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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汉语教育70年:回顾与展望

李宇明翟艳

提要: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历经70年,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学历生成为留学生主体,信息化快速融入教育,这些变化对汉语教育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本文将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分为三大时期,从多个角度梳理其发展轨迹。第一阶段(1950-1977年),是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发端。第二阶段(1978-2009年),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立,产生大量标志性成果。第三阶段(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留学中国计划》发布,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向纵深发展,并在教育教学理念、模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发生六大转变。这六大转变有的已经发生,有的则是应须发生的,对这一阶段的阐释也是对新时代这一事业发展的展望。

关键词来华留学;汉语教育;70周年;预科教育


一、引言

1950年9月,“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正式启动,掀开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序幕。70年风雨兼程,来华留学汉语教育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也逐渐走向繁荣。2018年,来华留学生已近50万,其中学历生数量超过语言进修生,硕、博高层次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在留学规模上,我国已超过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站在如此的历史方位,汉语教育应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变革,推动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我国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1977年,以对外汉语教学发端始,以改革开放为转换节点,教学类型以汉语预备教育为主。第二阶段:1978年-2009年,以改革开放初年始,以教育部颁布《留学中国计划》为转换节点,为对外汉语教学从复苏到蓬勃发展时期。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学历生渐成留学生主体,留学汉语教育与国内高等教育逐渐趋同。划分阶段的目的在于凸显不同阶段汉语教育的特点,但每个阶段的起止点具有相对性,且不同的研究视角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划分。本文基于这样三个时期,探讨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特点,回顾历史并展望未来,提出汉语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目标。

二、第一阶段(1950年-1977年):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发端

1950年,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33名留学生来到中国,新中国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由此开始。虽条件简陋、经验不足,但前辈们筚路蓝缕,培养出一大批至今在国际上仍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开创和发展了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事业。

2.1汉语教育的特点

2.1.1教学性质:汉语预备教育

汉语预备教育指的是留学生先学习1-2年汉语,然后再入系学习专业。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开设之初并未明确学生去向,到1953年,接收的153名留学生中,76名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专修班学习,其余分别进入高校学习(程裕祯主编2005:11),这种“嫁接式”的教育模式,奠定了中国最早的预备教育模式。1953年规定:“本班教学目的在于教授外国来华留学生基本掌握中国语文,以便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或研究”(程裕祯主编2005:16),预备教育的性质由此明确。之后一直到70年代末,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多为汉语预备教育。

2.1.2教学与活动,政治特色鲜明

专修班的开设,主要是发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之后扩展到亚非拉第三世界。来华留学汉语教育基本属于外事任务或政治任务,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一些重大事项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责成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落实。1963年,高教部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会上强调:“接受和培养留学生是我国应尽的不容推诿的一项国际主义义务,也是贯彻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好这项工作,对增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都有一定作用。”(程裕祯主编2005:30)可以说,来华留学汉语教育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产物,是外交的需要,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2.1.3重视教学,学科建设初具雏形

事业的开创阶段,吕叔湘、朱德熙、邓懿、杜荣、傅惟慈、王还、周祖谟等大家身体力行,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受到师生广泛欢迎,并立即在汉语教学中推广使用。同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问世,教材的结构方式、内容取向、语法点的选择及教学顺序的安排等,奠定了汉语教学最初的语法体系,并为之后的教材编写所借鉴。

周祖谟(1953)的《教非汉语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篇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的论文。文中提出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确立了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的基本原则。王还(1987)的《门外偶得集》,集中了她50年代到80年代的著述,阐述了如“把”字句、结果补语、动词重叠等语法研究及教学,也谈论了汉语词汇、汉外对比、辞典编纂等问题。钟梫(1979)的《15年汉语教学总结》,将事业开创之后15年的汉语教学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文章讨论了教学特点、教学要求、教学原则、教学安排、教材编写和教学法等诸多问题,特别是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精讲多练原则和实践性原则。涉及到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有吕叔湘(1977)、吕必松(1983)、任远(1985)、李培元(1988)等。

