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销瓷中的“官窑”——徽章瓷
记旅欧30年回国之大发现

朱奎

叶落归根

我出生于北京宣武区的一个四合院。七岁读书，八岁习武，读书习武为最爱。稍大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座右铭。十六岁就从北京“行”到了黑龙江省瑷珲县，二十一岁上，靠读书和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86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亦成为了国内著名的童话作家。然而，1988年，我却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候选择随家人远赴德国，自此直到2013年，25年沒有写作，取而代之的是，太太称之为“玩物丧志”的，继续我从未间断的另一大爱好——收藏。

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人，我始终拥有一腔拳拳爱国之心，生活在欧洲的社会中，多能见到散落于民间的中华文物，祖国文物的流失着实令人痛心，受朋友启发，学会了按图索龭收藏。凭一己之力，尽可能的拿出自己在德国的所有收入，去收购那些经各种渠道散落于国外的文物，其中收藏最多的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有魅力的艺术品——古陶瓷。包括外销瓷和徽章瓷的收藏。

虽然在德国生活了近30年，但我始终认为，一定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带着我浓浓的乡情，带着我多年收藏的文物，一起回归祖国。（2004年，报日人民海外版曾撰文介绍我在德国的创业和收藏）终于，在2013年，我带着我的旧作新作，带着我的挚爱收藏，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故乡。我相信，无论是童话写作、还是弘扬古陶瓷文化，我都能够继续挥洒热血，传递正能量。

2017年4月份，我经国内的古陶瓷收藏家朋友王小珉先生的介绍下，结识了北京彦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建国先生，就此开启了本次回国后的发现之旅。

不忘老友，结识新友

北京西郊，定都阁脚下。一座上万平米的大库房，打开一扇门，如同打开一条时空隧道。每个踏进这间房子的人都会大吃一惊，错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琳琅满目的瓷器、精雕细琢的家具，青铜器，书画，且不说年代，仅是数量与种类，已令人惊奇。镶着螺钿八仙图案的半圆桌，有着独特葡萄浮雕装饰的梳妆柜；瓷器更是五花八门，一排排，一架架，略作分类，堆满了整个库房。

进得门来，听邓建国讲这些老物件的故事，仿佛在听天方夜谭。邓建国此前的身份是北京华谷减振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谷是国内汽车减振器生产龙头企业，靠科技吃饭，与文化、收藏无关。邓建国也不是收藏家，甚至没有一点收藏经历。但今天，邓建国不是收藏家，却胜似收藏家。

文博界都知道，大收藏家邱季端先生收藏60余万件藏品，为中国收藏家之最。我问邓建国先生：“您有多少藏品？”邓建国先生回答：“从来没有数过，不知道。”再问他的下属，没有人能够回答。邓建国跨界收藏，纯属偶然。

徽章瓷回归

“彦圣文化”董事长邓建国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自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2010年，邓建国先生从其一位友人处得知，在葡萄牙国内有人收藏了一批中国文物，想寻找有缘的中国国内买家。这批文物是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彻底收复澳门后，时任葡萄牙驻澳门官员丹尼尔·阿方索·达·席尔瓦·洛雷罗（Daniel Afonso da Silva Loureiro）带回葡萄牙的各种文物，是他与他的华人妻子简佩卿女士多年来收藏的，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

简佩卿女士年轻时曾是澳门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中国和澳门特区进行乒乓外交时，与庄则栋成为好友，目前她仍是澳门元老乒乓球协会名誉会长。在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简佩卿女士与其丈夫回到葡萄牙，但她仍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祖国历史十分崇敬，对中华文化无比挚爱，一直希望能够将该批文物交由国内的爱国人士妥善保管，并以期今后传承有序，使其文化价值发扬光大。

邓建国先生起初想回购该批文物的初衷是，听说其中有一些瓷器的画图是按照葡萄牙殖民者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制造的，其内容有辱中华民族的尊严。邓建国先生希望将这些带有辱华内容的文物买下后，扔进大海或就地销毁，绝不让其继续在国外流传，故他与简佩卿女士建立了联系。

