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在缅怀自己的父亲，恍然意识到，父亲节刚过去。犹豫该不该也动手写写自己的父亲。
其实腹稿在得知父亲噩耗从出差之地赶回西安准备奔丧的大巴车上便开始了。心理准备是早就有的，因为那是不治之症。脸贴着车窗玻璃，看着自己的面庞映在飞驰而过的窗外风景上，眼泪不住滑落。
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琐碎而清晰的，试图构思以文记之却总觉得无从下手。似乎都是一些拿不上台面的琐事，有些甚至难以启齿。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每逢重要的时间节点，想提笔纪念一下，但最后都作罢。我的父亲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是一个有时看起来有些窝囊的普通农民，纵有千般复杂情感、再好的文辞立意，都觉得没有信心为他留下一点痕迹。
我还是觉得有责任有使命为父亲作一个小传，哪怕很可能只是一点点并不客观真实的私人情绪。至少后人看到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曾真实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况且，我相信，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人，应该是个庞大的群体，渺小如尘土，百年之后不出三代便会不留一点痕迹。
父亲生于1945年某月某日——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的生日了，身份证上的日子是不确切的，就像母亲只知道我是收麦时节出生的，说不清我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一样，在老家，好像没多少人在意生日的特殊意义，当然，也或许只我们家是这样，反正在恋爱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这对于如今的孩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写到这里，想起曾经为父亲操办过的60大寿。在老家，60大寿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日子，儿女会大办宴席以示庆祝，更重视的哪怕家境一般也会请戏班或放电影热闹一番。但彼时，父亲母亲已经离开祖辈留下的土地去了新疆，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在西安工作，哥哥姐姐也相继投奔新疆的叔叔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父亲终于不用辛苦耕种供养我们了。于是，在侄子侄女相继出生之后，父母亲便将家中的地租给村人，自己进城带孙子去了。
现在想来，那段日子应该是二老最幸福的时光。带孩子很辛苦，但对一直躬耕劳作的他们来说，这点累实在不值一提。那时拍的照片里，母亲满脸红润，头发乌亮，父亲搂着两个孙子，红光满面，笑的合不拢嘴。我已经工作，可以自给自足，也算争气，姐姐哥哥也都有事做，一切都在向更好发展。
但父母是闲不住的人，劳动成了习惯。后来哥哥去了嫂子娘家，做了一名民办教师；姐姐随姐夫去了银川，择地打拼。于是闲下来的父母给自己找事做，母亲在一所学校做清洁工，父亲为工厂当门卫，每天都会赶到母亲所在的学校，将母亲收整的书本瓶子拉去卖掉。几年省吃俭用下来，两人也攒了不少钱。母亲还年年被评为优秀员工，有证书有奖金。那段日子对两位老人来说，应该是辛苦并快乐着吧。
我一直无法接受他们用这种在我看来透支健康的方式省吃俭用，一直劝他们不要如此辛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健康才是儿女的福气我们已经可以养活自己啦可以为你们养老了云云。但似乎总不得法，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有时我甚至会用过激的方式，比如将剩饭直接倒掉或把他们放在房子里的杂物扔掉。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太多行动太少，也不能在在他们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我又何尝不是以“我这都是为你好”的方式一厢情愿地伤害他们呢。
大寿当日，我提前到超市采购了食材，指挥母亲姐姐张罗着为父亲操办，间隙拍了很多花絮照片，心里想着要为父亲办一次虽算不上风光但一定温馨的寿宴。
一切准备妥当，寿星却迟迟未到，父亲工作的厂区离姐家尚有一段距离，但按理早该到了。眼看饭菜都要凉了，父亲才不紧不慢地赶到，压根没意识到今天是个大日子。一问才知道，他在外面看人打牌忘记了。
恰巧此时来家做客的姐夫朋友没看住孩子，一不留神将相机的胶卷扯了出来，拍的照片全曝光了。联想到，幼时母亲常因父亲赌博发生争吵，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父亲粗暴行为的记忆，再加上生活工作中的诸多不如意，终于这一次，我爆发了，将对他的拙劣记忆一一控诉出来。父亲涨红着脸，却一句也没有还口。那次寿宴就这样草草收场。
之后回到西安许久没有接到过父亲的电话，我没在意。因为一般打电话只与母亲聊天，对父亲每每只是简单问候几句。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我，父亲曾经从新疆回老家过西安，让她不要跟我讲。我才意识到，父亲生气了，因为他以前回老家必定要经停西安来看我。
在孩子眼里，父亲的形象应该都是伟岸的，对于幼时的我来说也不例外。那时的父亲，是雄健的威严的孔武有力的，也是万能的。他用沉稳的臂膀撑起了一片天空，为我们姐弟四人遮风避雨，靠着家里的几亩薄田和叔叔的接济，把我们几个养大并都送进了大学，虽然都不是名校，在那个多年没出过几个大学生的僻静小村子里，一度很是风光。
我打小不爱干农活，没事喜欢看闲书，或拆钟表收音机捣鼓些小玩意儿，或满村的疯玩。父亲对我很溺爱，同龄的小孩基本都要被当作半个劳动力帮衬家里，但我印象中基本没有干过什么农活，父亲也没把我当过家里的劳力。
但父亲又是简单粗暴的，我看闲书不择地点，有次正在茅房看得入迷，直接被父亲赶了出去。狼狈不堪的我一直记恨在心，寿宴当日的哭诉里，这也成了父亲的一桩“罪状”。
