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母亲去世了，去年岁末，父亲也去世了。他们二老生不能同日，但却都是在公历的12月1日离开这个人间的。
母亲去世后，我几次提笔想写些文字纪念母亲，但心里总有些不忍。我不相信母亲离开了我们，我怕提起她死去的字眼。每当我提起笔写到“母亲”二字，我就想哭，想为母亲而哭。几次开了头，几次又放下了笔。
母亲和天下绝大多数的母亲一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慈爱，善良，忍让，勤劳。她本是个“地主”家的千金，幼时丧父，初师毕业后嫁给了我的父亲——她的远房表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巨变后，她到大别山中当了小学教师，那时她28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这时我的父亲则去了百里外的一个小城，当时在专署所在地的潢川做了税务局的干事。
在那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母亲为什么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而母亲的妹妹——我的小姨则成了农民，这一切皆因了我的父亲。我的外祖母后来告诉我，父亲家也是“革命”的对象（父亲的高祖曾是清代咸同时期江苏、浙江的布政使），家里的所有祖传财产交出去后，父亲远走高飞。母亲虽然学历并不高，但可能为了生计为了孩子，或者受“革命”形势鼓舞，也去县政府报名当了教师。母亲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到伏山乡，三十年后退休也还是在这个山沟里。当时尚有残匪，母亲拎着上级发的手榴弹进了重重叠叠的大山。之后的三十年里，她从一个山沟的小学校调到另一个山沟中的小学校。郑河、吕祠堂、牌坊、韩冲、扬桥、余子店、里罗城、燕塆、王楼……母亲的青春、理想、还有那短暂的生命，就这样在一个个地名的更换中，一点一滴，随着时光抛洒在那一道道被流水冲刷出的山沟里。三十年后，她顶着花白的头发，佝偻着伤痛的腰，带着几个磨损得不成样子的笔记本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母亲一生到底教了多少学生，恐怕她自己生前也不知道，她也没有打算记住这些事儿。她教了一群孩子，然后一纸调令，她又要到另一个更偏僻的大山里去了，结果转来转去，若干年后她又回到了当初教书的小学校。那些在她面前启蒙的孩子们长大了，做了父亲，父亲们又牵着自己稚嫩的孩子，口口声声喊着“陈老师”，又把孩子送到母亲的身边。不光是山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兄妹三人，母亲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仅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大约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到外边玩忘了上课时间，母亲罚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教室外站了一堂课的时间。
山村小学校里老师少，学生也少。在偏僻的村小里，往往是几个班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这时，母亲往往是先教一个年级的课，布置作业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她不仅教语文，但凡是需要开的课都是她一个人上。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母亲成了全能人才。山里的孩子穷，特别是女孩子，家里往往让她们早早地辍学。这时母亲就一次又一次地登门做家访。有一个女孩，因为母亲的劝说，她复学又回到了学堂，后来师范毕业当了中学教师。她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谈及“陈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母亲再送她上学的情景。山里的孩子住得分散，学生们放学时，老师都要负责送孩子一程，特别是下雨天，山洪暴发后，老师要背年纪最小的孩子过山涧。母亲虽然个子并不高，这时就显出了她的勇敢。孩子趴在她单薄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听着洪水的怒吼声，缓慢的渡过混浊的不断上涨的河水。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正在一个小镇上教书，这时，我在这所学校已经读到了六年级。学校的墙上贴着母亲的十大罪状，造反派们要母亲回答红卫兵的提问，母亲不知所措。这时，我发挥了写作的能力，帮助母亲诚恳地写检查。从家庭根源写到思想认识不足。母亲的检查足足写了两张纸，贴在学校醒目的土墙上，只到有一天风雨发挥作用才洗刷掉母亲的惶恐。
