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三次“打工潮”造就了两代打工人。其中第一代为上一篇调研手记《地扪人的打工史（一）：初代乡村打工者的艰辛与落寞》中所重点描述的初代乡村打工者，即“农民工一代”。
他们整体特质比较简单，为了谋生而涌向城市，虽然未能在城市找到归宿之地，但是对乡土仍有归依之情，依旧有着“几亩薄田”足果腹，“数间草房”亦可居的安然。
这一群体目前带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作为留守老人陷入了无所依的困窘之境，问题性质虽然是群体性的，但症状与影响主要作用于个体与家庭身上。然而，乡村二代打工者的情况又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初代打工者。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出生于80、90年代， 其生长的环境相对于父辈而言更加优越，也没有经历过温饱问题，作为一直徘徊在城市与乡村边缘的“两栖人”，大多呈现出如下群体性特质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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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下成长，“城愁”突显
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伴随着我国信息化、全球化的极速发展而长大成人，他们所面对的世界远比父辈们封闭的世界要丰富得多，即使身在村中也能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
也因此，他们对城市有着望而不及的憧憬与想象，这一代人身上附着着极深的“城愁”。他们用身体力行，涌向了城市，希望能在城市中找到一处归宿，做个“城里人”成为了他们追求的恒定目标。
“这些山山水水我们从小看到大，还有什么好看的，我们更向往城市的CBD”，一位地扪年轻人曾这样道。他表示，对于他们而言，青山绿水远没有高楼大厦有吸引力，村里的点点星光在城里炫目灯火的映衬下也是黯然失色的。
在地扪，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走出学校的下一站往往是趋同的，那就是城市，最差也是要留在当地县城的。近1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离村率更是达到了100%。这有经济的原因，但更致命的是时代背景下主流价值观的同一化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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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主导下的教育体系中学习，乡土认同感丧失
城乡二元机制的实施，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单一性，以城市化为标准的主流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因此，乡村教育在此大势之下，同样将城市的教育视为典范。如地扪小学虽然每周都设立了民族特色课程，但这些课程往往会成为一系列敷衍行政化检查的形式化教学。
此外，乡村教育的学校管理、组织体系等各方面也都要以城市教育为标准，从而使得城乡教育内容逐渐同质化，乡村教育也因此完全丧失了乡土文化的乡土属性。
但是正如菲利普·库姆斯（Coombs，P．H.）在《世界教育危机》一书中所言：“学术性、城市化和现代化地区导向的课程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学习需求与生活需要。而且，这些引进的教育模式使最聪明、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儿童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正好刺激了他们移入城市的愿望。”
同质化的教育内容，并不完全适合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同时还会激化年轻人乡土认同感薄弱这一问题，从而加快乡村空心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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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市民化的社会身份中踯躅，撕裂与炙烤随影而行
在“城愁”突显与乡土认同感逐渐丧失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认知、意识以及价值观等都逐渐与城市人趋同，朝着市民化的方向发展.
但囿于社会保障、市场机制以及个体因素的制约，他们又无法完全突破“农民”的身份，完成向“市民化”迈进的最后一公里。最后，就形成了他们半市民化的“两栖人”身份，不断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却又始终不能更进一步。
此外，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所经历的物质环境相比，显然要优越得多。他们出了学校就直接进入了打工市场，儿时也很少下地务农，其中不少人已经慢慢丧失了务农的知识与经验，更顶不住“靠天吃饭”的风险。
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精神的角度考量，回归乡村的可能性显然都是极小的。
但是，城市能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往往又是低层次的，很难令他们向“市民化”身份的最后一公里跃进。甚者，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无法接受非正规经济之下的打工环境，而自身的能力又制约着他们摆脱现有的就业环境，由此部分人都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此时，其在内心撕裂与外部环境炙烤的双重挤压之下，只能像只无脚鸟般不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漂浮，却不得落脚之地。
综上，显然目前乡村二代打工者身上的矛盾与冲突相较于初代打工者来说是更突出的，且全部都与当下社会结构、机制息息相关。他们的问题也不止于个体与家庭之中，而是向社会进行外延性伸展的，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如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地扪人被卷入的电信诈骗案件就是一个典型，被卷入的一百多人中，其中90%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乡村二代打工者。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务：肖龙楠
责编：吴博晋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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