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奉承：休谟在法国

文/欧内斯特·C.莫斯纳

译/周保巍

“他们把我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自“七年战争”爆发以来，首位和平时期的英国大使驻任法兰西的风头完全被其私人秘书所盖。尽管在过去的20年间，由于苏格兰的迫害和英格兰的不宽容，大卫·休谟从未放弃过到法国避难的念头，但是，他1763年是带着荣耀的光环进入这个国家的，而且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甫一抵达位于巴黎的英国大使馆，年轻的比切姆勋爵就告知休谟：他们必须立马赶往杜·拉·瓦利埃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a Vallière)家。尽管休谟一再表明他尚未从舟车劳顿中恢复过来，但他却被告知必须马上动身，尽管还未来得及换下长靴。“于是我只得穿着一件旅行长袍与他一道前往”，休谟叙述道，“在那里，我看到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士正倚靠在沙发上，她对我嘘寒问暖并大肆恭维。”而站在旁边、满身珠光宝气的那位肥硕的绅士，接着又是一番“溢美之词”；他正是法兰西亲王奥尔良公爵。当晚，休谟的社交活动以参加埃诺院长的晚宴而告终，在那里，埃诺院长不仅敞开怀抱欢迎这位尊贵的来客，而且还以法国皇太子名义对其大加赞美。这就是为一个苏格兰文人凯旋般地驻留法国所定下的基调。

巴芙勒伯爵夫人，法国沙龙女主人，曾是卢梭的庇护人。巴芙勒夫人亦曾多次邀请休谟去往法国。

但是，巴芙勒夫人何以会允许其他的法国女士——即便是一位公爵夫人——独占将我们这位人中之龙引荐给法国社会的荣耀呢？唉！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原来巴芙勒伯爵夫人得了麻疹。她曾从亚当岛——它是孔蒂亲王的一处庄园——寄出一封信，以说明原委：

“先生，由于尚未从麻疹中康复，我还不能亲自执笔，于是不得已请人代笔。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未能在巴黎迎候大驾——虽然我本意如此，这不免让我忧心忡忡，因为它不仅妨害我向您证明我对您的尊重，而且也让我失去了在本国第一个向一位如此杰出的人士表达应有礼敬的荣耀……”[1]

这封信出自其英文秘书莉迪娅·贝凯(Lydia Becquet)之手，然后由伯爵夫人亲自签名。在回函中，休谟对她的病表达了遗憾之情，并承认：“我原打算在巴黎拜会的第一个人就是夫人您……”然而，在静待其康复期间，休谟并不缺乏来自其他伟大女性的关照。

蓬帕杜夫人，1755年康坦·德拉图尔绘

抵达巴黎三天后，在枫丹白露所举办的使馆宴会上，各色朝臣们——从公爵、元帅，到外国大使——都竞相逢迎休谟。在国务大臣普拉兰公爵(Due de Praslin)家用过膳后，休谟退至一个角落与某人交谈时，正在此时，一个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的绅士走进来，并向普拉兰公爵夫人叫道：“公爵夫人，我真是高兴！我今天在宫里看到休谟先生了！”带着一份沾沾自喜的幽默，我们的这位大人物(指休谟)说道：“除非来自女士们，否则我对任何奉承都不感兴趣。”而最显赫，也最真诚的逢迎者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和身为“宠臣和首席大臣之妻”的舒瓦瑟尔公爵夫人。“当我被引荐给蓬巴杜侯爵夫人时，如众星捧月般环绕在她左右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都向我断言，从未见过她对任何一个男人说过这么多话。”在给爱丁堡友人的信中，休谟写道，自“皇室而下”，法国人“通过每一种敬意的表达，看上去无不衷心地让我相信，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不仅如此，休谟还举例详述了他在凡尔赛宫觐见法国皇太子时的情形：

