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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李麟童的姐姐李秉珍
家道中落
我家虽然有房有钱，但在“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谋杀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后，就衰落了。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因日本关东军预理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当日死去。因事发地处皇姑屯火车站以东，故名)之后，父亲便没有了“进饷”。虽然也曾做过文翰堂笔庄的生意，但远已今非昔比。父亲受过去生活习惯的影响，很讲究排场，家里不仅有专职的管家和大师傅，还雇佣了很多老妈子和下人。在我的幼年忆记里，仅我这个六少爷就有两个专门的“下人”，一个是奶妈，一个是照看并陪我玩的男佣人。同时，父亲和母亲还有吸食鸦片烟的嗜好，这更使家庭入不敷出。父亲往往是为了吃饭和抽大烟，把家中的金银细软拿到当铺去典当，换出钱来再去买米面或者烟土。待典当的物品快成“死当”时，父亲再把家中的房产拿出来变卖，再用钱把当初典当的物品赎回，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所以几年下来，家里的积蓄、细软以及房产均当卖一空。为此，母亲总是对父亲说：“以后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生活啊？”也就在父亲去世那年的秋天，母亲决心戒烟。一个晚上，毒瘾袭来，母亲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为的是不让家人看到她戒烟的痛苦。父亲劝解母亲说：“秉珍的娘，别受那个罪啦。你放心，真有那么一天，凭借我的关系，只要给当年大帅的旧部写一封信，你们母子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从未见过父亲的什么旧部和故旧来看望、接济过他。最终，在我七岁那年的冬天，六十四岁的父亲病故了，记得父亲刚刚咽气，还来不及悲伤的母亲，就把挂在墙上那支父亲平时使用的翡翠嘴儿的大烟枪摘下来摔了个粉碎，可见母亲对对毒品的痛恨。
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房产大部分都被他卖光，只有一间盖在水洞上的小房因被伪警察派出所租用而没有卖成。当时二哥和四哥都在北京，家里只剩有三哥三嫂和我们母子四人一同生活，我们的生活自然由兄嫂担负。这时，三嫂提出分家，实际就是不想再负担我们母子四人的生活开支了。我的三嫂很有造反精神，竟把供祖先牌位的龛匣和做毛笔的精竹笔管都当劈柴烧了，以示抗议。不久，三哥升至农村的七署巡官，兄嫂索性搬家到农村居住，至此我们母子四人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后在族人的劝说下，三哥把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接到了农村和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没多久三哥因为错断人命官司被下了大狱。哥哥没了收入，我们母子又回到了县里。这一年的冬天，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子女住着五间上房却因没钱买煤取暖冻得浑身打战，最后母亲把父亲生前最喜欢的“蜜腊”烟嘴儿卖了，才换了一车煤过冬。
冬月里，在西山石棚沟的舅舅来接我们去山里过年，舅舅拉着一个大骡子，上面有驮筐，我和五哥一边坐一个，妈妈抱着我姐骑在骡子背上，来到外公家。“喝了腊八粥，姑娘往家溜“，这是当时的传统。过了“腊八”，舅舅又把我们送回县城，离家一个多月，家里的一只大花猫被饿跑了，可是大黄狗却还守在家门口，母亲见状感概地说了一句：“这真是狗不嫌家贫啊！”
此时因这所房子已到典当的期限，我们没有赎金，只好搬出来、在南门外租了一间小平房住下。由于生活没有来源、只好靠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儿，勉强度日。后来把那间租给派出所的房子卖了，买了一台四四式的缝纫机，母亲就在露天扎鞋帮，靠微薄的收入度日，并且供我姐弟三人读书。但是母亲做的是露天生意，赶上雨天，雪天没有活做，就没有了收入。一次，我和五哥放学回家，姐姐在门口堵住我们说：“妈今天没有赚着钱，买不了粮食，妈正在屋里哭呢，你俩去劝劝。”我跑进屋，搂着妈妈的脖子说：“妈你别哭，我不饿。今天不吃晚饭了。我们快快地长，长大了我去挣钱养活你。”没米下锅。我便和五哥到郊外去拾柴火，可是找来找去什么都没有，无奈我和五哥只能拔地里割过豆子的豆根儿。我们哥俩拔一根就坐一个屁股墩，直到天黑才拔了一小捆，回到家里勉强烧了一壶热水。就这样，晚上我们母子四人断了顿。
李鳞童的组姐李秉珍与母亲合影
姐姐十五周岁时被母亲嫁了出去，给北镇西郊黄土梁子的一户姓王的农家做了团圆媳妇，当时不要说是姐姐，就是母亲也没见过姑老爷一面儿。姐姐是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唯一的女孩，自然受到父母特殊的宠爱，加上姐姐出生时家庭环境原比我出世时条件更好，可以想象对于生活反差的感受，姐姐比我和五哥更为强烈。对这样的婚烟，姐姐根本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只有把她嫁出去，家里才能少一张要吃要喝的嘴，最终姐姐哭着出了门子。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加上旧社会扭曲的婆媳关系，姐姐的婚姻很不幸福，姐夫家里有长工，所以作为昔日的“李家大小姐”，如今却要每天顶着星星起来给长工做饭，侍候丈夫和公婆，同时自己也得下地干活儿。这些苦姐姐从未受过，回家来就跟母亲哭诉，母亲总是一句话：“多年媳妇熬成婆，忍着吧！”后来，我随师父一家到沟帮子演出，姐姐闻讯特地来看我。临出门时，姐姐还要给婆婆烟袋里装好烟，然后向婆婆叩头辞行，而且还要在离家的两天时间里做出一双手纳布鞋带回去一一这是何等严厉的“家规”啊！当姐姐见到我时就说：“弟弟你好好学戏，将来你有了出息，姐就是给你当老妈子，也不愿再回去。”而当时我还是师父的“手把徒弟”，生活还需由师父承担，根本没有那样的能力。当时我说：“姐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戏，等我出徒能挣钱了，一定把你接过来。”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当时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急忙请假赶往北镇。一路上，想着姐姐就要脱离苦海，心里很是兴奋。但到北镇离姐姐家还有二十里地，我便先到表姐家打听姐姐的消息。表姐满脸悲戚地说：“麟童，你来晚了。你姐两个月前就离开人世了！”听了这话，我简直就像五雷轰顶，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原来姐姐到北镇看望母亲，由于辽沈战役爆发，黑山阻击战打得很残酷，母亲劝我姐回婆家，她蹚了四条河，步行二十里，回到家里就得了妇女病，农村闭塞，缺医少药，更兼家务繁重，遭受虐待，可怜她刚刚二十一岁就含恨死去。因为在姐夫家没有生养，所以姐姐死后都无法进入婆家的祖坟。表姐领我来到南关外护城河边，时间已是深秋，西风飒飒，衰草荒冢，一派凄凉。这里是
一片乱坟岗子，近水处有一小堆新土，这就是姐姐的坟了。姐姐活着，就没有一个顺心的家；姐姐死了，又成了乱坟岗子里的孤魂野鬼。我趴在姐姐的坟上泪流满面，不断地哭喊着：“姐姐呀，你咋就这么走了？弟弟现在挣钱了，能养活你了。来接你，你竟走了……”但是，无论我怎样千呼万唤，姐姐都已听不见了，更不能跟我去沈阳生活。几十年来，姐姐最后一次在沟帮子对我说的话，经常回荡在我的耳畔，想忘都没法忘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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