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述：“元进口的回回石头中，有一种‘撒卜泥’，为波斯语‘Sabuni’的译音,又译‘苏麻离青’，属一种劣质淡绿色宝石”。借鉴当今宝石界对蓝宝石的分类，其传统族谱中包括了：蓝、灰、黑等。按颜色不同，其色系等级分为：娇艳的正蓝为上品；带海蓝、灰蓝为次；带绿或墨蓝似黑的为下品。毋庸赘述，文献中记述的“淡绿色宝石”即应属蓝宝石之列。再对照传统热处理优化天然宝石的方法：即依照天然宝石在地球内部所处的温度和氧化还原条件，通过加热的方法改变天然宝石的颜色，以使其呈色接近或达到娇艳宝石蓝的发色效果(这种改变宝石颜色色差的科学方法，与苏料高温理化后所达到的效果如出一辙)。
苏麻离青的产地最新的说法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400公里伊斯法罕省的小城卡尚山区的格哈默沙（Ghamsar）。卡尚以丝织品、陶器、铜器和玫瑰香水闻名，古迹遍布，文化深厚。钴矿所在的小村，离卡尚40公里。
钴料“苏麻尼青”是“soleimani”的古人的汉译，准确的译法应是“苏来麻尼”——一个伊斯兰圣人的名字。写于13世纪的波斯文书：《ARAYES ALJAVAHER and NAFAYES ALTAYEB〉〉（Abolghasem Abaollah kashani writer 13th century）曾有这样的记载：“The mine of this stone located in Ghamsar in kashan mountains. They told the name may be taken from the name of Sokeimani prophet.”（这种石头被称之谓“苏来麻尼”,产自卡尚山区的格哈默沙）。
伊朗的典籍中曾记载：“苏来麻尼”作为货物卖到中国。
由此推断，元代瓷器的青料有可能使用了来自伊朗的“苏来麻尼”。
（上述结论来自于《上海社科报》2007年5月对伊朗和土耳其的实地考察）
但这种推断尚需考证。因为最早典籍记载的波斯语为”Sabuni',而不是“Soleimani'。
一些人推断为伊拉克的萨马拉。萨马拉在古代的发音一直是Samarra，古希腊文写为Souma，拉丁文写为Sumere，叙利亚文是Sumra。元青花使用的进口料为苏麻离青，这发音与萨马拉（Samarra）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叙利亚“Sumra”这个地名发音相同。萨马拉富有钴矿，又是大量生产釉下青花陶瓷的制瓷中心，同时又距中国唐宋以来，特别是元明青花瓷贸易的最终目的地和集散地巴格达十分接近。
我们宁愿相信，至正型的元青花用的大都是苏来麻离青（习惯上仍可称为苏麻离青）。“suleimani”是不可重复的伴生矿，在60年前已封矿停产。伊朗的伴生矿有铁、铜等元素，由于与铁矿相连产生“高铁”。“伴生矿”是大自然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
这种青料有一个特点，就是高铁低锰，青花深沉蓝中带点紫色，青中微微地泛绿。主要成份是氧化钴兼有少量氧化铁。在高温的作用下氧化铁会在硅酸盐液态中互相聚集，形成深色结晶斑点。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不规则状酱褐色斑点沉于釉下。微观釉面显示苏麻离（钴料）在1300度高温下有相同的呈相规律：线性结节、斑块、滴状边缘、沙滩式印迹、中心结晶、色阶梯次过渡……这是进口苏青高铁低锰特征及其它特定伴生金属元素在1300℃高温下烧结后呈现出来的规律性表现。这种微观状态是无法人为控制的，是在火的焙炼中形成的。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太监郑和奉命率领万人以上的使团和数百艘船队先后七次远航西洋。郑和每次出使都准备了大量的丝绸，铁器、金属货币，而瓷器是主要的品种。大量的瓷器出口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瓷器的生产，更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一贯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青花”一词也是在此时正式出现于文献记载。虽说元代青花已经相当成熟，但没有见诸文献。随郑和出使的随员马欢将途中见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此书记载“（爪哇）国人最喜用中国青花瓷”、“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芩、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丝、瓷器等物。” 郑和的另一随员费信的《星槎胜览》中多次提到各国购买瓷器的情况，其中购买青花白瓷器的国家有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利、大嗅南、阿丹等。“青花”一词在上述游记中首次出现，稍后的《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条载有“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送官员之家”的记录。此后在明清各类文献著录中才统一了青花瓷的名称。
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使之达到历史颠峰的水准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此时所独有的。
