是人们自信和力量的源泉。我们希望通过地方性知识的传习，使之成为学生个人成长的一种精神养料，使其能够成为有文化根基、文化自信的人。
经过5年多的建设，依托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艺术亲缘关系，我们积极探索“本土化”高校课程体系的构建，推进民族民间艺术特色课程建设，探索本土艺术教育传习道路。到目前为止，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己开设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民间手工刺绣》、《民间扎染》、《本土陶艺制作》、《云南绝版套色木刻》、《云南重彩画》、《云南视觉元素设计》、《云南民间木雕》、《语言学田野调查》、《葫芦丝演奏》等一批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特点，又有云南民族文化特色的专业课、公共选修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倡导并践行了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到大学课程的新理念。此外学校还把一些民间艺人、民间文化传承人聘到学校讲学，向学生们言传身授民间技艺。
在传承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区域性大学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是否具有一种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感，是衡量区域性大学是否具有社会良知和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教育传承，是一种稳定而有效的教育机制，旨在培养面对未来民族文化建设的潜在传承人和保护人。我们特别倡导建设“本土化”课程体系，体现区域民族生活的日常世界，课程的学术归纳与提升不能以牺牲经验感性为代价，要保持该课程的经验特征和内容，使新课程在情境性下进行知识的良性传习，也就是要用“人”的文化需要的视点来建构新课程，改变“知识离我们近了，生活离我们远了”的现代大学课程的尴尬。我们非常关注民族区域的社区文化与发展，很多本土性的文化基因都保持在“村寨”的文化母体中，民间文化的持有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民间文化呈现地是我们的学术之根，要创造机会使处于边缘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走进大学课堂，恢复其民间文化的自信，使“地方性”的知识，还原为存在并生活于地方的人的知识，并用之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以失去文化之根为代价。根不在了，多样性何在？
三、区域性大学非遗传习者的文化心理健康
高等学校是国家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以人为本是大学科学发展的本质和核心理念。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创新和转化的重要基地，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均须围绕着“人”而展开。对于区域性大学来讲，承担着为区域培养各级各类管理、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承担着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协调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强大智力保障的重任。同时作为区域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尤其重要的是，它还应为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我们的国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其知识传播的“唯我独尊”地位，使那些来自边缘民族社区的传习者们，在强烈的文化价值评判下，快速形成一种极端的自我民族文化反观结果，那就是加重了其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加速了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抛弃。这不仅体现在整个知识文化表述和解释话语体系的急剧转变，同时更深层次地发生于其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国民教育实践对此却采取一种漠视和无奈的态度。
过去，民族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环境下，是民众生活的自然呈现和文化自觉行为，在其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就可轻易地得到良好的传承和保护。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各个角落，随之带来外来的强势文化的渗透，这种不对等的文化遭遇冲淡了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识，有的甚至要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企图快速跑步进入全球现代性一体化当中。这在青年一代学子身上尤其突出。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就是为了使他们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使他们的民族文化个性和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这样就在他们接受国民教育成为合格的人才的过程中，培育他们尊重差异，提倡文化多元的健康友善的教育文化心理。
“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习，应该是不离本土文化生境的、由当地民族自我完成的。否则，便会像从大海里捞出鱼来‘保护’一样具有诸多问题。”区域性大学由于独特的区域地理优势，基本符合不脱离本土文化生境的条件下，进行真正的民族文化传习。从区域性大学教育的接受者来讲，我们有近70% 的学生来自乡村、乡镇，有近30%的学生来自少数民族社区，要达到高校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和良善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应强行割裂其文化情感联系，我们的高校教育教学不能是断根式的教育，我们应在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过程中，积极地自觉链接起其民族传统文化的血缘纽带，这样才能充分汲取普世知识文化。民族文化传习馆，是链接来自民族社区的青年学子们文化血缘纽带和桥梁，是一个基于区域民族文化源头活水的传习空间，虽不可能完全达到民族文化自身实际生存、呈现的真实态，但可设计成一种拟自然的情境，使前来接受大学主流普世知识文化的区域民族文化主体，拥有一个在文化知识继承和创新之间缓冲和过渡的链接当口，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起全新的知识和文化时，就不会显得太突兀而被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以此也就建构年轻传习者们健康的文化心理。
四、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的知识传习转变
具有教育垄断地位的主流国民文化教育，自有其一整套特定的知识传播的方式，主要是在既定课堂固定时空下，对各种知识文化的静止描述和精致解释，当然还有一整套复杂的实验操作流程，以验证或推断某种客观规律。这当中，缺乏民族文化传习中的人文性和活态色彩，师生面对的是一堆僵硬、抽象的普世知识文化符号群，整个知识传播过程形而上特征明显，枯燥的理论说教色彩浓厚。而民族文化在其自我呈现中本身是鲜活灵动的，文化主体在其生产生活中自由操弄着民族文化，它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是经验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文化主体以感性形式呈现的理性认识及其过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有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的整合过程。”民族文化传习馆的知识传习，强调一种情感式的知识构建过程，有效还原我们的“元认知”。这里的元认知，主要指尽可能地在再情境化条件下，接近到我们知识产生的活水源头，接近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母基因库，这不是一种武断的割裂式转换，而是创设性转换。我们的民族文化传习馆，不是展示文化遗留物的展览馆，不是展示生物多样性以满足猎奇心理的“文化动物园”（culture zoo）。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是一种建构式的，而不是一种纯粹而生硬理论宣导，它强调的是文化传习的过程本身，是一种参与式、体验式的传习模式。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是一种活形态的知识文化传习方式转变，它使整个传统国民教育知识文化传授为之一振，极大地补充和丰满了民族文化传习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活色生香，具有生生不息的人文灵性。