最年长的贝里公爵——他还只不过是一个10岁的孩子——趋步上前，并告诉我：在这个国家我有数不胜数的朋友和仰慕者，而他也忝列其中，以及他从读我的著作中所获得的快乐。当他说完后，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比他小两岁——也打开了话匣子，并告诉我：在法国，人们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恭候我大驾已多时，他自己希望很快就能从读我的《英国史》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但是，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当我被带到阿图瓦伯爵——他只有4岁——的身前时，我听到他嘟嚷了一番，尽管其内容我不明所以，但从其不时冒出的一些单词推测，他也是在大力褒扬我……据推测，我之所以能获得这种荣誉，主要源于王妃的言传身教，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吝对我大加称颂。[2]

突如其来的法国人的逢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比较，而这种比较也长时间地折磨着休谟。他向亚当·斯密问询道：“难道我会忘了，几年前，正是这同一种群，在爱丁堡见了我，简直连一点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而如今却在巴黎给予我这样盛大的欢迎？”

然而，在巴黎和枫丹白露，这迎来送往、激奋人心的头三周证明对于一个哲学家而言是不堪其苦的。他写道，“我坚信：即便是路易十四，在其一生中的任何三周，也不曾'遭受’如此之多的恭维。我之所以说'遭受’，因为它确实让我深感困扰和尴尬，并使我看上去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我确实常常渴盼'拨火棍俱乐部’的那种朴野……借以矫正如此之多的繁文缛节和令人肉麻的客套话……我深知，我起步太晚，而且被放错了地方。我每天三番五次地冒出这样的念头——退避到詹姆斯宅邸，并享受我舒适的躺椅。”对于一个从不喜欢大型社交聚会之人而言，每个见到他的人——每个人总是坚持要见他——的那番千篇一律的恭维之词，已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在怀念“拨火棍俱乐部”和詹姆斯宅邸的时候，休谟也是在思慕经过精选的亲密朋友圈。在早期致布莱尔的信中，休谟写道：

“我猜想，像其他所有的激越之物一样，其来也速，其亡也忽，并且随之而起的忙碌和放浪给我带来的痛苦将大于欢乐……我决定从这种社交活动中抽身而出，以便在那帮好人抛弃我之前先抛弃他们。”

在前三周，休谟发现，由于多年来疏于研习，他的法语已不敷使用。在绝望中，他想到了离职，甚至还就此事与当时同样身处巴黎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专门讨论过，以期找到确定的方式去说服赫特福德伯爵重新启用托伦斯的安德鲁·斯图亚特(Andrew Stuart of Torrance)。然而，在不知不觉间，休谟已恢复其法语的流利，并很快掌控了局势。危机得已平息。

休谟也逐渐地建立了自己的熟人圈，其中不乏权倾朝野的廷臣和光艳照人的贵妇，马里夏尔伯爵的打趣被证明毫无必要，他建议道，“我希望那些光艳照人的贵妇名媛们不要诱惑您，并将您调教成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情场老手。甚至赫拉克勒斯自己也被一名狐媚的女子迷得魂不守舍。”[3]六周后，休谟告诉罗伯逊：

“我……开始收获悦人的友谊，而不是之前那种傻里傻气、敬而远之的尊崇。现在，他们开始戏谑我，并到处宣扬我的一些糗事，这些糗事要么是他们亲眼所见，要么是道听途说。所以您看，我开始感到宾至如归了。”

埃皮奈夫人

（1726 - 1783 ）

其中，埃皮奈夫人(Mme d'Epinay)讲述了休谟在玩猜字游戏时一件糗事，这或许只是一种善意的嘲讽。

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以其著作声名遐迩、备受尊崇的大卫·休谟，对于填字游戏却乏善可陈，以至于我们所有的漂亮女士都决定……她们曾让他扮演一位苏丹，端坐在两个女仆中间，并以其如簧巧舌来赢得她们芳心。由于发现她们都不为所动，于是不得不试图找出她们拒绝的原因。他被安置在沙发上，两边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士；他直勾勾地看着她们，拍打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和膝盖，嗫嚅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不断地说道，“好吧，年轻女士；好吧，你们在这！好吧，你们在这！你们在这，对吧？”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至少有十五分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做。最后，其中的一位年轻女士站起来，并不耐烦地说道：“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个男人除了吃小牛肉实在一无所长。”从那以后，他就被取消了做游戏的资格，并成为一名旁观者，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恭维丝毫未减……所有的漂亮女士都以攀附他为荣；他参加所有的精致晚宴，缺了他，任何晚宴都是不完美的。”[4]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善意的打趣和玩笑，那种“傻里傻气、敬而远之的尊崇”不再是一种负担，对此，休谟志得意满地评点道：“我吃的是佳肴美馔，饮的是琼浆玉露，呼吸的是扑鼻的香气，而脚踏的是团簇的鲜花。”生活不仅安定了下来，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令人愉悦的生活模式。

