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阁
原载：《同舟共进》2019年第9期
作者：李思达
世纪之交的1999年12月20日，伴随着《七子之歌》的旋律，澳门，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重回祖国的怀抱。
漫长的时间里，澳门历经沧海桑田。对于这座海岛之城来说，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迁，经济时局如何动荡，有一点从未改变：这座位于珠江口的城市，客观上始终是中西文明相互碰撞、了解、交流最重要的交通站之一，特别是鸦片战争前，澳门不仅仅是葡萄牙，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整个西方和远东交流的唯一窗口。
澳门开埠
如果将欧亚大陆看作一个世界岛的话，那么葡萄牙和中国恰好位于岛的东西两端。按理说，在交通技术尚不发达的十六七世纪，这两个被千山万水相隔的国度，应该很难发生什么交集，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善于“开玩笑”：近世中西文明比较有系统的接触和交流，正是通过这两个地理位置相对最远的国家——中国和葡萄牙的接触而展开的。
16世纪初，伴随着征服、贸易和传教，葡萄牙人从遥远的西欧沿海岸线一路向东，最终在1511年左右抵达马六甲，站到了中国的面前。不过，远在他们驶入南中国海之前，这些葡萄牙人就已模糊地了解到“秦人”和“秦人之地”的存在。在扩张的途中，他们在印度洋上的各大港口都能看到来自“秦人之地”的丝绸、瓷器等精美商品，所到之处都能听到有关“秦人”的各种真假参半的传说。此时的葡萄牙人尚未意识到，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秦”（Chins），就是他们一直梦想抵达的那个马可·波罗口中“遍地都是黄金”的契丹（Cathay，葡文Cataio），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以为Chins和Cathay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国家，前者的首都是北京（Pequim），后者的首都是汗八里（Khanbalik）。
虽然此时的葡萄牙人对中国还有着错误的认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尝试与中国接触。1513年，中国沿海私商的四条商船抵达马六甲。返航时，葡萄牙人欧维士跟随中国船长蔡老大（音译，Cheilata），满载苏门答腊的香料抵达珠江口外南头附近的屯门（Tamo，亦有一说为台山市上川岛）。限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朝贡贸易体制，这些“佛郎机人”（当时中国对葡萄牙人的称呼）没有获准上岸，但在中国商人的协助下，成功将所有货物售出，获利甚丰。在返回马六甲前，欧维士还搞了一个小动作，将一块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偷偷留在了屯门，以示葡萄牙人踏上过这片土地，而他也成为了第一个从水路来华的葡萄牙人。
自从欧维士“发现”中国后，葡萄牙船队又多次来华，抵达广东沿海进行贸易，获利不菲，特别是当他们发现“把（印度及南洋）的香料运往葡萄牙和直接运到中国出售，所获得巨额利润相同”时，更燃起了开辟中国航路的热情。1517年，葡萄牙派遣费尔南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护送外交特使皮雷斯，表面上是前往中国呈交国书，但实际上，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欲伺机用强大的海上舰队在中国沿海占据城堡要塞，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征服”中国。
然而，这次葡萄牙舰队之行没有达成国王的任何目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佛郎机人”与中国历来的朝贡贸易体制不和，双方文化冲突极大，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中国的实力。他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不久便被证明是痴心妄想：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元年（1522），“屯门之役”和“西草湾之役”先后爆发，此前打遍印度洋无敌手的葡萄牙人在此两役中遭到明水师的严厉打击，仅“西草湾之役”就被烧毁战舰两艘，指挥官别都卢和迪奥戈·德·梅勒被生擒，成为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上的奇耻大辱。
“西草湾之役”让中葡官方关系陷入断绝，但仅在30多年后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葡萄牙人就再度取得了在广州进行互市的许可，并在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的允许下，将澳门作为互市交易的地点之一。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通过缴纳地租纹银500两的方式，取得了合法寓居澳门的权利，登岛后，根据登陆时遇见的妈祖阁，将澳门的外文名命令名为“Macao”，更将这个东方重要基地视为“中国的圣名之港”。自此，澳门正式开埠。