自2010年至2013年期间，邓建国先生经过同简佩卿女士的长期沟通、相互了解，最终彼此信任，并于2013年达成了文物回购协议，分两批次经葡萄牙里斯本海关出关，由海上运输至天津港入关。回购过程虽历经诸多坎坷，但最终促成祖国文化瑰宝成功回家，简佩卿女士得偿所愿，邓建国先生亦自此立志，决心妥善处理好这批回购的文物，用其对青年一代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并期望能弥补我国古陶瓷史上的资源空缺，并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序尽自己一份力。

该批文物在回归国内后，经邓建国先生近几年多方邀请资深专业人士进行研究，可以确认这批文物包含两大类的范畴：其一，为中国清代帝王准予中国景德镇为16世纪-18世纪葡萄牙皇室烧制的徽章瓷共计千余件。其二，为中国古代各时期的高古瓷器，以及青花，珐琅、各类彩瓷、木器家具、银器、铜器、雕漆、象牙、瓷板画、陶器、佛像等。另外，还有一些我国近100年已失传和断档的工艺，以及罕见的京城八绝工艺。其中，中国古代高古瓷的价值自不必多说，对于这批葡萄牙王室徽章瓷，因其身份和历史地位较为特殊，故引起了邓建国的格外关注。在国外多年，自己亦关注外销瓷，尤其是徽章瓷器，是西方王室和贵族在中国定烧和定制的瓷器，绘有王室和贵族族徽的瓷器。

笔者曾经在第二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有一个发言，收录进大会论文集，且发表于（收藏与投资）杂志2017年2月号，文章题目叫（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收藏与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较为详细的谈到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贸易和收藏，在欧洲，外销瓷多见，徽章瓷因为定制者和当时的所有者其特出的身份和历史渊源而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徽章瓷不管是从欧洲的拍卖和收藏，都非常鲜见。而尤其这么多的见于经传的葡萄牙皇室收藏，葡文版的《中国清代瓷器上的葡萄牙纹章》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批葡萄牙皇室徽章瓷的收藏。

这是本人旅欧这么多年，见过和听说过唯一最为完整的从中国定制的带有葡萄牙皇室徽章的徽章瓷的皇室收藏。

邓建国先生这批完整的见于专著的葡萄牙皇室徽章瓷的收藏，是中国和葡萄牙两国祖先之间共同打造的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民间陶瓷艺术品与葡萄牙皇室设计理念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最好的见证，是中国提出的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的先行版。

笔者有幸认识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陈平女士，我会将此次发现告知陈平女士，正如她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从这些精美的手工艺中，大家不仅可以欣赏到技术制作之美，还可以触摸到历史的传承，感受到我们祖先的安宁和智慧......让原本属于我们的工匠精神回归社会。

上图为本人在欧洲30年，收到的唯一一件徽章瓷。

闻名不如见面

三四百年前，China的意思还是“瓷器”，但历史上却夺目得不行。瓷器瓶身上的制作，随着瓶底一方小小的或康熙或雍正的落款漂洋过海，来到欧洲皇室。今天说起高级定制，人们脑海中想到的肯定是米兰、巴黎这些古老工艺和时尚精灵们共生共存的地方，而中国则是和“来料加工”这样的词汇连在一起，排列在工艺生产链的最下端。

但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瓷器定制属于中国，其中徽章瓷的来源最为经典。

作为外销瓷的一种，徽章瓷的烧制始于16、17世纪的明代，就像永乐、宣德的青花、釉里红甚至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那样，其诞生和发展有许多皇室贵族、上流名门参与其中，甚至在初期只接受欧洲贵族定制，后来随着瓷器的普及度上升，才逐渐在欧洲以及美国的中上阶层中扩展开来。因为这些挑剔目光塑成的上乘品质，徽章瓷也被称为外销瓷中的“官窑”。

徽章瓷是把徽章，即欧洲诸国贵族、都市、团体等的特殊标志，烧在瓷器上，故名。

确切来说属于“来样加工”的“订烧瓷”。它由景德镇的工匠们按照欧洲订购商提供的种类、造型、式样、纹饰、工期等进行彩绘烧制，所以在徽章瓷上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特点，又能反映出当时西欧典雅的装饰风格。

