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从来不缺乏阴谋与阳谋，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紫禁城中，森森然的宫廷院落、静悄悄的狭巷窄道，色彩妖艳的雕栏画栋，以及傍晚那一轮血红残阳，仿佛都在对人们低声诉说着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幕：东宫太子朱常洛，就在一个时辰之前，差点被一个疯汉用木棒打死了！
谈艺从今天开始，计划用三篇文章来为读者详细解读晚明三大奇案之梃击案、红丸案及移宫案。这三件案子均与明光宗朱常洛有关，梃击案发生在朱常洛登基之前，红丸案发生在朱常洛在位期间，而移宫案则发生在朱常洛死亡之后。这三件从表面上看是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案，却共同折射出了晚明王朝皇室、宦官与文官之间那险象环生，波谲云诡的恶斗悖论，大明帝国那曾经的如日中天也在这场三方你死我活的角斗中渐渐沉沦，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周期律当中。
梃击案的受害者朱常洛，他的父亲乃是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这个历史上褒贬不一极具争议的明朝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而其中又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不上朝。在万历当政期间，明帝国的国力因首辅张居主导的国家全面化改革而达到了巅峰，却又因为这一期间连续对外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元气大伤，万历晚期的明帝国，已经渐渐现出了败落的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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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就发生在万历皇帝执政的晚年，也是他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与官僚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梃击案的发生，终于让皇位继承权的归属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最大的受益者竟然就是受害人朱常洛。这起戏剧化案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之后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令人匪夷所思。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傀儡太子朱常洛，因此案终于逆袭上位。而传说中的幕后黑手，红极一时的郑贵妃集团却也为此被挤出了核心权力圈，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自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曾一度打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供万世景仰的千古明君。不过，俗话说得好：想要做事，先得有权。没权谁搭理你呢？为此，万历皇帝不遗余力的打压张居正生前的政治主张和势力，清洗各种不服自己的异见分子。用这个行动来告诉群臣，张居正时代已经过去，我朱翊钧（万历）又回来了。
然而当时的情势似乎并没有顺着万历皇帝的思路发展下去。嗅觉敏锐的文官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抓住万历皇帝打算废长立幼，违背传统的痛脚，借此机会向万历皇帝示威，内阁首辅申时行带头发难，紧跟而来的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杨绍程也咋咋呼呼跳出来响应。从表面上来看，张居正死后的“国本之争”事件是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的，但从本质上来说，万历皇帝亲政，打算重新控制文官政府的行为激发了官僚集团的抵触情绪，“国本之争”事件只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用来争夺具体行政权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从公元1590年算起，到公元1615年梃击案发生为止，围绕“国本之争”除了两大主角，皇帝和官僚集团以外，还有第三方势力从中作梗，那就是以郑贵妃为代言人的宦官内廷势力。他们支持万历将福王朱常洵立为正式储君的做法其实在法理上并无不可。毕竟准太子朱常洛出身较低，并不是万历的嫡长子。而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是贵妃身份，子凭母贵的福王朱常洵在出身上是有比较明显优势的，更何况明朝的祖训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让长子继位皇帝的规定。如果万历真要和群臣死磕下去，其实也不是没有胜算的。
但万历皇帝显然没有打算和宦官内廷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协议，而是将自己从内廷与外廷两方势力的胶着缠斗中脱身而出，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消极怠工的皇帝生涯。万历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打算让自己在内廷和外廷势力面前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供之后的转圜，另外也是希望内廷和外廷在彼此的消耗中能抬高自己的身价，从而为亲政（掌握最高权力的实际行使权）找到更好的机会。
张居正