我是母亲在一个叫吕氏祠的小学校里生下的。我长大后，母亲曾领我来到这个有着巨大廊柱的祠堂里，指着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告诉我，她是在学生放学后的一个黄昏里，生下了我。按时间推算，母亲当时只有32岁。小时的事情我肯定不记得了，印象中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后来来到我家的外祖母，像追逐花期的蜂农，在一个学期结束后，从一个学校搬到几里或者十几里的另一个学校。学校往往没有职工宿舍，我们就租住在邻居的家里。在我的幼小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出现父亲。我也一直没有问父亲的下落。仿佛一直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父亲才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父亲重新走进我们家庭的第一幕是很尴尬的。当时我家还租住一个张姓人家的房子里，已经读初中的哥哥将父亲与母亲的被子扔到院子里，叫嚷着要父亲滚出去。少年的哥哥大约受了别人的挑唆，或者他对父亲多年来对家庭的不管不问十分生气，所以才做出让母亲十分难堪的举动。
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虽然降了工资，但没有丢掉公职。据说，划为右派前，他正与母亲闹离婚，打算再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但这场运动让他的一切都泡了汤。大约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回家，更没有尽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于是，养家糊口，包括教育几个孩子的事情，就都落在母亲的肩上。
母亲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元，要养活三个孩子和外祖母，还要接济乡下的妹妹一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捉襟见肘。家里往往是寅吃卯粮，到了月底还没有发工资的那几天，母亲只好找学校先借几块钱。那时没有储蓄之说，学校里老师们有个互助会，工资到手时每个人拿出五块钱，让最急用的一个人先使用。等到我们兄妹三人上学时，大家就让母亲享受这份特权。
就这样，母亲的工资最多只能保证全家的口粮可以买回来，至于添置衣物，则是十分奢侈的事情。我的衣服往往是哥哥下放的，外祖母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冬天了，母亲没有棉衣，只好将破布塞到内衣中。家里除了支竹床的四张凳子，就是一个破木箱子。搬家时，用绳子扎的竹床卷成一捆朝肩上一扛，就到了另一个山村。至于家里烧的柴火，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上山砍的。
母亲为什么三十年没有和父亲调到一起，母亲一直没有说。哥哥后来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母亲曾有一次机会可以调到父亲所在的信阳市，当时一所小学同意接受了，父亲却又变卦了。就这样，直到母亲退休，他们才走到一起。
老夫老妻终于团圆了，按照常理，老两口应当相濡以沫，弥补三十年的缺憾，可是父亲依然对母亲仍是左右都不满意。争吵是家常便饭。争吵的原因从炒菜油盐多少开始，到买菜钱的支出，甚至是走路的快慢，两人都会发生冲突。
说实在的，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可能父亲一生都不太满意。他一表人材，年轻时英俊潇洒。(去世这一年八十九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腰板笔直。)当初家中虽然不算特别富有，但他是长子，爷爷又是个哑吧，所以长子在家中的地位就突显出来。父亲是高级师范毕业，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在县城当过中学老师。他六十多岁时，一个满天繁星的夜晚，我们在一起乘凉，他晃着脑袋，一口气背诵出王勃《滕王阁序》的上半截。“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而母亲只是初师毕业，据说小时读书头就会疼。父亲是媒妁之言娶了母亲，听外祖母说，母亲出嫁时，嫁妆排了足足有一里路。外祖母小儿子早夭，视女婿为己出，曾陪嫁母亲十几亩良田。
