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发展史上,原初的哲学问题总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妨选取西方哲学史上三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哲学形态来进行阐述:一、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开端;二、近代笛卡尔哲学的开端;三、当代胡塞尔现象学的新开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开端的重要性,并且理解其内在意义和外在作用,那么无论是本质世界还是事实世界,都或多或少能在某些范围内得以澄清。然而,开端最为困难,一种新的正确的开端不能随意为之,一旦哲学家试图寻求哲学开端的可能性,他就必须首先对开端本身进行沉思,以便建立新的可靠基础。
苏格拉底第一次通过不懈的自身沉思将诡辩学派的怀疑思潮扭转过来,开启了整个西方探寻普遍性和彻底性的哲学通道。为了通达真理,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避免掉入“意见”的陷阱。也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把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诠释为纯粹理性的生活。人类所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必须具有清晰明白的本源确定性,以此区分什么是不确定的“意见”,什么是确定的“本质”,或者说什么才是可靠的“智慧”。原初的哲学问题可以表述为“怎样获得真正的理性生活?”或“理性生活如何能够纯化?”
依照胡塞尔的看法,苏格拉底在探寻原初本质的自在存在的同时,也为伦理生活的普遍要求进行了彻底说明。而这种说明是关联性的,亦即按照由纯粹理性凸显出来的普遍理念来对伦理生活进行原则性规范和正当性证明。苏格拉底的开端原则超越了前人旧有的范围,具有批判的性质,对于存在者本身、美本身、善本身的认识过程的说明,要求回溯到绝对自身所给予的自在存在这个最初源泉。只有这个最初源泉,才能成为真正有德性的人的积极动力,否则,放弃原则性规范和正当性证明,就无法获得有关美和善本身的真正知识。这是先贤的精神智慧,也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胡塞尔的基本信念。
柏拉图被胡塞尔称为“一切真正的科学之父”,他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将原初的哲学问题以谨慎的态度作出了深刻的阐发和原则性的论定。至此,真正的哲学问题才进入人类的意识之中,作为主体化的要求也因此得到了其最终的有效性说明。哲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象征,无论是像胡塞尔所谓的“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还是如皮埃尔·阿道所说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要回归到合理生活的可能性论证之中。如果说作为伦理实践者的苏格拉底将合理的德性生活奠基在自明的可靠知识之上(德性即知识),那么在柏拉图这里,自明可靠的知识则必须通过彻底的澄清来获得原则性的洞察,以便实现其自身有效的全然真理。自此以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些基本思想就有意无意地支配了整个欧洲哲学发展的命运。这个看法不仅在胡塞尔这里,也在同时代的怀特海那里得到了类似的解释。
笛卡尔第二次通过自身的沉思方式从根源上真正彻底地把握了怀疑论,延续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大体思路。这里所说的“把握”就是指在使用怀疑论方法的同时又建构了最终克服怀疑论的根基。在古代的极端怀疑论者那里,人类哲学意识的普遍要求在其原则的可能性方面第一次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一切先前被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客观法则都在主观的质疑中予以了否定。在他们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者如其是的尺度,也是不是者如其不是的尺度”。虽然怀疑论者所展开的绝对怀疑的思路后来被苏格拉底—柏拉图扭转过来,但问题本身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悟。也就是说,怀疑论本身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有关方法上的运用和主观性考察的动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它原来的诉求。也正是这种动机直接推动了怀疑论思维的未来趋势,笛卡尔的转向就是使用怀疑论方法来进行哲学沉思的。
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特别是前两个沉思,按照笛卡尔的想法,哲学如果要建立它的可靠基础,首先必须对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然后再找出是否存在一个确切无疑的“阿基米德点”,以此建立普遍知识的可能性。由此而来,原初的哲学问题“如何获得真正的理性生活?”就转化成了“第一哲学如何获得其绝对的开端?”对于这个问题的追寻,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认为“我思”就是这样的“阿基米德点”,就是真正哲学的绝对开端,“我”是一个思维者,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的思维者,它是并且一直是处于变动流逝过程的绝对意识生活的主体,无论世界是否存在,“我”作为思维者自身绝对存在。正因为如此,这种纯粹思维本身规定了开端原则自身的正当性。笛卡尔的开端原则有两个:第一,哲学沉思自身方法的必然性;第二,哲学沉思自身意识的绝对性。可以说,笛卡尔的开端原则不仅代表了近代哲学的特征,同时也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走向。
胡塞尔本人立身于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科学局限于纯粹实在的事实,不能也不愿意面对价值与意义问题,因此无法真正面对人的整个生活意义。“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这是时代的精神困境,科学一方面试图要为真正的人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又完全处于自然态度之下而亦步亦趋。于是,科学面临着“危机”,哲学也面临着“危机”。胡塞尔说:“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多方面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新途径就在于投向以纯然现象学态度为指引的智性活动,以便重新实现绝对普遍科学的可能性,以真正的积极态度来克服怀疑的消极作风。
因此,胡塞尔第三次依靠自身沉思试图确立最严格科学形式的哲学。这表现了人类自身对绝对纯粹知识的不懈追求,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就还不能称之为真正地实现了哲学本身。当然,胡塞尔没有一味地沉浸在历史上的诸种哲学形态中,而是通过自身思考和自身认识的道路来获得客观形态之主观源泉的开端原则。按照他的说法,“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于各种哲学,而是来自于实事和问题。但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因此,他赋予了现象学作为最彻底的开端哲学的形态。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其核心就在于“如何获得‘纯化’的现象作为哲学最原初的开端?”纵观胡塞尔一生的哲学思考,他的研究虽然有许多主题的转变,但在这些变化中,现象学要求“纯化”的普遍信念是始终如一的。
在欧洲哲学史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笛卡尔再到胡塞尔,哲学的开端问题由“怎样获得真正的理性生活?”走向了“如何获得‘纯化’的现象作为哲学最原初的开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力图达到最终彻底的“纯粹性”的哲学。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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