但万历的这个策略又一次失败了，到了万历末期，政治腐败程度已经无以复加，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内廷和外廷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制约，彼此之间不断扩充着各自的势力，那个坐山观虎斗的万历皇帝似乎要永远坐在观众席上了。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梃击案发生了。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立下过这样一个规矩：凡是地方官员无法给出合理裁决的案件，当事人无论身份高低，无论案情大小都有权直接向皇帝递交诉状，皇帝有义务协助当事人重新审理案情。这个看似满满正能量的规矩却差点害死了他的第十一代小孙孙朱常洛，因为那个拿木棒打算行刺朱常洛的人，就是因为误烧了人家的柴火堆，又对地方官的判罚不服才有机会来到京城的。
梃击案的过程大致如下：申时（下午三时到五时），张差等人在太监刘成的带领下，从厚载门进入皇城，之后张差一人再从东华门进入宫城。酉时（下午五时到七时），张差闯进了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慈庆宫的守卫十分松散，“盖东宫侍卫落落，宫门仅老阉二，仪门虚无人，殿上才七八人”，守门的两个太监“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张差乘此机会，“手执枣棍一根，将守门李褴打伤在地，又打前殿檐下”，内侍韩本用见此大声呼救，宫人们听到呼救声急忙赶出，一太监藏在左门后，一太监从后面试图抓住凶器，张差最终因寡不敌众被抓获“，被韩本用等拏住，交与东华门指挥朱雄。史料来源：《国榷·卷82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己酉》、《先拔志始卷上．万历起天启四年止》、《万历邸钞》。
红色为张差进宫路线
审理梃击案的过程同样一波三折，初审官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他用：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黯猾”的话来给张差定性。大概意思就是说，从犯罪嫌疑人张差的行为言语中能看出，此人极有可能是个疯子，但我从他的表情里似乎发现此人还有什么不能言说的隐情。刘廷元这种模棱两可的说辞显然没有让三法司满意，群臣纷纷要求再次重新审理该案，五月初十日，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刑部山东司员外郎赵会桢、刑部山西司员外劳永嘉、刑部郎中岳骏声等人联合审理该案，审讯结果仍然是以刘廷元的犯罪嫌疑人张差患有风魔一说为最终定论，而从旁协助审理此案的王之寀对此颇有疑虑，他认为，刘廷元和胡士相、劳永嘉都是浙江人，胡士相和刘廷元还是姻亲关系，这样的判决很可能另有偏私，于是王之寀打算私审张差。
从当时的史料记载来看，王之寀饿了张差大概三天的时间，最后利用张差饥饿难忍的状态作为审案的突破口，终于查明了该案的“真相”，《明史·王之寀传》如下记载了张差的口供：“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宦官），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宦官）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
当王之寀拿到张差的这一供词后，并没有直接向上级汇报，而是准备等到五月十二日刑部会审之时当众公布出来，果然，刑部当天的会审仍然是按照刘廷元的风魔说来给案件定性。当会审官员准备将审理结果呈送大理寺的时候，王之寀果断将自己私审的张差口供拿了出来，这一举动当时立即引起了主审官员的极大震动，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所有主审官元一致打压王之寀的那份私审口供，除了刑部主事陆梦龙和王之寀意外，其他官员均不再支持再审张差，仍然按风魔说结案。
后经陆梦龙和王之寀的一力坚持，该案再次重申，但这次重申的过程却是怪态百出。另外一名主审官劳永嘉拉住陆梦龙的手臂恳求道：今不得已而讯，止问二内官（宦官）及马、李二确名四语之外，若更问一语不记”。大意就是，希望陆梦龙只记录两个教唆张差的宦官及马、李二人的姓名即可，其他一律不能记录成书。在审理过程中，陆梦龙要求衙吏上夹棍，竟然“无应者，再四怒呼乃具”。可见办案阻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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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过程中，当张差供出：“有大老公（宦官、以下不再备注）庞公，小老公刘公，……好老公用金壶一、银壶一豢我三年矣（预谋已久）！”陆梦龙赶紧追问：“二老公何名”，还未等张差回答，劳永嘉与胡士相二人急忙打断：“渠必不识，不必问，不必问”，当张差说出“打小爷”的时候，劳、胡等人“急拥坐而起，摇手呼苦，云：“此不可问矣！”会审再次中断。不过，案件审到这个份上，庞宝、刘成这两个郑贵妃身边的亲信显然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矛头已经直指郑贵妃了。
果不其然，五月二十二日审讯出了“马三舅的名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骑马老公公庞保，住蓟州黄花山修铁瓦殿……”，张差在逼问之下不得不如实招供：“刘公，我说了刘成罢。庞保约刘成在玉皇殿商量，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张差还惋惜的说到“小爷（皇太子）洪福大了”！
审讯结果一出，举国哗然。当下百官纷纷上书给万历皇帝，要求严办郑贵妃一党。连之前主张风魔说的刘廷元、胡士相、劳永嘉都改了口风，但万历对此置之不理。我们不妨再次冷静地重新梳理一遍当时的局势，看看万历皇帝不搭理严惩郑贵妃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坚持重申该案并取得郑贵妃一党参与该案证词的主要审讯官员是陆梦龙和王之寀，这两个人是东林党。而刘廷元、胡士相、劳永嘉等人是非东林党人。郑贵妃和宦官内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这起案子，早已经脱离了刑事案件的范畴，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角逐中去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件案子最终审讯结果是不是还有疑点呢？最大的疑点应该是张差这个受人指使的普通低级杀手，怎么会连庞宝、刘成这样高等级人物姓名都知道。郑贵妃身边的亲信难道连买凶杀人最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他们会傻到把自己的真实姓名透露给张差，而且张差的这次行动九死一生，肯定是要被抓住审讯的。
