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至于“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处于在小学2、3年级的孩子来说，真还说不清楚，即便是现在要让对“文化大革命”有具体的解释也是含糊不清，查了一下百度（百度说个好东西，不明白的事儿搜索一下马上就会出现结果），百度上是这么解释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文革给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从三级开始，我们的学习突然变得轻松起来，复杂的学习内容一下变得简单多了。原来我们小学课本是使用上海教材，语文、算数、地理、音乐等六七门课程一下就变成了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劳动五门课程了，下课后也没有作业了，劳动课和体育课就像是放“鸭子”一样大多都是自由活动，在母亲严加管教下提高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成绩一下子不重要起来。五号子弟学校只有小学，小学毕业后就要升初中，要到四号局机关子弟学校去。六年制的小学一下也缩减到了五年，学校扩建，也在筹备建中学。我们还听说四号中学已经不上课了，他们都不上课了，听说还成立了叫“红卫兵”的组织，从四号每周都要回来的根宝和籍福成很久没有回来了，天气渐冷了，籍福成的妈妈着急了，让籍叔叔去四号看看，根宝哥家里没有人管事，听晓玲姐说，他们去“串联”了，我不知道“串联”是干啥，反正觉得是很风光的事儿，后来听说他们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了，这让我羡慕不已……文革的风暴很快就在小学也刮起，先是老师们与校长产生分歧，然后就是校长受到老师的批斗，从四号来的中学生也参与到了这个行列，紧接着就是老师之间出现了两只洪流，学生没人管了，有人在学校成立了红小兵，少先队员红领巾已被逐出校门，一时间全校的小学生红领巾变成了红小兵。加入红小兵可不像加入少先队那样，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一时间都很难加入，即便是基层普通干部。被排斥在红小兵之外的我，对能加入红小兵的行列非常渴望，对那个印有红小兵的红袖章羡慕已久。不久，各单位也燃起了熊熊“革命”的火焰，局长、处长、科长、股长甚至班组长都受到轮班轰炸，各单位都领导一时间都被“拉下马”，权利被新成立的群众组织所代替，没用几时权利又被分成了两派，拥护老领导的这一派被另一派称之为保皇派，而另外由职工群众组织的被称之为“革命”派。两派之间经常发生“文攻武卫”式“战斗”！父亲成了“走资派”。轰轰烈烈的文革随着红卫兵的破四旧、立新风，打到一切走资派之风一点一点烧到了企业，拉下马的“走资派”成了造反派手中的“玩物”，大有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各色人物大显神通的挖掘批判根源。不久就听说局领导吴通才先生被逼自杀，相继其他单位的一些自杀的干部也传来，被逼无法自拔而自杀的一律扣上“人民公敌”大帽子盖棺定论！父亲每天要带着两样东西回家，一个是用白纸糊成的有一米多高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派王沂”；另一个就是挂在胸前的大牌子，上面也写着“打倒走资派王沂”，母亲因嫌这两样东西“晦气”不让父亲带进家门，父亲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放到门口，用大石头压住，生怕大风刮跑了。自杀干部的消息传来后，母亲生怕父亲有什么想不开的每日为父亲提心吊胆，好几次因晚上召开的批斗会过长母亲都跑去会场，我常常在深夜听到母亲与父亲的对话，常常是母亲低声哭泣父亲反复安慰。批斗会是无法受控的群众会议，会议即无主题又无会议记录，就是几个造反派组织职工开展“狠批走资派”，参加会议的职工群众各种想法都有，有的人去了一言不发或是偷偷的留回家（比如权叔叔家），有的喜欢看热闹（比如周永鑫他们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的作为泄愤的行为（如步连生和籍嗣茂等人），他们把平日里的正常管理作批斗目标，单单不讲自己在工作中的不和谐行为（尽管后来这些人利用各种方式向父亲道歉，但自小留在记忆里的东西难以抹去），有时候批斗会开的很晚，会议室里我家不远，会议室里喧闹的的岁月一阵一阵地穿了，我们要出门，母亲拦住我们，告诉我们，这是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管……我看到母亲的心在流泪——我清楚的看到过油矿一个二级单位的领导干部被批判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一天我放学回家，这天本应该在学校多玩一会儿，但母亲在下午上学前告诉我放学后回家熬点稀饭（我是家里的老大，自从从离开姥姥来的父母亲身边，由于父母亲都上班，很多家务事都需要我来做），所以放学后提早就回家了。在路径油矿大门口的时候，这里正在召开批斗会，一排站在凳子上的被批干部低着头，头上戴着熟悉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木头做的牌子、上面都写着什么什么走资派，一群人在“愤怒”的在呐喊，什么“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等等，我看到这些站在凳子上的人有几个我认识，他们和父亲的关系都挺好，其中有一还经常和父亲开玩笑。这时一个年龄不大的年轻人走到他跟前，让他交代，他看了看这些人问他你让我交代什么，那人交代你为什么逼着工人阶级光干活不许吃饭，你比资本家都混蛋，那位领导好笑的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你看见资本家了？你看见了逼他们了？他这么一问，惹怒了这个造反派，他一脚踹翻了凳子，那个干部摔了下来，鼻子顿时出血了，这时几个造反派一起围了上来，把干部胳膊拧到后面架起来（据说这叫土飞机），我亲眼看到有人踹他的腰……这时候那位领导的手表被打掉了，一个女造反派人捡起来放到她的裤兜里……这一幕永世难忘……看到这些我都感觉父亲会不会、是不是也这样，我忽然害怕了……那时候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常常会被用解放卡车拉着游街示众，有时候还不名誉不好的女人挂着破鞋也同这些“走资派”一起游街示众，侮辱性极强！