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向中国订购徽章瓷。目前发现最早的徽章瓷标本是一件青花瓷壶，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的徽章。虽然我国是徽章瓷的烧制国，但如今国内徽章瓷的遗存量却几乎为零。

因为徽章瓷是中国工艺与西方设计理念和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的艺术产品，徽章瓷在国外的身价日益高涨。

2005年初，佳士得拍卖举行的一次中国外销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40年代制的带菲利普五世徽章图案的外销瓷以30.72万美元创下当时纹章瓷拍卖成交价的“吉尼斯纪录”。

2008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的绘有西班牙贵族奥乔亚家族徽章的粉彩描金鱼形汤盆也以62.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

为什么我将在邓建国这里收藏的葡萄牙定制的徽章瓷看作是重大的发现呢？

从我在国外30年，对外销瓷和徽章瓷的了解与研究，与邓先生的多方求证，发现这批徽章瓷无论在种类、数量及完整性等方面，在国际、葡萄牙国内、中国国内都属于稀缺资源，且相关的文字介绍和报道都非常少。

而我发现了一本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葡萄牙语书籍，该书的书序内容就可以说明一切。且该书封皮中的粉色花纹的瓷盘，其现存的唯一实物就摆放在了邓建国的徽章瓷收藏展馆中。

作者也未曾见过的实物

《中国清代瓷器上的葡萄牙徽章》（葡文版）

该书为葡萄牙著名艺术史学家佩德罗·迪阿斯教授（PedroDias）撰写。作者经过两年间对大量资料及图片的收集整理与归纳，图文并茂展示了清朝的外销徽章瓷的纹饰特徵，以及其所蕴涵的丰富历史及文化内涵。该书详细地探讨了葡萄牙如何影响中国与欧洲及美洲的贸易往来，以及澳门在16至18世纪对中国与西方国际往来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通过对原始文献、手稿、史记和游记等方面的多年研究，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清代瓷器上有关葡萄牙的图案，分别为：葡萄牙政治事件及节日场面、葡萄牙皇家徽章、葡萄牙贵族家庭的徽章，以及葡萄牙修会徽章。远在16至18世纪的葡萄牙国土上，皇家贵族的谕令如何随着葡萄牙船队漂洋过海，穿越多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国土，由中国的瓷器工匠烧制完毕，又漂洋过海经年累月后承载着东方文明回到葡萄牙宫廷。

中国瓷器被誉为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由于葡萄牙最早打通了中国通往欧洲的市场，包括其后通往美洲的市场，因此是最早输入明代中国瓷器的进口商。在其后的16至18世纪，中国瓷器大量输入欧洲，甚至通过由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丹麦人大量输入美洲市场。该书将让读者理解葡萄牙徽章在中国瓷器上出现的真正原因，以及为何带有葡萄牙徽章的中国瓷器在1690年后大量出现，为何在巴西和亚洲领土上出现带有贵族纹饰的瓷器比葡萄牙皇庭贵族还要多。

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葡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成就卓越，为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院艺术史博士、文学院退休教授；曾在葡萄牙国家科学院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欧洲多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从事学术研究；曾任葡萄牙国家档案学院暨葡萄牙历史档案馆（东波塔）总馆长，2011年被任命为葡萄牙国立图书馆总馆长。

海外共鸣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7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失到中国境外的中国文物大约有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而民间收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很快，在经邓建国先生的许可后，我将在国内发现葡萄牙定烧徽章瓷实物的相关情况，同我在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收藏界专家朋友进行了交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们一致认为，作为中国外销瓷中“官窑”的徽章瓷，又是作为最早定烧徽章瓷的葡萄牙徽章瓷，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这批文物无论从徽章的类型、瓷器的数量上在当前都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蕴藏着葡萄牙各时期皇室家族的基因，也是中葡两国历史上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交流的物证，更可以作为载体发挥其在当前时期中葡两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下的纽带作用。

并希望能够有机会，尽快联系好国内的相关部门，建立起对该批葡萄牙徽章瓷的学术交流研究和合作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