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老师：
去冬至今，你于国文课程的探索已逾一载，盖因教育无小事，不可不慎，且国故之道自五四失之久已，非骤可复立。我于上海交大听完刘守中先生《<论语>与儒家精神》两节课后，颇有感触，今结合杨柳风之实际及个人之陋见，略录于下，以资参考。
杨柳风创办之时便立足人文，不以分数为目的。创办之初以写作为依托，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对阅读的热爱。既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受益匪浅，可谓大获人文教育之成功。而今国文课的设置则无疑将是杨柳风人文教育的又一里程碑。但我想，国文课最好可以另外设置，国文内容可以做为杨柳风现有人文课程的深化和细化，但要进行进阶的、对当下国学培训乱象正本清源（让童子穿汉服表现茶道的国学秀，美其名为童学，听说更又以释入学，让孩子吃素背佛经的极端行径）的国文课程教学的话，应是一个区别于杨柳风现有教学的新的课程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学的系统上进行完整的课程建构。
我常常思索人文教育的根本应该是什么。我觉得人文教育的根本应当在立人，因为一切学问皆是人学、一切文化皆是人化、一切教育皆为化人，而立人的根本则在立心，即孟子所谓“求其放心”，帮助孩子们找回那颗失去的求学和做人的本心。国文于众多学问之中又无疑是立人立心的最好载体。
如果将国文放到立人立心的高度，那么当初出于学生兴趣等诸多因素而设定的以文学性、趣味性为主的思路恐怕要重新修正一番。钱穆先生在谈《论语新解》时说“应最重义理”，如果国文教育不重义理，那么学生在学完整部经典于个人修养是绝难有所提高的，更遑论立人立心呢？譬如讲《诗经》，倘若只从文学角度讲解，那就是犯了五四时期的旧病，是将其从经部降到了集部，如此《诗经》与《唐诗三百首》有何异？如何体现“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善良”、“敦厚”的人格特征又从何培养？义理非心灵鸡汤，不俗；义理非哲学，不奥；义理乃古代圣贤智慧所在，绝妙。让孩子读懂经典的义理，便是让孩子直接与古代圣贤对话，其益处是远甚于数百位名师的言传身教的。《易·蒙》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希望国文课程的设置千万不要因过虑孩子的兴趣而舍本求末，或者国文课程的设置将古典文学与古代经典做出细分也未尝不是可行之举。
刘教授在课堂上总结了当今人文教育的五大弊端，即：选本教育取代经典教育，一也；政治教育取代思想教育，二也；应试教育取代人格教育，三也；灌输教育取代体验教育，四也；懂了才学取代边学边懂，五也。由此五弊生出当代人格之十不足，即：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一也；只知有己，不知有群，二也；只知有人，不知有天，三也；只知有物，不知有心，四也；只知有学，不知有道，五也；只知有贤，不知有圣，六也；只知有利，不知有义，七也；只知有用，不知有益，八也；只知有家国，不知有天下，九也；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十也。愚以为国文教育特别是古代经典教育就应该针对这五弊十不足来展开，下面就专就经典教育的课程设置谈一点自己的拙见。
首先，经典教育课程当选十三经。当下对国人对经书的误读颇深，殊不知经书博大精深，囊括传统文化诸端，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
其次，经书的阅读当选全本。程朱陆王何等智慧之人，于经书尚不敢增删一字；七十二贤何近于孔圣，“《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我辈若不教授以全本，而学时人妄加删选，实为妄人也。全本讲授要不惜花上百课时的时间来讲授一书，此举看似缺乏效率，实则恰在此熙攘之物欲社会培养起学生的慢功心性，使之今后能够宠辱不惊，真乃善莫大焉。
第三，讲授的过程当引导学生提问。《论语》中诸弟子问，孔圣答之例数见不鲜，学问之道，实赖学与问也，因此，每节课都要引导学生提问。问亦存大道，初学提问者，必如子路问君子，甚或不及；深明此道者，将如颜渊问仁，默然成器矣。
第四，作业的设置当启发学生思考生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业可以让学生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想法（略）
最后，教育的最终目的当落于孩子人格的培养。“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粗概五经便已有此五种人格，我相信纵使不慕圣贤那也断然会是一个谦谦君子。（略）
林肯总统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应当为自己的长相负责”，苏学士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可以改变人的长相、提升人的气质、塑造人的品格。我辈由于历史原因，于经典是补课的一代，而如今的孩子们则正处于播种时期（略）
此为我的一点个人想法，供老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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