对于葡萄牙人到底是如何取得合法寓居澳门权的，历来众说纷纭。西方的流行说法认为，葡萄牙人在1557年帮助明朝政府剿灭珠江口的海盗，因而“中国皇帝为表示酬谢，颁布金札将澳门赐予葡萄牙人”；此外，还有人认为是当时葡远东舰队司令德·索萨和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和平协商的结果。不过，这两种说法大都是西方人自说自话，属于后世精心加工编织以掩盖真相的谣言而已，且不说一个区区的广东海道副使是否有权与葡人协商居留这种重大外交问题，就“助剿海盗得赐澳门”这种看似靠谱的说法而言，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却偏偏在葡萄牙和中国都找不到有关“金札”档案实证，足以证明这只是为伪造合法性的传说。
实际上，对于澳门开埠，中方也有自有资料说明。有学者曾指出，汪柏之所以允许葡萄牙人互市广州并借居澳门，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南洋的龙涎香，以供嘉靖修仙使用。此外，在《广东通志》中则明确说道：“嘉靖三十二年（1553），舶夷趋濠镜（即澳门）者，拖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在这四种说法中，对比澳门开埠后，葡萄牙直到万历十年（1582）活动区域都一直限于澳门半岛南端，并且每年向香山县缴纳500两地租的行为来看，显然以《广东通志》的说法最符合逻辑，而葡萄牙人以水湿贡物为借口、重金贿赂为手段借居澳门，最初也仅限于现在澳门营地大街和议事亭附近，并非整个澳门半岛，只是后来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攫取了整个澳门。
话说回来，虽然有关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起源说法不一，真假参半，但每种说法都反映了事实的某一面：葡萄牙人成功重返广东和澳门开埠，和当时中葡两国的形势变化都有关系。一方面，中葡两国间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决定了双方都不可能真正相互隔絕。当官方渠道被封死的时候，中葡贸易转入地下走私，使得本来就被倭寇困扰的东南沿海局势加剧恶化，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初，东莞巨贼何亚八、郑宗兴勾结番贼劫掠闽、粤；徐海、汪直（王直）汇合倭寇侵扰江、浙。这种严峻的态势使得广东督抚必须从分化对手的现实角度出发，考虑重开中葡官方互市渠道；另一方面，明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各地财政吃紧，也迫切需要广东地方官开源节流，想方设法筹措绥靖海疆的军费，而重开中葡贸易正规渠道，从中抽税弥补财政赤字，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与此同时，葡萄牙新王继位，在远东采取了务实且灵活低调的政策，使得中葡双方重开互市出现了可能。因此，广东地方官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迂回作战，在不触犯朝中清议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双方广州互市，甚至暗中默许海禁松弛，允许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实际上，没有广东地方官员和朝中高官的支持，一个正四品的海道副使汪柏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为了区区500两贿金就交通“佛郎机人”的，且事后汪柏也并没有获罪，反而升任按察使，可见此事至少在广东当地官场是有默契的。
影响深远的交流枢纽
虽然明政府只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现实考虑而默许葡萄牙人留居澳门，但澳门一旦开埠，很快就显现出了更重大的意义。这种影响之深远，远超所有人——不管是明人还是葡人——的想象。
和大多数殖民者一样，不管葡萄牙人打着什么旗号来到东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三“G”：Gold（黄金）、God（传播宗教）和Glory（荣誉），当他们在澳门一旦站稳脚跟，在获得黄金和荣誉的同时，传播宗教的传教士也必然随之而来。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以“知识传教”为路线，客观上将西方最先进的学术带入了中国。