第二，郑贵妃和宦官集团如果真的想刺杀太子，决然不会傻到让一个莽汉拿着木棍去执行这个计划，不但是造成的动静太大，过于碍眼，木棍本身的杀伤力也值得商榷。凭借郑贵妃和宦官的势力，以下毒，人为造成其他意外的手段去刺杀太子应该不是难事，而且这种做法容易洗脱自己的罪责，可以全身而退。
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
因此，王之寀与陆梦龙审讯张差的供词仍然存有疑点，这份供词极有可能是东林党人暗中操作得来的。而非东林党人的见风使舵除了让人不齿他们的品德之外，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朝廷中的非东林党人并没有与郑贵妃的宦官集团形成牢固的战略同盟关系，郑贵妃的势力仍然限于内廷。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郑贵妃的宦官集团再一次败于外廷官僚集团，而神宗皇帝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更加大跌眼镜。他又一次置身事外，并把这个锅甩给了自己的亲儿子—朱常洛。
有部分学者认为，朱常洛可能是自导自演了这场梃击案闹剧，以此来扳倒郑贵妃和朱常洵。因为谁都知道，用木棍去行刺太子并能圆满完成任务的机会实在是太渺茫了。而且有史料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午时（大概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左右的样子），慈庆宫前殿书案自东之西不胫而走，皇太子有戒心，遂入礼佛。史料来源《陆梦龙．梃击始末》。
也就是说，朱常洛在这次梃击案发之前的4个小时恰好不在宫中，后来大臣们一致认为这是祖宗显灵，保佑了朱常洛。那么朱常洛有没有可能主导策划了这起案件呢？谈艺认为可能性不大，正如上文所说，这场由刑事案件引发的政治冲突，背后所涉及的两方力量都只是为了谋求各自的实际利益，朱常洛这个被万历冷落了几十年的太子，每天战战兢兢的生活在清冷的慈庆宫里，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被牵扯到双方的斗争中去。无论是荣宠集于一身的郑贵妃，还是满口道德仁义的东林党，朱常洛只有招架之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说的现实一点就是，朱常洛只想本本分分，安安稳稳地得过且过。
万历皇帝为此也特意考验了自己亲儿子一把，他让自己的爱妃郑贵妃向朱常洛跪拜认罪，而朱常洛也回拜了郑贵妃。《三朝大义录》记载，上（万历）见王之寀疏心动, 于宫中召皇太子令郑贵妃叩首谢罪，且（郑贵妃）曰： 凡子仗小爷看顾, , 皇太子亦叩首, 曰：还仗娘娘看顾。且拜且泣, 上（万历）亦为之掩涕。《明史·卷一百十四》记载，贵妃闻之, 对帝泣, 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 太子亦拜“。
明光宗朱常洛
史料上的这两条记载很有意思，因为这三个人都哭了。但这三个人的眼泪却各有各的味道，朱常洛或许是无奈而哭，万贵妃则是惊吓而哭，那万历的眼泪又是为何而流的呢？
因为“国本之争”而消极怠政的万历皇帝，让整个国家在二十几年里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各种问题矛盾此起彼伏，国家岌岌可危。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作为皇帝的万历，心里自然也是着急万分。毕竟他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心智已经足够成熟。第二，自己年事已高，皇帝的位子早晚要留给自己的儿子，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毕竟都是自己的亲儿子。退一万步来说，只要是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哪个当不都一样吗？但如果依然是这个僵局，自己好面子又不肯向大臣服软，那么他死之后，会不会爆发更大的动乱，官员们乘机拉拢结派利用两个皇子骨肉相残来谋利呢？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的计划可能是这样的：找个人去假装行刺太子，然后把舆论的压力引到郑贵妃的身上，他作为一个裁决者，在大臣面前就能顺理成章的维护朱常洛，把他正式扶到太子的宝座上去。这样的做法不仅让他的皇帝面子得到了软着陆，大臣们也可以借坡下驴，大家皆大欢喜。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万历不找个人去假装行刺郑贵妃的儿子呢？这样不就能彻底把朱常洛踩到泥里，永世不得翻身了吗？但这样做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朱常洛背后没有任何势力的支持，一旦自己死去，朱常洛必定会遭到郑贵妃的残酷迫害。众大臣也会对这个做法产生质疑，毕竟无权无势的朱常洛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能力去买凶刺杀郑贵妃的儿子呢？
结语
有关梃击案的分析，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其中不乏错误之处。加之对当时史料的搜集分析存在一定的疏漏，因此，本文只作为对明史感兴趣的读者一点参考意见，并不能作为当时整个案件的唯一解释。希望大家对此予以理解！其实，梃击案的发生本身就极具戏剧化，而且一件谋杀太子的案件最后竟然草草收场，所牵扯到的人也非常的少。这与以往各朝各代皇帝的行事风格十分不同，内在的原因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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