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陌生的熟人：理解 21 世纪乡土中国》这本书里分析过南北方农村社会的差异，那是21世纪之前的情况，那么，21 世纪后的中国农村又会呈现什么面貌呢？
书中序言提到，21 世纪的中国农村正在从“熟人社会”转向“去熟人社会”。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从信息上说，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互相知根知底。从规则上说，大家都遵循共同的规范。在熟人社会遇上事情，面对自己人，面对外人，各有一套处理办法。这就导致，熟人社会出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 简单说，“差序格局”好比一个圈子，每个人都是圈子的中心，圈子内的人，是自己人，圈子外的人，就是外人。自己人办事，一切好商量；外人办事，得按程序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往小了说，农民对自己的村庄，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往大了说，在古代的话就是“皇权不下县”，意思是，朝廷管事只要管到县一级就行了，一般的日常事务，农村自己可以解决。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农村已经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个小的社会单元，而是被道路、商贸、电子通信连接起来。
人们对世界的原有认知被打破了，原本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现在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寻找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熟人社会”的结构不再牢固。从信息层面讲，许多人去城市务工，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见个面，同村人之间不再知根知底。
从规则层面说，农民之间即使相互熟悉，但在交往中不再遵照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不再讲究人情面子，不再讲究血亲情谊，也就是交往规则变了。“去熟人社会”这个词，强调的是一种进行状态，传统的熟人社会在瓦解，但新的社会结构没有完全形成。既然是进行状态，就会有快慢的区别，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村的进程是不一样的。
对农民分化现象的分析，可以说是书中的精华。作者提到，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处于“低度分化状态”。在很多山区村庄，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收入的六成是年轻人在外打工获得的，还有四成是父辈们在家务农获得的，家家户户的情况差不多。
虽然农村也有分化，但程度比较低。还有的地方，经济分化其实是很严重的，有人经商赚钱变得非常富有。但由于当地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这时，首先富起来的农户会带动其他农户共同致富，所以，当地农民的分化程度也比较低。比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江西安义的铝合金生意、湖南怀化的印刷业务，这些业务能成为当地的名片，实现全民致富，正得益于传统血缘力量的影响功。
不过，在有的地区，农民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作者认为，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安徽等地的农民就属于中度分化。一些富起来的农户，会搬出村庄，在城市安家落户，事实上脱离了农民身份。留在村子里的人，虽然差距没那么大，但毕竟受到率先致富者的影响，所以农户之间会出现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怎么竞争呢？作者提到，主要是面子上的竞争。比如，摩托车、电视、冰箱、空调是不是一应俱全？家里有没有盖楼房，楼房是在村里还是镇上？家里的小孩在村小上，还是县里上？
闲暇娱乐生活，你是在村里打麻将，还是去县城垂钓、旅游、喝茶？总而言之，这种分化带来的竞争，是比较稳定的，是有活力的。我们宏观地了解了转型时期不同地区农村的状况，再来看两个特写镜头。
作者提到，“去熟人社会”有一个标志性现象，这就是在农村传统礼仪中，“管事”这个职务后继无人了。“管事”，说白了就是农村红白事的司仪。我们以丧葬礼仪为例，这是农村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在活动中，“管事”是绝对的主导角色，他们不仅要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还要负责与鬼神对话，推进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前面说过，传统家族具有排他性，为了体现家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常常要立一些独有的规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里不同俗，四里改规矩”，不同村庄往往有不同的丧葬习俗，为了避免闹出麻烦或笑话，“管事”在接待外来的吊丧者时，需要陪在左右，一项项地告知具体的规矩。
丧葬场合尤其不能出现漏洞，出了漏洞，被围观者笑话倒是小事，关键是原本严肃而沉重的场面会因此变得轻薄，这是对鬼神、祖先、亡灵的亵渎，也是对主家的不敬。作者特别提到，因为丧葬仪式繁琐、禁忌颇多，主持仪式这个角色非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许多主持人要经过 5 到 8 年的正规训练才能担当重任。
正因为这样，“管事”被作者认为是农村传统文化、伦理、精神的象征和载体，是农村传统的“活化石”。但作者在河南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近些年，红白事的主持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现象，“管事”这个工作没人接了。一项仪式的背后包含着众多含义，“管事”这个身份被忽视，不仅意味着具体的仪式被人忘记，也反映了仪式背后的价值观也在迅速凋零。礼仪更多地展示了表象，深入观察你会发现，村民关系也在发生剧烈变化。
作者在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5 年，一对 30 多岁的李姓夫妇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宅子，媳妇嫌弃公婆，经常因为小事闹矛盾，说他们不爱干净、头发脏，还常常将他们与别人家的公婆比较。有次媳妇竟然扭扯婆婆的头发，将她往院子里撵，最后竟然把两位 60 多岁的老人赶到外地打工去了，两年未回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庄里人竟然很平常地跟这对儿子、媳妇来往，似乎他们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以想到，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传统社会，这对小夫妻不仅会被别人背地里耻笑，如果遇到那些心直口快的人，免不了被指着鼻子骂。但为什么到后来，大家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呢？
先来说个现象。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有种人很讨厌，就是那种特别喜欢说闲话的，今天说张三偷看了李四的媳妇，明天说王五家姑嫂不合，后天又说老张头半夜偷摸进了刘寡妇家的门。
这种人的确很让我们讨厌，但这种人在传统社会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发挥着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通过舆论力量来维持原有秩序。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骂街”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有现象。 以前,人们严厉地指责本族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有宗族规范的支持。因为，在宗族范围内，大家彼此都是“自己人”。“骂街”不仅能迅速帮助族人悬崖勒马，避免本族利益受损，也能体现“骂街”者的热心、淳朴和率真，这些品质在农村社会很重要。 如果被人责骂了，犯错的个人只能服从，并痛哭流涕甘愿接受责罚，乞求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使性子，不接受批评，麻烦事儿就会陆续找上门，他会被看作异类，被孤立，以后盖新房，没人来帮忙；缺少米面，没人来救济，严重的话，甚至还有可能被逐出村落。而离开村子，在传统社会无异于被判处死刑。
但随着熟人社会瓦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失去大家族的庇护，小家庭也能独立生存。因为，家里的经济收入靠的不是在村里种几亩地，可能是在城里打工。换句话说，农民可以把命运从家族手里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时，家族原有的功能就消失了，地位也丧失了。请注意，当人们不再敢大胆地当面责骂、当街破骂，说明“自己人”的认同圈在减小。原来，整个大家族内部都算作自己人，当面直说不用担心会承担责任，但现在，即使是亲兄弟之间，有事儿也懒得说，因为怕对方“生气”。 的确，这是在尊重彼此，给对方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但与此同时，原来的“熟人社会”已经变得生疏，曾经一起长大的熟悉伙伴，如今已经成为“陌生的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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