父亲打我的次数也不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刚买了一个西瓜回来，心急如猴的我不小心把西瓜弄掉在地上摔个稀烂，于是父亲抽了我一个耳光后。平时我惹祸或者不听话时，父亲更多的只是瞪起大眼斥骂几句。
还有很多温馨的片段。小时候露天电影特别多，即使看不懂，我也舍不得错过这热闹的场合，但往往都是看了没多久便困了。回家的路上，我便趴在父亲宽厚温暖的后背上睡得香甜。
家里除了种地并没有其他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还是买了不少闲书，如《辽宁青年》、《少年文艺》，还有很多小人书。有次整理旧书时，发现几乎那几年的《辽宁青年》每期都有。我用眼过度过早近视，父亲还给钱让我买了那本杂志上的广告产品——小孔近视治疗眼镜。厂家所在地，河北献县，我至今都记得。
那时在我眼里，父亲是完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无所不能的。也正因为如此，突然有一天，当他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时，对我的打击几乎是颠覆性的根本不可以接受的。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一个灵魂人物——二叔。父亲兄弟妹六人，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二叔行二，小学没上几年更谈不上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但人非常聪明且有魄力有志气。困难时期，二叔因为家里成份高受村人欺负排挤，负气出走，并立下誓言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来。
二叔吃尽苦头之后，在新疆闯出一片天地，便相继把两个叔叔还有表姐表妹都带到了新疆定居。他衣锦还乡之时，在村里连唱了三天大戏演了好几场电影，扬眉吐气地兑现了当初的誓言，还出钱帮村里铺了路拉了电——我们村是镇上第一个用上电的村子。
小时候大家都对二叔顶礼膜拜之至，因为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村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家了。但父亲慢慢对二叔有了意见，认为二叔不该花冤枉钱给村里拉电铺路，“给咱们自己家里用多好”。这种思想一度影响了全家人，其中也包括我。过了很久我才渐渐明白二叔的格局和用心良苦。
已经记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了，那个场面一度让我徬徨绝望。二叔一脸盛怒，大声训斥父亲，而父亲在一旁讪讪陪笑，唯唯诺诺或不敢或不知怎么回嘴。那一刻，我有一种世界崩塌的感觉，甚至怀疑那是我的二叔吗，那是我的父亲吗？现在想来，那个场景是我对一个人尊严重要性的最早感知。我以为二叔因为强大有功而变得飞扬跋扈，父亲因为无能懦弱而变得可怜可悲，于是我开始讨厌二叔，也开始怜悯父亲。
但父亲的形象似乎变得窝囊起来，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个“现实”。父亲作为家里的老大，受教育程度最高——在大城市蚌埠上的初中，后来还学了木工技术，却只能在家里种地，没什么大出息。在我们面前粗暴血性，在二叔面前却低声下气。有次听说他在路上被一个流氓打了几拳并没还手，我向他求证并问他为什么不还手，他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一个混子跟他一般见识干啥。
父亲也终于变得苍老衰弱，头顶光亮了背也有点驼了，咳嗽也多了，性格似乎也随和了许多，与我们讲话不再是以往的命令式，而是平视起来，但也更加倔强。母亲说她劝过父亲从西安走时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下，但他没有。我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
我曾经对二叔很是反感，心想父亲毕竟是你的大哥，再有错，你也不应该那样对他讲话，何况长兄如父。然而接到母亲那个电话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何尝不是这样无礼呢？痛恨反感别人“践踏”父亲的尊严，我何尝不是这样甚至比之更甚。那一刻我浑身发凉，直打哆嗦。
我主动打通父亲的电话，我对他说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我第一次在父亲面前说心里话，激动得有点儿语无伦次。听得出电话那头，他也有点手足无措，满心欢喜，但依旧没有更多表达，只是重复着“没事儿没事儿”。
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对父亲来说，我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父亲感觉到自己情况不太好时，打电话给我说：“我快要不行了，你赶紧来看看我。”我到了病房，他看到我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看到了希望。请的假用完，我安排好一切向他告别，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最后一次跟他告别回去上班时，他似乎已经知道结局，轻轻拉着我的手说：“你回去上班吧，我没事不用担心。”说罢闭起眼睛，态度安详。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有点自私、短视、胆小、懦弱、狡黠、心窄、格局不大也没什么作为，但他是我的父亲，他正直、善良、乐观、节俭、隐忍、耐劳、诚实、厚道没什么心眼，为了子女无私付出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了我们他力所能及的最好。我们还能奢望什么？
除了感恩与铭记，除了像他一样，正直、善良地好好活着。
父亲张公讳名德先，安徽濉溪人，2016年3月25日仙去。
作者：怀海
栖居西安的安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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