但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不管家里条件多么艰难，母亲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哥哥读书早，文革前在全县唯一的高中毕业，姐姐也读过县里最好的一中，而我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由于母亲在学校的缘故，我小时就读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图书。“文革”结束后，我和哥哥分别又都读了大学。我们兄妹三人曾经多次说，如果母亲也像父亲这样缺少责任感，我们不知又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母亲退休后，熟人见了父亲，总会说，亏了陈老师，给你养了这么三个有出息的孩子。
当母亲退休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有了工作，并且也都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按说，母亲应当颐养天年，与父亲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母亲天生地闲不住。她先是给哥哥带孩子，后来又给我们带孩子。我的儿子出生后，我还在武汉大学读插班生，妻子在外地工作。母亲先是跟着媳妇在县城里带孙子，后来干脆将孙子接到信阳市。儿子小时爱喝牛奶，那种2.4元钱一袋的林梅奶粉。儿子白天喝，夜里也要喝；夏天喝，冬天也在喝。白天好办，夜里喝了就尿，尿了又喝，如此往复，母亲几乎睡不成囫囵觉。夏天不怕，母亲事先冲好牛奶，用纱布盖上，儿子一哭，她就将奶瓶送上。冬天则不行，她将牛奶先调得很浓，然后兑上热水。她怕奶太热烫了孙子，兑好后滴一滴到手背上，只到认为无误才送到孙子的嘴边。冬天家里没有暖气，母亲穿着衣服睡，方便照顾孙子。父亲看见母亲对待孙子“鞠躬尽瘁”的样子，十分生气，不止一次地喝斥母亲，“他是你爹!你供着他，看他将来...”母亲则听而不闻，依旧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或者嘀咕几声，“你这死老头子……”
自从我有了孩子，母亲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了。儿子先交给他们放在信阳，后来我在单位分了30多平米的房子，母亲就带着孙子来了武汉。妻子在学校里忙，我则一心扑在工作上。儿子当时只有三岁，他们要照料，还要负责一家的生活。父亲大多时是跟着母亲与我们在一起，但只要住上一个多月，父亲就急了，他一个人要回去住一阵。母亲有高血压，腰也不断地佝偻。父亲走了，开始母亲一个人还能应付，但随着岁月推移，她说，义呀，我一个人再也干不动了。
1995年的夏天，妻子学校放了假，母亲与父亲回了信阳。但开学后，母亲也没有来。这时，我已经从武昌调到了汉口，妻子学校也在汉口，但我们的儿子正在武昌读三年级，一时不能迁到汉口来。儿子每天脖子上挂着一个鈅匙，中午回家吃我们给他留的剩饭。我们希望父母来，但父亲说这儿像牢房一样，不习惯，我们也就不好再勉强。母亲知道后坐卧不安。夜夜做梦，说她的孙子出了这事那事。她背着父亲给我们写信，问孙子的情况。可是也怪，过了三个月，我最后才收到她的一封信。她责怪我们为什么不给她回信，是不是嫌她老了，不中用了。我急忙给她电话，说她的几封信都没收到。后来才知道那一年信封要求统一尺寸，哥哥单位的信封不符合要求，邮局将信都退了回去。
母亲准备来我们这儿了，她打算买些秋冬穿的衣服，就要父亲陪她一起上街。父亲身体好，一个人在前面急急忙忙地走，母亲就在后面急急忙忙地赶。第二天，母亲就准备坐火车到武汉来了，但在这天夜里，心脏病突发，被嫂子找人送进了医院。母亲虽然抢救过来了，可后来又转成了肾衰竭，在医院住了一阵，就回到了家中。
母亲生病期间，我过一阵就回去看看，家里的亲戚轮流来照顾她，父亲则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逢父亲要上街买食物了，就将手一伸，“给，给！”这时，母亲艰难地转过身，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一叠钱，抽出几张，父亲才悻悻地走去。父母虽然已经团聚在一起，但钱还是各拿各的。母亲的退休工资相对比在一个集体单位工作的父亲还多一些。不过，也还不足一千元钱。父亲上街后，往往是看见喜欢的东西自己就买一点吃，回家吃饭时，他总说，我今天不想吃，就吃一点吧。其实，母亲知道他一定在外面吃过了。有时，他们二人一起上街，父亲也是独自吃零食，好像母亲不在身边。
母亲辗转病榻，父亲有时不耐烦了，就抱怨母亲，“你咋不死，你死了我就好了。”我们有时听见了，责怪父亲不应该这样讲，父亲这时会抢白，“我死了你们把我扔到外面去，头朝下我也不管！”母亲一声不吭，瞪着眼睛看父亲几下也就算了。这样母亲撑了一年多，1996年11月2日，我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母亲病情加剧，脸已浮肿，心跳加快，虽然抓紧治疗，但未见好转。闻讯我心情沉痛，想回但无法抽身。这时，我到出版社负责不久，正在筹备举行一次笔会。等到笔会结束，我匆匆乘火车回到了信阳。父亲知道我回家后，给母亲的嘴里先塞了一颗速效救心丸。我到了母亲的床边，母亲拉着我的手，“儿呀，想死我了！”但母亲只挤出了几滴眼泪，她说：“我眼泪都哭干了。”第二天，母亲注射了若干药物，尚能自主下床，但到了夜里2时30分左右，父亲叫醒我们，说母亲緾得他受不了了。我和哥哥闻声赶去，见母亲大汗淋漓，蜷缩在床上。我们急忙递上氧气袋，母亲迫不急待地朝鼻孔里塞。但她还是气喘吁吁，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我和哥哥一左一右陪着母亲躺在她的床上，我想，母亲一定能够感觉得到他最亲近的儿子现在都在她的身边了。