2.2经验与启发

来华留学汉语预备教育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端,也是事业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北京语言学院①成立之后,有了专门化的教师队伍和教学阵地,实践并创新了很多做法,形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并影响至今。有几点至今仍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预备教育目标明确。此阶段,汉语教育是作为预备教育来建设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教学工作主要围绕为本科学历教育提供合格生源这一目的展开,注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如北京语言学院在1962年、1963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入系调研(崔希亮主编2010:23)。教师普遍重视学生的汉语基本功训练,学生汉语基础牢固,字正腔圆,识字情况较好。教师热爱教学、乐于钻研,形成了一大批熟悉地域与国别特点、有独特教学风格的教师群体,比如北语的“八大员”②。《语言教学与研究》早年发表了很多国别化的教学研究文章(施光亨1981;阎德早、邓崇谟1983),能看出这一阶段的教师学有专长、教有专长。在当今,教研活动和教师培训已专门化、系统化,但是教师的教学风格却不如这个阶段突出,特别是欠缺专家型的教学能手。

第二,侧重教法的研究。这个阶段,教师更多关注对教学法的探索和研究。如果说早期或是在一段时间内,教学部分采用了“语法翻译法”或“直接法”的一些做法,但“精讲多练”等交际性、实践性原则的提出以及“学以致用”的主张,真正奠定了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基础,成为汉语教育的传统和宝贵财富。教学主要采用“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听、说、读、写全面发展。听说法、句型教学的方法得到极大的推广和运用。汉语拼音的作用得到充分肯定,并运用在导入以及生词注释等方面。单独设置汉字课,以提高汉字学习的效果,这些做法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中都得到了体现并延续至今。毋容置疑,这个阶段还没有建立教学法的体系,科研工作也尚未广泛展开,大家谈认识多,谈经验多,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是事业发展的历史局限。

第三,重视走出去的实践经验。所谓实践性原则、“学以致用”原则,反映了教师对语言实践的重视。学生不完全是在教室里学习,也有意识地走出课堂,举办汉语节目表演、看话剧、听相声、学工学农、接受工农再教育等。那些活动当时效果虽好,意义深远,但组织性较强,偏于政治化地了解社会,如今语言实践活动的形式保留下来,但活动方式、活动内容以及活动目的都有了较大变化。

第四,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教学活动是“教”与“学”双方的互动,然而那个时期,留学生更多是作为特殊的教学对象生活在大学里,得到教师教学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照顾,老师是“中国妈妈”和“中国爸爸”③。这种对待留学生的方式从外事的角度说有利于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加深对中国的感情,但从教育的角度说,是有欠缺的。

三、第二阶段(1978年-2010年):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学科奠定与规模发展

从改革开放之始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外交往逐渐密切而广泛。留学生生源不断增加,来华留学汉语教育获得一系列政策支持,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成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教育大步走出国门,形成来华留学汉语教育与海外汉语教育双腿走路、两翼齐飞的景象。国内外汉语教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也推进了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教学水平、学科建设水平迅猛提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3.1汉语教育的特点

3.1.1教学门类更加丰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华留学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局面。1978年,北京语言学院率先成立了汉语短期培训部,开办了现代汉语本科专业,从此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教学类型,打破了以单一生源、预备教育为主的教学格局。

3.1.2自费生数量急剧增长

1989年,国家出台《关于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放开了高校自主招收留学生的限制,吸引了大量西方国家的生源,自费生数量急剧增长。前一阶段主要以东欧、继之以第三世界学生为主体的生源结构被打破,来自发达国家如日韩、欧美国家的学生渐成主流,生源结构发生巨变。相较于1978年留学生人数的1236人④,到2009年的二十年间,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26万5千多人,其中自费生占比达到91.55%⑤。

3.1.3办学层次稳步提高

2009年,承担汉语教学任务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已达620所,开办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院校增加明显,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学历的高层次人才在1986-1988年间年均仅61人,2000年增加到3251人(程家福等2012),2009年达到了24866人,办学层次得到稳步提高。汉语教育已由以预备教育为主发展到完整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体系(崔希亮2008)。

