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产生于西周初期，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约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殷武》可能是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它们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诗经》的内容
1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皆歌功颂德之作。
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灭商并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2农事诗
祭祀乐歌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农业经济的繁荣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七月》 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
3燕飨诗
产生于西周初期，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否定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反映了周初社会的繁荣、和谐、融洽和上层社会的欢乐和睦，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显现出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4怨刺诗
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针砭朝政，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节制，带有规谏之意。诗人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在等级社会中处于较低甚或受压抑的地位。他们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
国风中的怨刺诗，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直接揭露其无耻丑行。
5战争徭役诗
a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这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
b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
c战争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6婚姻爱情诗
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集中在“国风”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的现实精神：
1内容广泛丰富，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叙写的祭祀、宴饮、农事以及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展现出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特殊的文化形态。
2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三、《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比兴 是《诗经》的主要创作手法，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这三种手法往往互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
1赋是基本的表现手法，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赋中用比，或起兴后用赋，在《诗经》中很常见。
2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有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有的则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3兴的运用，有的只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
比兴 《诗经》中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以及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为后代诗人广泛继承。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这种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节奏感很强，韵律整齐。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舒卷徐缓。
1重章叠句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具有很好的效果。
2叠字（重言）和双声叠韵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3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开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的先河。
三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1名词数量丰富，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动作描绘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2运用夸张、对比，对偶等修辞手法。
在语言风格上：1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2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3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富于变化，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4雅、颂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则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四、《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诗经》开辟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成为主要形式。
2《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3《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4《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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