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从传教士汉学到“新汉学”——西班牙汉学发展与流变述略》（原刊于《国际汉学》2020年第3期）一文对西班牙汉学发展与流变进行爬梳，将西班牙汉学的发展流变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西班牙汉学的创立（16世纪中叶）、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西班牙汉学的衰退与停滞（18—19世纪）、西班牙汉学的复苏（20世纪）、西班牙“新汉学”的兴起（21世纪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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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汉学的创立：16世纪中叶
西班牙汉学发轫于十六世纪中叶，是西班牙向中国传播天主教，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产物。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西班牙汉学的创始人，其突出贡献在于倡导并推行以文化调和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适应”策略，开启了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先河。
奥古斯丁会修士马力陈（Martin de Rada, 1535-1579）是一位博学之士，1565 年他来到菲律宾后， 喜获中国明末刊刻的《古今形胜之图》， 由此西方人第一次通过中国的地理图像来认知中国。后在旅菲华人帮助下， 马力陈将该地图上5000 余字的中文说明译成了西班牙文。马力陈对《古今形胜之图》的研究可以视为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正式起步。1574年，马力陈曾花两个月时间在福建旅行，并得到上百本中国古籍。回到菲律宾后，他利用中国古籍，著成《菲律宾群岛奥古斯丁会神甫马力陈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简称《中国纪行》），成为其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力陈被称作“西方第一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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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
在沙勿略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前来东方的西班牙传教士刻苦学习中文，亲身体察中国国情，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迎来了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代表着16世纪西班牙汉学的最高成就”。
多明我会修士高母羡将范立本编于1393年的《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成为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也是第一位把汉字“拉丁字母化”或“罗马字母化”的人。高母羡的《天主教教义》是继罗明坚于1584年用中文写出《圣教实录》后第二部由西方人写出的中文著作，也是在中国境外第一部用中文刊刻的宣教之作。高母羡的《辩证教真传实录》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写作的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著作。高母羡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促进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
在晚明来华西班牙传教士当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只有耶稣会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庞迪我用中文写成的《庞子遗诠》《七克》等著作为中国士大夫所喜读，一时被称作“庞子”“庞公”。庞迪我也是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世界地理学的研究中，庞迪我写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其手稿不久便在社会上开始流传。庞迪我故去后，这部手稿由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加以整理补充，并以《职方外纪》为书名付梓。可以说，庞迪我即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是造诣很高的汉学家，标志着西班牙早期汉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
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是一位多产的汉学家，他曾编写过一部《西班牙－ 汉语官话语法》（Grammatica Espanola mandalina） 和几种汉语－西班牙语双解合璧字典，在中国方言研究方面，黎玉范是一位先行者。
利安当专门研究中国儒家典籍，《天儒印》是其代表作。以利安当为标志，西班牙汉学有了进一步深化。
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贡献在于，在汉语语言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曾编写《华语官话语法》《西班牙语与汉语官话双解语法》《通俗汉语官话辞典》，其中《华语官话语法》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语法结构和规律的专著。
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闵明我最主要的著作是《中华帝国、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这本著作对中国的认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前述西班牙传教士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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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汉学的衰退与停滞：18—19世纪
十八至十九世纪，西班牙汉学受到消极历史环境的影响，陷入衰退与停滞时期。一方面，在西方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中，西班牙日益处于劣势地位，致使西班牙的教会势力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在罗马教廷与耶稣会的权力争夺中，为了抑制耶稣会势力膨胀，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于1773年取缔了耶稣会，使西班牙耶稣会士难有作为。从另一角度来看，晚明时期发生的“南京教案”使在华天主教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西班牙传教士对儒家学说的批判，遭到中国社会的抵制，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严重冲突，西班牙来华教士大多被迫转移到福建边远地区传教，失去了接触中国主流社会的机遇和深入研究汉学的条件。在这个阶段，西班牙汉学由多明我和方济各会主导，出现了一些具有传教士特色的语言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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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汉学的复苏：20世纪
西班牙汉学在二十世纪出现复苏。在汉语研究方面，20世纪初一批新的汉语语言学著作相继问世，如拉蒙·克搂美尔的《汉西注音辞典》和路易斯·玛利亚·尼埃托的《中西实用辞典》等。20世纪上半叶，在福建一带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格外重视当地方言研究。如孟塞诺尔·特奥多罗·拉布拉多尔与拉伊蒙多·吉哈诺出版了《西中福州方言辞典》，皮袅尔·安德来武发表了其名著《华班辞典》，即《中西厦门方言辞典》，布拉斯·克尔内霍编写了《西中福安方言辞典》。在中国典籍研究与翻译方面，西班牙汉学家杜善牧的汉学研究最受推崇，他于1961年翻译完成《道德经》，1967年发表《庄子：道家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1968年出版《东方政治中的人道主义》，1972年发表《道家思想中的六十四个概念》，1974年翻译出版《中国浪漫诗歌中颂歌选粹》，这是中国《诗经》的选译本。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后，西班牙汉学日趋活跃，不断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西班牙汉学界还扩大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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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新汉学”的兴起：21世纪至今
自21世纪至今，西班牙“新汉学”兴起，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且逐步完成从古典汉学研究向当代“中国学”研究的转化。在中国历史文化综合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劳尔·米雷斯·鲁伊斯与路易斯·帕拉西奥斯合写的《中国：历史、思想、艺术与文化》一书。在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研究方面，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欧阳安、胡安·吉尔、安东尼奥·加西亚-巴索罗、鲍晓鸥等。在西班牙来华传教士研究方面，何塞·安东尼奥·塞维拉曾对高母羡的《辩证教真传实录》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于2001年完成了《东方传教士》一书。有关庞迪我的专题研究也有新进展。在当代西班牙有关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所著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此外，西班牙的汉语教学也在快速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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