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 ‖ 北京的书店和书摊—

我年近七十，从1932年起，在北京前后一共住了近五十年。中间有十五年移居天津，但每年总要来北京小住，或来度假（寒暑假及春假)，或来读书，加到一起，足够半个世纪了。平生所嗜，一是看戏、二是买唱片、三是买书。买书当然要逛书店和书摊，现在就来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1932年初来北京，除看戏外，便是逛琉璃厂。当时琉璃厂有几家新书店，最大的是厂西头路南的商务印书馆。那是一座楼房，虽不高，但在众多平房瓦屋中便呈鹤立鸡群之势。而中华书局的门面就不及商务阔绰，因兼售文明书局出版的图书，我也不时光顾。当时新书店至少还有三家是我常去的，一是有正书局，二是神州国光社，三是会文堂新记书局。有正主要是卖碑帖，并代售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线装书，书品不精，但价格低廉，比较实用。神州国光社书价较昂，但时有冷门货。会文堂则多售小说，我到会文堂是为了买蔡东藩著的《历代通俗演义》。蔡书彼时尚为线装石印，十册一函，我只读了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四部，每部价不足大洋二元。我的历史知识大都是从那时开始积累的。读前、后汉时，甚感兴趣；而两晋则写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则时而宋齐梁陈，时而东西魏变为北齐北周，头绪太纷繁，又记不住，便失去耐心，所以从《唐代通俗演义》以下就不再问津了。

琉璃厂的书店还延伸到迤东的杨梅竹斜街，如上海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在那一带都有分店。我和舍弟同宾曾把零用钱积蓄起来竭尽全力买了一部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著的《江湖奇侠传》，是世界书局原版排印本。这部小说我们看过不止一遍，后来终于丢失了。去年舍弟到中关村舍下来看我，竟在我住所附近沿街书摊上又买到一部翻印的《江湖奇侠传》，大有“浮屠三宿桑下”之意。其实我也有这种对儿时读物未能忘情的时候，故《霍桑探案》和《新新外史》的新印本又在敝架出现，而且在去年病中重读了一遍。

当然，自三十年代至全国解放以前，琉璃厂主要的铺面还是旧书店。有名的如来薰阁、邃雅斋等，不但规模大，且印有书目，凡老主顾皆无偿奉赠。在先父玉如公的书笥中，有若干种都是当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所赠的书目。一编在手，眼界大开。我的版本目录知识，有一大部分是从这些书目中得到的。惜十年浩劫中荡佚无存，一本也没有了。

除了琉璃厂，东四隆福寺街也有旧书店若干家。直到五十年代初，我还经常到这条街上的修绠堂、东雅堂等书店去搜求书籍。公私合营后，各家旧书店皆统一于中国书店。当时我还得到一张“允许入库”的购书证。凭此证我到过琉璃厂、灯市口、演乐胡同等各大藏书“库”中，可以从架上自取选购。在这几处旧书集中地点，经常遇到的有何其芳、吴晓铃、王利器诸先生。最遗憾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琉璃厂中间路口的中国书店最后面的“库”中发现不少可买之书，称得起价廉物美。只缘当晚要去参加一个宴会，不宜多携笨重书籍，只用极低代价买了若干锭旧墨。谁知这一次与这些古旧线装书竟成诀别。十年浩劫俄顷即至，自己藏书损失了不少。近年来居处狭隘，书厨已无处安放，不敢放手买书。加上古书价日昂而货愈稀，就算再到中国书店，也非复畴昔所见之书和当年所标之价了。

谈北京书店，不可不谈东安市场。市场有书店和书摊两类，自三十年代初即已如此。我有时到吉祥戏院看戏，往往先逛书摊书店。其特点是新旧书都出售。彼时如佩文斋代销人文书店出版的平装书，不少书摊都经售鲁迅主编的未名丛书和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这些都属于新书。而三十年代中期最流行的则为各种一折八扣的平装书。这类书错字多而句读讹，很难登大雅之堂。但优点是价格便宜，书价比纸价还贱。且中多生僻罕见之书，起码能满足穷学生的求知欲。还有一个特点是雅俗杂陈，我旧藏有大东书局排印本王大错编《戏考》凡四十册，都是在市场的书摊上买到的。

记得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围城之际人心惶惑，东安市场寂如僧寺。有一天我竟故作好整以暇，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四顾环望，原来只有我这唯一的顾主。于是群贾一拥而上，几乎半哭着央告我买他们点什么。我一时动了菩萨心肠，竟以两个窝头的代价买到一部精装的商务版大学丛书，即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上下册是也。一例既开，乃不可收拾，其他书商竟将我团团围住。我紧抱着两本《中国音韵学》狼狈地杀出重围，走出市场犹心有余悸。只恨当时阮囊羞涩，无力多买，否则所得将远不止此。

还有一次是1958年初，时值“反右”之后，“大跃进”开始之前。当时东安市场内碑帖门市部不仅门可罗雀，而且室无灯火，阴森可怖。我踽踽独行，从容踅人，以极低代价买到《雍陆堂法书》和拓本《敬使君碑》各一册。后者裱工颇精，且附碑阴。及六十年代，虽几度问津，已鲜有所获。这一碑一帖劫后仍存，至今犹可供临池之用，亦云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