“倡导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积极地、紧迫地以民族文化整合心态来认知自己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丰富地区的高等院校，都应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及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桥梁作用。我们不能把学术看成单一的文本化、学院化、单向化的封闭研究形式，也不能让学术脱离开活态文化的研究，我们应当使学术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作用，让保护成为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桥梁，保持文化健康和有朝气地发展。”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是一种开放性的宽泛的高等教育理念。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老一辈民间艺人对无接班人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民族青少年找不到合适的民间艺人。加上很多民间艺人年老体迈，面临着人亡艺绝的悲惨结局。传习馆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传与习的平台，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培养人才。一方面，我们邀请区域杰出的民间艺术大师进入传习馆，作坊式言传身教地带徒学艺，传承民族民间艺术。另一方面，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民俗学、艺术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建设，让专家、学者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知识，挖掘本土区域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多学科研究其文化特征，展示其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以此教育青年学子树立理性的文化价值观。
区域性大学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将民族文化精粹整理纳入课程体系之中，吸引青年学子自觉研习，在研习中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真切的认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支持系统最好的复兴和培育，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阐扬有了活的载体……它以课程的形式，在赋予文化以新的意义的同时，也在塑造民族文化传承最好的载体—人。概括起来，传习馆以‘活’的形式将民族文化保存下来，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了新的机制，符合文化传承的规律。”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实际上以高校国民教育的形式，培育了未来民族文化发展的新型人才，真正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目的。
五、作为研究性学习的民族文化传习馆模式
“我们也倡导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都来积极地、紧迫地以民族文化整合心态认知自己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丰富地区的大学，都应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及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积极地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不能把学术做成单一的文本化，也不能让学术脱离开文化活态的研究，应当使学术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作用，让教育成为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桥梁，保持文化健康有朝气的发展。”大学鼓励教师和学生在科学研究领域的积极探索，并尽可能使教师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民族文化传习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是以民俗学、艺术人类学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的田野调查研究。师生共同参与，对区域性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田野调查式的研究，挖掘区域范围内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门类及其艺术特征，从而挖掘和展现区域内各民族民间艺术所蕴涵的文化艺术主体的生活哲学与艺术智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对区域内峨山彝族花鼓舞、新平花腰傣花街节、通海蒙古族卡卓语、玉溪花灯艺术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研项目包括文山壮族马关农民版画、西双版纳傣族金水漏印、迪庆黑陶技艺、哈尼族棕扇舞、大理白族瓦猫民俗、建水陶瓷等项目，这些项目都由专业老师带着学生们进行相应的调查，让学生们在田野过程中，真正重新了解民族民间文化传统艺术的魅力和价值，达到民族文化美育目的的同时，增强学生初级田野研究能力，改变他们来自课堂的单一抽象知识文化结构。目前传习馆在积极筹措资金，拟建立“民族艺术传习基金会”，每年奖励在民族艺术调查研究和艺术作品创作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同时建立区域民间艺术大师数据库，目前为止正式聘请五位民间艺术家进入传习馆献艺授课，计划每年聘请10位进入数据库，未来十年内就有100多位各类民间艺术大师。
“传习馆教育的目的是实施对文化的保护，它追求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诉求，做的是功在千秋的伟业，因而，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性’民族文化教育是和它格格不入的；传习馆的教育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理解、尊重基础上的高雅行为，容不得半点对民族文化本身的袭读和误解；传习馆是一把‘金钥匙’，希望通过它能够进一步打开深埋在民间的无穷的文化宝库，而不是肤浅的利用;传习馆更是一个标尺，在民族文化教育中，在不断地丈量着他者与自我、过去与现在、小地方与大世界。”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积极投身到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中，使传习馆成为背后维系着广大阡陌纵横的民族文化田野，前方导引着民族文化未来发展之路的重要教育传承平台，为来自民间的文化精英和文化传承人，搭建为年轻一代言传身教的国民教育场所，同时也为作为未来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人的年轻学子们，提供再情景化（re-contextual）的传习空间，使他们得以真实地与真正的民族民间艺术大师们面对面交流，以此重新唤起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启蒙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再理解和对其价值的再评估，从而重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最后，使他们在与主流普适性知识的不断比较和整合中，来实现“美美与共”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理想。
（原载《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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