3.2汉语教育的发展成就

3.2.1教学认识走向成熟,并与国际二语教学合流

教学类型的丰富、教学规模的扩大为汉语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对语言教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汉语教学界关注从语言知识到语言技能的转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语言的功能--社会性得到广泛认可,文化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重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出版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从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意识、策略四个方面对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进行了细化说明,可以说关于语言教学的认识不断走向完善,并与国际上二语教学的主流认识合流。

在此过程中,汉语教学既立足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已有的经验和成果,也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教学经验,吸收其合理成分,如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交际法、任务法等,都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教学门类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教学模式,模式的产生得益于多样化学习者及其不同的学习动机和需求。如短期强化教学,学生学习的目的更多是经商、旅游、寻根、了解中国文化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使然。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逐渐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学研究开始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习得过程和习得规律,实证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汉语教育研究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

3.2.2教材编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时期,教材编写在理念、体例设计、内容选择、练习编排等方面均有突破。1981年刘珣等编写的《实用汉语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探索的“结构、情景、功能”相结合的路子,之后发展为“结构、功能、文化”,成为汉语教材编写典范。1986年,鲁健骥等编写的《初级汉语课本》,突出了课型特点,是最早编写的、真正具有专项技能训练特色的教材(吕必松2017:56)。教材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一锅饭大家吃”的局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分别出版了多套成系列、多层次的汉语教材,受众覆盖了短期、进修、汉语言专业等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旅游、商务等专门用途汉语教材、文化教材、HSK辅导教材相继出现,为汉语教学提供了多种选择。随着孔子学院的走出去,国别化的汉语教材、针对低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汉语教材开始问世。市面上的汉语教材数量庞大(李泉2002;朱志平等2008),类型丰富,但部分教材话题狭窄、内容单调、不够实用,提高教材的针对性和编写质量仍然是当时汉语教育的重要任务。

3.2.3学科建立,汉语教育发展有了根基

由于社会上长期存在轻视或忽视汉语教学的现象,吕必松(1983)在详细论述了汉语作为二语和外语的教学特点后,提出了“把汉语当作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建设的思想。经过不懈努力,汉语教育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1995年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对此达成共识,澄清和明确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内涵及其学科属性,解决了学科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学科地位的确立,推动汉语教育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

学科建设的成果以一个机构、两本杂志、系列学术会议为标志。一个机构,即国家汉办。两本杂志,指北京语言学院1979年创刊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和1987年创刊的《世界汉语教学》。这两本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前沿的、探索性的、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吕叔湘、朱德熙、胡明扬、林焘、吕必松、陆俭明、赵金铭等都在此奉献了珍贵成果。特别是吕必松关于汉语教育的诸多论述,奠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学科体系。汉语教育基本形成了汉语本体研究、教学研究、学习研究为主体,现代语言测试研究、教育技术运用研究为两翼的研究格局。

系列学术会议就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年会。继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提出建议后,1987年,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海内外的汉语教学专家终于有了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本阶段,世界汉语教学学术讨论会共召开了9届,盛况空前,为汉语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2.4汉语测试国标诞生,汉语教育如虎添翼

汉语水平测试---HSK考试发展起来,业界有了第一部国家级汉语水平标准和等级大纲(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1996),对外汉语教学朝着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迈进。赵金铭(2006)说:“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经业内同仁几代人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目前在世界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已占主流地位。”

四、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新阶段

相较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汉语教育的发展在平稳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4.1汉语教育的特点与分析

200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通知》,汉语预科教育经过4年的试点,已悄然开始中兴。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教育部发布《留学中国计划》,确定了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来华留学教育大国的发展目标。截止到2018年⑥,50万人的来华留学目标即将达成,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各类来华留学人数492185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占总数的52.44%。