明王士懋《窥天外乘》载：“永乐、宣德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这是有关苏麻离青最早的文献。明陈继儒《妮古录》载：“宣庙窑器，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勃泥青。”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明王士性《广志绎》载：“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清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唐秉钧《文房肆考》等文献，都有相同的记载。只是又都将苏麻离、苏勃泥误为“苏泥勃青”。郑和出使外国时所带回的苏门答腊婆罗洲槟榔屿的勃泥青。按“勃泥(Borneo)”系中国明朝人对婆罗洲(Borneo的习称，即“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苏”可能系苏门答腊一词的简化，因而对苏门答腊Borneo一带出产或转口的可做青花料的钴土矿石称作苏勃泥青。同时也兼用为一种色标的代名。
所以准确地说，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早期使用的主体青料应称作苏勃泥青。
苏勃泥青发色明艳，呈色爽而不鲜，色性安定，散
到明代中期，苏勃泥青已经断绝，改用江西乐平县产的平等青，故而典型的成化青花瓷器有别于宣德朝，而以淡雅著称。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钧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泥青即苏勃泥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
有趣的是苏勃泥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绝大部分用于官窑生产的青料是由郑和船队带回的。宣德以后青花瓷品质急剧下降，产量锐减，随即转入瓷业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最主要的原因虽然是明政府三令五申罢烧瓷器的禁令所致，但郑和船队的停航、海外销路的断绝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元代为“苏麻离”，永宣为“苏勃泥”，界限要清楚
明确记载元青花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刊印的《格古要论》：“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所谓“近世”当指去明初不远的元代中后期，可见元代有青花生产，但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以往对元青花的研究很少，元青花到底是什么样子，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29年英人霍布逊从大卫德博物馆的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件颈部写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瓷瓶。霍布逊的报道过于简单，还缺乏更有说服力的佐证，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这件带款青花瓷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及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其它青花瓷器进行了类比研究，把与此青花瓷风格特征相似的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青花瓷。才在国外掀起了寻找“至正”型青花的热潮，这一热潮大大推动了对元青花的研究工作，并认识了许多元青花器。几十年来我国先后出土了许多元青花瓷，官方认可的如镇江金坛元代窖藏，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北京市元大都遗址，江西高安县元代窖藏等，并在景德镇市湖田元代窑址堆积层中出土了大批元青花瓷器和残片，这为人们认识元青花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同时，在伊朗、土耳其、印尼、菲律宾等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也确认了一大批元代青花瓷，这些瓷器是当时由中国”外销“出去的。
与此同时，国内还有大量收藏者藏有数量可观的具有典型元代瓷器特征的瓷器藏品。
通过对比研究，元青花的面目日益清楚，元代青花瓷可谓时代特征明显，艺术价值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然而，广而为人忽视的，元代瓷器使用的青料，只是今人根据元代瓷器使用的青料与永宣瓷器使用的青料大致相同而顺理成章的推断为苏青。可以肯定地说，有典籍支持的科学的说法应为，永宣（包括成化早期的明代早中期）器使用的是确切无疑的苏青（应规范说法为”苏勃泥“）。而元代瓷器使用的青料”苏麻离“，应是”回回青“，来自于西亚。（伊朗十三世纪的典籍记录究竟如何，还要进一步弄清楚；最好能发现中国元代或明早期的典籍记录）
另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永宣使用的”苏勃泥“青，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来看，肯定来自南洋。这粝清了一个重大的鉴定断代上的青料用料问题，即元代瓷器、洪武瓷器与永宣器使用的青料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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