次日清晨我们叫来了医生，医生将听诊器放在母亲的胸部，说肺部已感染，赶紧挂上了吊针。但坚持到了中午12时，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
这天，是1996年12月1日。距父亲去世，整整一十五年。
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就和我们谈，他要找一个老伴。谈起这个人时，父亲还像年轻人一样，容光焕发。我们估计，这人十有八九是父亲过去的相好——不然这么快父亲就能找到合适的人。但我们没有表态说同意还是不同意。从内心讲，我们不希望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领回一个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过了一阵，父亲也不再提了，他将母亲的遗像放在床前的案上，每天用手帕擦一擦，然后在像前燃上一炷香，嘴里念念有声。
也许父亲独自一个人生活习惯了，母亲去世后，我让他到我们家来，他不愿来，来了也就住上十天半月，就嚷嚷着要回去。后来哥哥添了外孙女儿，父亲去照顾重外孙女儿，一住住了四年。在南方期间，他给小重孙找了个保姆。保姆是家乡人，父亲和她相处习惯了，最后几年，保姆回家了，他干脆搬到保姆家住，他说在保姆家那个大杂院里他觉得自在，那儿有人和他聊天，有人陪他打打牌。他想吃什么，到街上去就可以买得到。
2011年，父亲虚岁90了。哥哥张罗着给父亲办九十大寿。该请的人都请了，席间父亲很高兴，合影、敬酒，但回到哥哥家，闲聊时，说到母亲的早逝，哥哥半开玩笑地提到父亲当年对待母亲的不恭，结果父亲甚为光火，和哥哥大吵了一架，次日他就回到了保姆家。但不到2个月，保姆电话我们，说父亲检查肝部有阴影，要到地区医院复查。我和哥哥急忙将父亲送到地区医院，结果和第一次检查的一样，肝癌晚期。医生叮嘱，这大年纪了，治也没用。
11月下旬，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了保姆家。一是看望父亲，二是商量父亲的后事。其间，我坐在父亲的床前，拉着他枯瘦的手，安慰他明天就要将他送去住院。父亲没有说什么，只叹了口气，说：“人生太短了！”后来，他将手头的存折交给了哥哥。存折上共有10万元钱，这是父亲一生的积蓄。
父亲住院后，我就赶到北京治疗眼疾。因为是事先预约的，11月31日做了全麻的手术，但次日，我就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于12月1日上午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哥哥没有在身边，我也没有在身边，保姆陪着他在医院里走完了一生。听说，最后他还在叫着我的名字。
父亲的坟墓，在母亲去世时就已经买好了。他们是一个合墓，在家乡的龟山上。
父亲的病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是无法治愈的，但为什么他会选择同一天与母亲相会于天堂之上呢？他们因媒灼之言成为夫妻，生育了三个儿女，但他们在人生最富有活力的三十年间，却天各一方。他们不停地争吵又始终相伴着白头偕老，在地没有成为“连理枝”，最后，在天却又成为“比翼鸟”。是父亲感觉到一生的歉疚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冥冥中的注定。
父亲出殡时，我辗转病榻，没能赶回去为他送行。
人生像一本书，翻着翻着，这本书就翻完了。正像八十九岁的父亲所说，人生太短了。母亲是七十四岁时去世的，父亲比她多活了十五年，但父亲还是感觉只有一瞬间。
对于父亲，我们理解他在那个非常时代的困顿，但我始终认为他确实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些年，他虽然不能给予我们物质上的帮助，但可以给予孩子们精神上的支持。不过，母亲去世后，看着他孤独的身影，清癯的面宠，我们心头也常常升起无限的怜悯。特别是当他逝去后，过去的一切立刻都化成了永远的思念。思念那个苦难的时代，思念年轻的父母天各一方的日子，思念我们长大后与父母相处的幸福时光。时间能够冲淡一切，何况我们的生身父亲！
但我更永远记得12月1日，我的父母又相约相会的日子。天长地久若有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我的父亲母亲，愿二老这一次在上天比翼双飞吧！那里，将是儿女永远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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