学历生成为留学生主体,来华留学生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不仅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学习中文,更是为了中国较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水平而来。2018年,教育部又颁布了《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明确规定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学习与毕业要求与中国学生一致,中外学生趋同培养。此文件的颁布具有重大意义,预示着汉语教育将随来华留学的发展大势而动,为学历生教育的全面提质增效而发力。汉语预科教育作为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一个特殊门类异军突起,为培养和选拨合格的学历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时期,国内汉语教育不是热点,但教学和科研仍在向内涵化发展。关于汉语本体与教学的接口研究,研究的理论与视角总有新意,如词汇的“语素”“语境”“语块”关联的探究(张博2018、2020),为词汇习得找到一些规律。语法体系的“格局”与“碎片化”(赵金铭2018),由宏观至微观,对建立留学生的汉语语法意识提供了很好的路径。然而教学语法与语法教学脱节现象严重,教学语法对本体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还没有跟上。冯胜利、施春宏(2011)的“三一语法”提出了句子的形式-功能-语境三个维度,李先银(2014、2020)提出了表达导向的语法教学模式以及互动语言学理论映照下的“基于使用的语法理念”“大语法观”等。上述观点若要系统地落实并成为教学自觉,还需假以时日。汉字作为汉语学习最大的拦路虎,被称为“汉字长城”(柯彼德2020),推行汉字和汉语拼音的“双文制”不管有多大的可能,却成为国际上最大的呼声。如何更好地凸显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展开教学和研究、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教学理论体系和教学法体系,诸如此类大的遗漏问题,尚未找到破解之道,汉语教育还欠缺大的改革思路或革命性创新之举。

此阶段,慕课、网上课程、多媒体技术等信息化教育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实体教育中,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多年“热在理论”上的在线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铺开,成为教育史上的创举。线上教学对传统线下教学的冲击以及所带来的教学模态的变化,给教师带来了革新观念、教学转型的推动力。

4.2汉语教育的发展展望

来华留学汉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折点。未来的汉语教育至少要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实现六大转变,以顺应未来的发展需要。这六大转变有的已经发生,有的正在或还未发生。

4.2.1由“学汉语”向“用汉语学”转变

“用汉语学”,指的是汉语在获取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学历学位的过程中发挥“工具”作用,与传统的“学汉语”相比,突出了语言的教育功能。这不仅是顺应学历生逐渐占多数的现实情况,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对来华留学汉语教育提出的要求。语言也是人的劳动能力的体现,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李宇明2012)。我国外语教育变革早已喊出“外语+X”的口号,推动外语与其他专业复合,培养更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汉语教育也需紧紧跟上。这个“X”,既是专业,又是职业,它能支撑留学生在更高的层次、更专业化的领域、更大的社会平台借助汉语获得人生发展的机遇。与之相应的,我们急切需要发展“专业汉语”“职业汉语”等。

“用汉语学”还是一种汉语教学方法。其一,会补入一些专业、职业的特殊语言现象,特别是增加词汇量。其二,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扩大阅读量,在获取专业、职业知识的同时提高汉语水平。其三,养成自觉阅读中文的习惯,改变许多留学生不能从汉语获取信息的局面。

4.2.2教学内容由“历史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

汉语教学的内容,过去较多地介绍“历史中国”,这是需要的,但不能反映当今中国的全貌。柯彼德(2020)认为,剪纸、中国结“这些中国符号可以当作商品出口,但是不能代表现代化的、当代的和发展中的中国的真实面貌。相反,却容易给外界加深中国社会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于解放以前的偏见和误解”。任继愈(2000)在讨论传统汉学与当代汉语教学的区别时也说:“中国学就是世界对活生生的现代中国感兴趣的学问。”今后汉语教育的课堂应侧重介绍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内容,不仅介绍中国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更要介绍中国的经济、法律、外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也许还要加上一些科学技术的内容,如航天、5G、高铁、移动支付、电商等,全面增加中文的含金量和功能(李宇明2020)。

4.2.3由“人工教学”向“科技教学”转变

传统的交际模式是“人-人”模式,现在出现了“人-机-人”模式。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一些低端的教育,如语言形式的操练,而把师生直接交流的机会留给更富交际性、思想性的有意义操练,这是交互方式的变化。