在葡萄牙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罗马教廷的支持也不遗余力，通过颁布“保教权”的形式，将宗教传播和世俗政权的殖民活动结合了起来。1575年，即澳门开埠22年后就设立教区，负责中国、日本和交趾三地。而借助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制定的文化适应政策，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成功进入中国内陆。尤其是利玛窦，他凭借渊博精深的学术水平，很快获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于1601年进入北京宫廷，成功觐见皇帝，将宗教传播到中国上层。不仅如此，利玛窦还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先后12次刻印，还被传到日本，使东亚系统接触到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刷新了东亚诸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在他之后，汤若望、南怀仁沿着他趟出的上层路线来到东方，效力于宫廷，对中国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除了这些思想财富，澳门在明清易代之际，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深深介入了中国政治。万历末年后，辽东局势恶化，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建州逐渐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此时明廷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澳门输入威力巨大的西洋火器以对付辽东边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终明一世再未出现关于澳门葡人去留的争论，中葡关系反而因为北方战事吃紧而转好，澳门更成为中国吸收西洋火器的重要港口。
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大败，购买葡萄牙人的红衣（夷）大炮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万历四十八年（1619），在徐光启等人的支持下，明廷在澳门购买西洋大铳四门，并提出希望聘请四位葡萄牙炮手前来北京教授技术，不过这四门大炮因故直到1621年才运抵北京。自此之后，购买西洋大炮，聘请葡人来华教授火器技术，就成为明廷的日常操作。1621年4月，辽阳失陷，明廷在震惊之余增加了采购大炮的数量，而澳门葡人也积极配合，提供了28门大炮，并派遣7名炮手前往教授。这批大炮随后被运往辽东战场，在宁远大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还促成努尔哈赤之亡。
此后30年间，明廷乃至南明政府不仅积极采购火炮，甚至多次请求澳门方面派遣火炮、火枪手和远征军参战，而澳门葡人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多次相助，以换取明方的支持。1629年，应明廷邀请，澳门葡人组建了一支300人的火枪队，在公沙·的西劳率领下北上远征。他们在涿州恰好击退了皇太极入关征明的一部清军，为澳门葡人火枪打响了知名度。在徐光启的支持下，明军开始借澳门葡人的技术，展开了一次火器化的军事改革。公沙·的西劳前往登州，协助登莱巡抚孙元化制造大炮，训练明军，使得登州成为当时明军火器制造和训练中心。但这些积极引进火器的明人没想到的是，由于明朝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登莱之变”，这支获得澳门葡人精心调教的火器部队在吴桥兵变中，被孔有德成建制带到了后金军中，使得后金瞬间拥有了精锐的火器部队，在之后剿灭大顺和南明的战争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说澳门是明清易代中的关键因素，似乎也并不为过。
实际上，澳门开埠后，不仅在中国王朝更替上影响深远，更对整个东亚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澳门开埠之际正值抗倭战争，传统的中日官方、民间贸易都陷入中断。葡萄牙人借此机会，以澳门为基地大肆开展转口贸易，成为中日交流的唯一渠道。他们从广州大量采购丝绸、瓷器，运到长崎贩卖，而后收购日本的白银和铜运回澳门，最终通过广州流入中国。善于经营的葡萄牙人正是通过澳门，为东亚打造了一条完整的贸易路线：用中国丝绸、瓷器换取日本的白银和黄铜；将从中日收购的黄金运到果阿购买各种商品，并将亚洲收购的各种漆器、瓷器和古玩运往欧洲。正是在这种丝银贸易的刺激下，澳门一跃成为远东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只是到了1639年后，德川幕府下令锁国并开始迫害天主教，这种贸易才不得不中断，而澳门也成为容纳日本天主教徒逃避迫害最后去处。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大三巴牌坊后面见到长崎殉难日本天主教徒纪念墓地，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不过，人们也要看到，虽然在鸦片战争前，澳门客观上是中国了解的西方重要窗口，也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枢纽，但毕竟葡萄牙人为了殖民扩张而来。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趁中国国力衰微之际，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还要等待百年，才最终翻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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