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知人论世”，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其作品的内涵和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同理，若要探究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就需要结合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和作品内容进行分析。
本文以清初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为例，结合纳兰词和纳兰性德的生活背景，分别从“儒家文化—时代背景—个人创作”三个层级分析儒家文化对纳兰性德的影响，进而浅谈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
纵观历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在汉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下，通过民族政策和教育传播对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时，未来促进民族融合和巩固政权，他们也将自身视为中华正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内容。
而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正统”学说，少数民族作家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论是个人的思想价值观，还是为人处世都表现出儒家文化的意识形态。
满族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努尔哈赤时期到满清入关前，这一时期，努尔哈赤重视儒家文化作用，亦学习儒家文化经典。他将“德行”和“治国”相联系，甚至以孔子的“大同社会”为蓝本构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在这一阶段，儒家文化更像是作为一个借鉴的对象，其影响仅仅停留在统治阶层。
满族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主要在第二阶段，即满清入关后，统治者采取各项措施来促进满汉“一统”：取儒士（任用汉族官员），兴儒学（创办的“官学”），开科举（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考核内容）。汉族儒士在朝堂上传播和推广儒学的重要性；官学传授儒家经典；应试的需求使满族的文人自幼接触四书五经，由此他们逐渐接受孔孟之道，也潜意识里也养成了儒家思维习惯。
纳兰性德所处的时期，正是满汉文化由冲突转向渐进融合的特定历史转折点。这一时期，社会动荡逐渐转向稳定统一，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消除满汉隔阂，统治者实行了上述推崇儒学等文化政策。纳兰性德早年耳濡目染汉文化，受正统的汉族文化教育，因而儒家文化在纳兰性德创作中也有显著的影响体现：
（一） 成长：“学而优则仕”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父亲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家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的八大姓之一。纳兰性德是一出生就属于贵族阶层，而贵族出生也为他带来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年少聪颖的纳兰性德于康熙十年（1671年）进入太学学习，师承徐乾学，于此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他还在徐乾学的指导下主持编纂了清代最早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
儒家文化提倡“学而优则仕”，意指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进一步推行仁义）。受“致仕精神”影响，青年纳兰性德充满了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纳兰性德十九岁时因寒疾而未能参加全国会试的殿试，为此，纳兰性德写了《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晓榻茶烟揽鬓丝，万春园里误春期。谁知江上题名日，虚拟兰成射策时。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
借由“误春期”的愁绪来表达不能参加廷试的烦闷和遗憾之情。可以看出，在传统儒学的熏陶下，纳兰性德也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用世思想。
这也体现在他寒疾愈后的《渌水亭杂识》的写作中。《渌水亭杂识》作为纳兰性德的杂识随笔，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品评，提倡忠君尽节、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介绍，对农业机械的研究、主张博朗群书的治学思想等。《渌水亭杂识》，涉猎极广，可见纳兰性德见识卓越，博闻强记，其中他的入世思想也可见一般：他在为君者、为臣者和相关国政等三个方面的远大抱负。
此外纳兰诗中还有“功名垂钟鼎， 丹青图麒麟”(《采桑子》)。“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金缕曲》）。此间无不充盈着少年壮志和书生豪气。
（二） 心性：“诗乃心声，性情中事”
清词于两宋之后兴起，纳兰性德被称为清初三大家，以词名世，有“满族第一词人”之称。纳兰性德的词直抒胸臆，性情真切。他在《渌水停札记十四》当中亦写到：“诗乃心声，性情中事。” 这是他对诗歌的本质及其情感抒发功能的独到见解。
他的词作中也常体现柱这种性情之真，如在《蝶恋花》一词当中，“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成玦”这一句，既描写月有阴晴圆缺的“事物之真”，也借由“事物之真”表达出了他对于世事总有缺憾的愁苦之情。
究其根源，“性情”出自儒家文化的概念（《中庸》有言: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王国维认为纳兰性德的词之所以如此精妙绝伦正是因为“其未染汉人习气”。其实，若从“性情”理解，我们可以认为纳兰性德兼具了汉儒家文化的修养和满人的质朴天真。正如《论语》所言“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也是儒家文化对纳兰性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
（三） 哲思： “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的忧患
纳兰性德一生作词三百四十余首，词中多萦绕着一股凄凉悲婉。如他在康熙二十一年扈驾东巡过经过龙潭口时，作词“兴亡满眼，旧时明月”（《忆秦娥·山重叠》），从思想根源来看，这也是一种“生死忧患”的意识。这种意识内化在对景物的描写上，结合他人生世事经历，更增添一种悲凉之情。
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本身蕴含的基本内涵，从宏观角度来看，亦是对人之生死和物之兴亡的哲思。又如纳兰性德在《采桑子》中的“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词中所作“无聊”并不单指他对世间事都感到无味，而是出于情感经历和官场现状对“人生意义”的哲思。出身贵胄，未曾体会过寻常人对生存的压力。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纳兰性德是个情感真挚，怀有极大的经世济用的抱负之人，但当他遭受情感变故和事业禁锢的巨大压力，在这样“无聊”的情绪抒发之中，他对人生意义该如何追寻产生疑惑。
儒家文化从创立到流传的千年来，它也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传播，甚至变化。前有孟、荀等先秦儒学家助其发展。汉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和“天人合一”思想，唐有韩愈的道统说，宋有周敦颐、二程、张载和南宋朱熹的理学，后有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有顾炎武等人的经世之学等。
儒家文化在历史洪流中，不断扩充变化，它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多数是在通过“国家政策”、“思想交流”和“教育发展”的潜移默化。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政治形态下，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于此少数民族作家或多或少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教育发展”上，他们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思想带着着儒家思想的影子，自然影响他们的创作。
当然，若究其细分，儒家文化对于不同作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如同纳兰性德，特殊的出生和他满人率真的天性让他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他的创作既含有满族人民文化特征和风情特性，又表现出儒家文化的思想意识和遣词。
参考文献：
《满族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及当代启示》关丽
《纳兰词点评》苏缨
《也曾裘马颇轻狂——浅析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中的入世思想》孙赫然
《儒家文化与纳兰词的生命兴亡意识探究》安奇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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