信息技术也将使课堂“智能化”,可以搬到云端,搬到线上。新冠疫情催生了线上教学,许多高校运用多种在线教学平台,采用慕课、录播课、直播教学、线上答疑辅导等方式开展汉语教学,体现出平台工具、技术资源、模式方法等要素的叠加优势。未来几年内,“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汉语教学模式将成为教学新常态,融合了“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将成为汉语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方式将会发生较大改变。

4.2.4由“课堂”向“课堂内外”转变

语言生活是语言学习的最好课堂,从“二语学习”到“二语习得”,正是要强调语言生活对学习的作用。就某种情况而言,一名优秀的学生未必是课堂上学得好的学生,体验学习是学生走出课堂获得知识和认识一个真实国家的重要手段。

体验学习的重要一点是学习内容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传统的语言实践活动侧重在“感知”,但这是不够的,今后应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把体验学习列入到教学中。比如设计与课程结合的文化路线、工业路线,建立与语言学习相关的实验室等,使体验学习成为课程的一部分,成为有意识的行为,让学生不仅看、听,更要动手参与、研究和制作。

汉语阅读也是一种直接体验,学生可以借此了解乃至研究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但是目前,许多留学生阅读汉语文献的难度较高,这是个值得思考、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刘水云(2017)对我国78所高校3942名在读外国研究生的大样本调查发现,近80%的来华研究生将语言障碍列为最大的学业障碍。汉语阅读是培养和提升留学生汉语言能力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在如下两点着力:其一,阅读材料,不能是教师改编的、易化的二手材料,必须是一手的、中国作者写的、原汁原味的文献;其二,课程必须把增强课外阅读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强化泛读形式的读书活动。

4.2.5身份由“外宾”向“学生”转变

早期把留学生当作外宾看待,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合时宜。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就应该把留学生真正当作学生来对待,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减少过度照顾,要为学生融入学校、融入社团等提供各种便利。

此外,国际学生也是重要的资源。全球化时代,人才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留学政策和优惠措施来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国对国际学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做得还不够。至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丰富我国的外语教育。我国的外语教育语种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发展需要,来华留学生可作为外语人才来发挥作用。

第二,提供了解世界文化的机会。中国民众需要认识世界,提高民族素养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像北京语言大学每年由留学生举办的“世界文化节”已成为周边社区的一大文化盛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建立校友人才库。人才培养的结果可能在多年后才能显现,留学生校友将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是宝贵资源。做好校友工作,就是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

4.2.6由“教学”向“教育”转变

多年来关于汉语教育目标的探讨更多停留在中观、微观层次,即教学和课程(翟艳2016),较少集中在教育高度,即人才培养上。“教学”是知识传授,属于“术”的层面;“教育”是人的全面培养,属于“心”的层面。汉语教育归根到底也是人的教育、人的培养问题。来华留学生开始出现低龄化现象,在学生人格成熟、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期,如果只关心教学、知识,不关心他们的人生、成长,这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失职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不合算的。教育要实现育人的功能,必须实现由“教学”到“教育”的观念转变。

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第一,具有专业知识,学有所成;第二,成为优秀的世界公民,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人类同情心;第三,知华友华,是中国发展的同行者、支持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经贸交往的合作者。我们至少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留学生的培养问题(李宇明2016),来不断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的竞争力。

五、结语

本文讨论了来华留学汉语教育70年、三个阶段的教学特点及教学成就,着重探讨了第三阶段教学转型问题。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学历生成为留学生主体,信息化的手段快速融入教育,学生除了学汉语之外,更多地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希望在中国得到全面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调整来华留学汉语教育的重心,以六大转变树立新的发展目标,这可能是再造一个新蓝图、再提升一个数量级的规划。

去年以来,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人口流动受到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国际关系也在发生着各种微妙变化。疫情肯定会带来显性或隐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短期或长期的、负面或正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汉语教育事业处于较长的平台期,出现办学实体减少、入学人数下降、办学“热区”转移、学习方式变革、一些教学资源闲置、一些人士的求学愿望得不到满足等种种问题。在此情境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对事业充满信心。只要意志坚定,处理得法,大灾大疫也会成为事业发展的加速器。

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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