我看到过一个中年妇女被几个男人拖上解放车让她站在卡车槽板前面，各自矮就站在凳子上，脖子上挂了十几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鞋，那些造反派说她是资本家的女儿，专门腐蚀人民、传播封建迷信活动，这个女人以前我见过，她不年轻了，但她是一个人，平时的穿戴确实和一般人不一样，不过我不以为她是坏人……文革的洪流就这样愈演愈烈，后来成了两大派，他们对立起来到处贴大字报，五号贸易公司和俱乐部附近就是贴大字报的地方，每天都有新的内容，这些地方都是我上学路过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都会停下脚步看看，各种内容都有、中央大气、地方的、企业部委的、局内各单位的，有时候还看到很多漫画，被“整形”的漫画常常还用红笔在上面画上叉叉。俱乐部已久很久没有放电影了，我们这些被孤立起来的干部子女没有地方去，很多人独自在家，像我这样在外跑惯了的孩子就常常一个人到处瞎转悠，反正没人跟我玩，索性自己到处闲逛。后来母亲又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跟着父亲，别让他做不该做的事儿。母亲是怕了，这时候我发现母亲跟父亲的话多了，原来父亲工作忙，母亲又有自己的事（我到母亲身边后不久母亲就又找工作做了，她就在供电车间线务班工作，每天也是起早贪黑的工作，但她是临时家属工），母亲这时候30多岁，精力还是很好，白天工作，晚上就给我们洗衣服缝衣服和纳鞋底，文革前还要辅导我做作业，后来不用辅导了，因为没有作业可做……每天像做小偷一样远远跟着父亲，既要看住父亲还不能被他发现，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跟稍”的。父亲被“拉下马”后，没有了事儿做，每天在指定的地方（一个临时办公室）有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其实父亲的文化很低，母亲曾经说过，除了父亲的个性之外还有就是父亲的文化，参加革命前父亲就是一个饭堂里的学徒，因家里事多、爷爷的身体又不是很好，自小就扛起来繁重的养家糊口的事儿，没有进过学堂。参加革命后在给赵区长做通讯员的时候赵区长教了一些字，从朝鲜回来后他才在沈阳军校学习了一年多，再加上他的努力才可以读报纸、写报告。1967年下半年父亲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发现父亲患了肝炎（甲肝），其实不单是父亲，这时候石油局发现了不少患上这种病的人，父亲在兵站张叔叔的协调下被获准回内陆养病（这在当时的“走资派”里还是少有的特权），不久父亲回太原了，他住在太原姑姑家，姑姑给予了全身心的照顾，姑姑在太原电信局长话台（长途电话台）任话务员，姑父在太原晋化（军工企业）做采购员，他们在太原大南门附近的大铁匠巷三号大院里有有两间半房子，两间是住房，半间是厨房。这个大院里是一个套院，后院房间少，只有四间房子，住了两家人，其中有一家是就职于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大夫，按照现在的排行至少是专家级，六十多岁的老中医。外院住着四户人家，其中有派出所的警察和商业银行人员。父亲的到来给这个大院带来了新鲜感（他们一致认为父亲是老革命，是姑姑家的荣耀）。后院的老中医先生给父亲诊脉后给父亲开了药单，他亲自给父亲抓药、熬制，就这样父亲在这个大院里待了五个月，奶奶因为给姑姑看孩子也住在太原，这是父亲自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和他母亲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1968年文革针对“走资派”的批斗温度低了一些，大部分没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挂起来了，而那些历史不清楚的人就要麻烦了，还有的就是群众之间的互斗还在无休止的争吵不休。父亲从太原养病回来后，他就被挂起来了，他一走就是近半年的时间，母亲带着我们在青海，她不但要管好我们兄妹三人（小弟利民在三贤村）还要继续上班，母亲很要强，从没有在困难的时候却步不止，我忽然也变大了不少，平日里看好弟妹也就是我的主要任务了。父亲回来后的有一天，大院里来了一辆军车，几个军人来到我家，我这才知道来人中年龄大一些的就是张叔叔（他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清楚，时间拉的很长，早已忘记），他是父亲的老战友，而且也是山西老乡，具父亲曾经讲过，他们在过黄河（1945年，父亲由山西地方部队转入一野，从山西去陕北聚集受训）就认识了，并在一个部队里，从西北一直打到青海，父亲部队调往朝鲜，而张叔叔留在了青海，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跟部队归了兰州军区，后又转入四川成都军区）就认识了，在这之前他通过李叔叔（父亲的通讯员）找到了父亲，在半年前他被派到冷湖军需兵站（正团级）首长，父亲的回内陆养病就是他找当时的水电厂革委会办的，父亲却回来后他来看看父亲，当时在冷湖他是整个青藏公路所有兵站的最高指挥员，尤其在冷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时候他来说服父亲回部队去，有几个老战友因地方批判的太厉害他们找到当年的部队，部队都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回部队做了军工），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后来我小心翼翼的问过他，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同意，还要继续在企业上工作，张叔叔临走的时候问我需要什么，我不好意思的说军包，不久张叔叔让人给我带来了两个军包，这是在当时极其珍贵的包包，背出去很拽很帅。后来张叔叔还给母亲送来了一台飞马牌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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