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观察
乡村调研手记093
当下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乡村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村两委也因此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乡村转型期所带来的种种阵痛。在此形势下，乡村基层治理开始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状态。
如上一篇调研手记《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所面临的三大困境》中所提到的，地扪村两委就在当下的乡村治理中遭遇了内生力发展不足、权力下沉以及权威消解等困境。
其若欲克服阵痛，伴随新乡村发展的转型期而成功转型，还是需要从机制、人才以及产业三个关键点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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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强化乡村民主自治机制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曾言：“治理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并非完全来自于国家强制性权力，而是来自各行为主体间的互动。”
村两委要走好这“最后一公里”的村治路，也需先破后立，在乡村现代化的转型期阶段，再构乡村治理机制，以体制民主性、村民自主性等鲜明特征赋能乡村基层治理，释放潜力，强化乡村自治之路。
其一，摆脱权利下沉的压力型体制，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的作用，真正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治理体系。
另外，为村两会减负，使其回归到“本职”工作，至于振兴乡村产业以及各类比较大型的行政性事务的具体执行，可适当上移或分化，不应把主体任务与目标绩效都压在村两委的身上。
其二，村民的主观能动性是“乡村善治”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村两委的运行中应重点强调村民的主体性。一方面，要动员村民、吸引“新村民”重新回归到乡村治理事务中，为空心化的乡村重塑主体性。
另一方面，人尽其才地释放出主体的潜力，可以通过对“新乡绅”的培育，来强化乡村的自治机制。对于“新乡绅”的培育，本质上其实是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重构，故此为其重拾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变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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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促动城乡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
多年来，囿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实施，各类资源全部倾斜给了城市，城乡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人才资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由乡村单向流向城市的趋势。
由此，乡村人才流失严重，乡村的活力也随之丧失。解决城乡之间的人才单向流通问题，成为了促动村两委及整个乡村内生力发展的一大关键。
首先，从“新农民”与“新城市居民”两个角度，双向箭头深化户籍改革的体制机制，来促动城乡间人力资源的顺畅流通，平衡公共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户籍改革带给地方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为“新农民”与“新城市居民”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在制度机制方面，为村两委这一乡村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吸引人才资源提供保障。
然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机制，为愿意留在或来到乡村的人才进行保驾护航。以现代化新乡村的标准逐渐深化乡村各类硬件设施的建设。
同时对不同种类人才的社会保障机制进行搭建，为愿意投身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与发展环境，从而促动村两委的内生性发展，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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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城乡循环机制
无论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强化之路，还是乡村人才的积极引入，其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是奠定在当地产业能够有所发展的基础之上。
夯实经济基础，才能为制度的建设、资源的流入创造一个可有持续性生存空间的平台，继而促进乡村基层治理的转型。
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城市的商品十分容易就能输入到村里，但是村里的产品却很难输出到城市。
此种不平衡，给城乡之间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鸿沟，甚至造成了一些城乡价值观的扭曲。这种单向流通的困境，不只是物流的问题，而是需从整个供给侧端去考量。
目前，乡村向城市输出的产品大多为原材料或粗加工产品，在产能过剩的当下中国，必然会有部分产品被滞销。
那么，乡村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变得刻不容缓，优化配置要素，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一、二、三产的联动，提高供给质量，以便满足城市的中高端需求，于供给侧端建构城乡之间平衡的循环机制。
由此，供给侧结构的优化也带动了乡村的产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可持续性收入水平，从而可以挖掘出乡村更大的消费市场与需求潜力。
打通供给侧端与需求侧端的各个环节的匹配，实现动态平衡，形成合适、健康的城乡内需关系，为城乡之间的循环机制增添更加稳固的元素。在此深化改革与循环机制下，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其它方面的再构提供了空间与平台。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务：肖龙楠
责编：吴博晋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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