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形成。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三国货币制度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曹魏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废止“五铢”钱，令人民以谷帛相交易，可是施行以后，在流通中就发生了明显的弊病，出现了“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情形。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明帝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自此以后，曹魏一直沿用“五铢”钱。由于魏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在货币流通方面大致还是比较稳定的。东吴和蜀汉的币制相对于曹魏则比较混乱，特别是蜀汉，出现了多种货币同时使用的状况。东吴从建国之初沿用旧钱和他国货币（如“五铢”、“直百五铢”等），至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大泉五百，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又铸大泉当千。至于蜀汉货币，史书记载较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蜀汉时期至少使用过“直百五铢”、“直百”、“大平百钱”（古时“大”与“太”二字相通，太平百钱即大平百钱）、“大平百金”、“定平一百”等多种货币。
一、蜀汉钱币概况
1、“直百五铢”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引《零陵先贤传》云：“（备）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此处提到之直百钱，当为“直百五铢”钱。“直百五铢”是蜀汉时期铸造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这一点从“直百五铢”的发现之广可以得到印证。“直百五铢”在三国时期多发现于蜀汉和东吴的墓葬中，到了晋代以来，直百五铢分布于大江南北，如北京、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浙江、湖南、江西等地的墓葬和窖藏中都曾发现“直百五铢”。随着蜀汉经济状况的变化，其钱体的大小、厚薄、重量均不断地发生变化。
蜀汉直百五铢
蜀汉直百五铢
2、“大平百钱”
“太平百钱”是在“直百五铢”发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的。从“太平百钱”的分布范围来看，遍及湖北、安徽、江苏、甘肃、河南、四川等地，其分布之广，仅次于“直百五铢”，但其发现数量却远远不及“直百五铢”。
大平百钱
3、“大平百金”
“大平百金”系由“大平百钱”演变而来，是“大平百钱”发展到后期的一种劣钱，时代晚于“大平百钱”。从“大平百金”发现极少这一点来看，其流通时间较短，使用范围较窄。
蜀汉太百平金
4、“定平一百”
“定平一百”大约铸于蜀汉中后期。此币发行量少，流通范围小。
5、“直百”
“直百”钱系由“直百五铢”简化而来。在三国两晋时期墓葬中也很少发现“直百”钱的踪迹。“直百”钱是蜀汉统治者在社会经济衰落中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货币制度，其实行时间比较短暂，影响较小。
蜀汉小直百
二、从蜀汉钱币看社会经济
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成都，代刘璋领益州牧。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建都成都，史称蜀汉。至后主刘禅炎兴元年（公元263年）为魏所灭，蜀汉共历二帝，43年。实际统治时间为50年。
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力的体现。从蜀汉钱币的发展来看，蜀汉社会经济从建国之初直到灭亡，货币不断减重，特别是到了蜀汉末期，币制已经完全混乱。笔者结合史书记载分析一下蜀汉社会经济状况并试图分析蜀汉货币不断减重的原因。
在刘备初入蜀时，蜀尚称殷实富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引《九州春秋》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可知东汉末年益州受战争影响较小，经济相对繁荣。蜀汉初年，刘备常在外，则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大小事务均交付于诸葛亮处理。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发动夷陵之战以前，蜀汉社会经济比较稳定。我们知道，东汉末年“五铢”钱私铸现象十分严重，钱币轻薄，各种剪轮、綖环钱充斥市场，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刘备不得已铸行“直百五铢”钱。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允许下，同时为了显示其治国才能，刘备初造之“直百五铢”钱体厚重，制作精良。
然而刘备伐吴一役大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可见这场战役之惨烈，这对建国伊始的蜀汉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此后数年中无论是补充兵源兵粮，还是重整军备，压在蜀汉社会经济上的负担都无疑是沉重的。此后五年（诸葛亮北伐前），蜀汉不敢再兴战役，仅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征南中。此次战役以“攻心”为上，平定南中后，在经济上亦能弥补一定的不足。《李恢传》记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在这五年中，蜀汉政治上“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经济上“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注重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夷陵之战的创伤逐渐恢复。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敢于北伐这一事实，亦可反证这五年蜀汉经济足以支撑诸葛亮所预计的战争的需求。虽然诸葛亮数次北伐亦给蜀汉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北伐战争还不至于使蜀汉经济走向衰败。在这一阶段（公元222年－234年）以“直百五铢”为主，也有制作比较精良的“太平百钱”。
诸葛亮病故后，蒋琬、费祎相继辅政，二人秉承诸葛亮的治国之道，坚持“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引《汉晋春秋》）在二人辅政期间，虽有战争，但规模都较小，蜀汉经济尚能勉强维持。这一时期（公元235年－252年）货币除了沿用前期的货币外，当出现制作相对粗糙的“直百五铢”以及“太平百钱”了。当然，此时制作相对较好的“大平百金”和“定平一百”也开始使用，货币制度已经比较混乱。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费祎死后，姜维继续北伐，在蜀汉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姜维北伐达八次之多，常年的战争导致“兵车久驾，百姓疲敝”（《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战争耗费已经大大超过了蜀汉国力的负荷，蜀汉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同时，蜀汉内部矛盾重重，政治腐败，宦官弄权，国家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蜀汉末期，货币制度相当混乱，出现大量减重钱币，此时，“直百五铢”、“太（大）平百钱”、“大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钱充斥市场，其混乱程度不亚于东汉末期了。
上面我们主要分析了蜀汉经济在短短五十年中基本的发展脉络，但是蜀汉经济实力是造成蜀汉钱币不断减重的唯一原因吗？我们不仅要看到蜀汉在常年战争影响下经济上沉重的负担，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蜀汉经济在诸葛亮辅政时期亦曾经相当繁荣。东汉中期以后，盐铁由政府专卖的制度逐渐瓦解，大地主控制了盐铁专营权。诸葛亮为了抑制豪强地主专权，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蜀书·吕乂传》），由于诸葛亮重视盐铁业的发展，使得蜀汉盐铁“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三国志·蜀书·王连传》）。诸葛亮除了将盐铁业收归国有使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外，还大力发展织锦业，他一方面提倡养蚕种桑，另一方面又设置锦官，负责组织和管理蜀锦生产和调拨。蜀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蜀锦几乎独占全国市场，魏、吴均要购买蜀锦。诸葛亮把蜀锦生产放在发展手工业的最重要的位置，使得蜀锦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诸葛亮不仅重视发展手工业，还重视农业生产，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呈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袁子》）的繁荣景象。可见，在诸葛亮辅政时期，蜀汉经济在原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何以蜀汉钱币在此时会出现大量减重钱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铜料的不足，《南齐书》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南齐书·崔祖思传》），可见在刘备时期铜料已是相当不足，其后钱币不断减重恐怕也是必然的结果了；二是物资贸易的结果。我们知道，蜀汉和东吴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东吴实行的货币种类主要有“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两种，其币值是蜀汉值百钱的五倍或十倍，在当时货币本身有价值的前提下，蜀人不可能拿足值的五枚蜀汉钱币换取一枚东吴钱币，因此，蜀汉钱币必须减重。至于到了蜀汉末期钱币减重现象如此之甚，恐怕就不是统治者乐见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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