如果说，不着边际的恭维令休谟难以承受，情谊则不然。他陶醉于这种美好的情谊，并略为羞惭地告诉了休·布莱尔一件事，“这件事看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它所带给我的欢乐要远大于我所遇到的其他任何事情”：

我被赫特福德伯爵带至……一个化装舞会，我们都没有戴面具。刚踏进门，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士就走过来，并大声叫道：'啊，休谟先生，您来这个地方没戴面具真是太好了！今晚您将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礼遇！您将会看到最明确无误的证据：您在法国是多么地深受爱戴。’这种开场白真是激奋人心。但是，超乎我想象的是：当我通过大厅时，拥抱、礼节性的致意和恭维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您也许认为，由于有面具之便，每个人都可以放言无忌。我可以观察到，在这种场合，女士们是最无拘无束的，但让我倍感高兴的是，倾泻在我身上的赞词大部分关乎我的个人品性。她们称颂我举止的天真和淳朴，秉性的率真和温和。

人非木石(Non sunt mihi cornea fibra )。我不否认，对于这种无处不在的善意，我深感满足。赫特福德伯爵也颇感高兴，甚至有些惊讶，尽管他早就知道我深受巴黎上流社会的推崇。

后来，休谟又向其爱丁堡的“新教牧师们”讲述了一则逸事，这则逸事充分证明了人们对于休谟所怀有的那种温情的敬意。“不久前，”休谟写道，“当我参加一个聚会时，我听到达朗贝尔大声说道：'圣言成了血肉’(Et verbum car factum est)。就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看，人们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俏皮话(也即讽刺休谟的肥胖)。人们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一位夫人在讲这个笑话时，说道：'圣言成了亲爱’(Et verbum carum factum est)。当人们告知她的错误时，她还不承认。”[5]

休谟在巴黎的风行最让人惊叹的一点在于：它并没有很快就偃旗息鼓，而是持续了整整26个月(他在法国也就待了26个月)。在“自传”中，休谟写道：

“我越是回避他们那过度的谦恭礼让，他们越对我谦恭礼让。”

然而，那帮恰好在法国游历的英国贵族，绝无法理解这种局面，要么只是一味地对他表示屈尊俯就，要么就是一味地表示藐视，或嘲笑，正如他们在伦敦所习以为常的那样。

大卫·休谟

（1711-1776）

于1765年秋抵达巴黎的霍拉斯·沃波尔不胜惊讶地发现，这位高大、强壮而略显笨拙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成为巴黎社交界的笑柄。“德芳(Deffand)夫人说我说话尖酸刻薄，”沃波尔写道，“但我并没有因为嘲笑威士忌和理查逊(Richardson)而损及自己一根毫毛，但我还是不要嘲笑休谟为好，他们(指威士忌、理查逊和休谟)可是此地唯一流行的三样物什。”然而，在私人信函中，沃波尔却对“休谟的言行举止”细加打量：他“本身就是时尚，尽管他的法语与英语一样含混难懂”，他“在这里备受推崇”。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令他们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之人，因为我敢保证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们对他的崇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做出这番评论之前，沃波尔还讲述了休谟的另一则逸事：“居埃尔希伯爵告诉我，一位法国女士曾问他休谟是谁，被告知之后，那位女士乞求他绝不要提及这事，因为她会因为不知道休谟是谁而蒙羞。”至于那些沙龙，沃波尔继续写道，“其谈话的风格是庄重的、学究气的，除了争辩，鲜有气氛热烈的时候，当我表达出对于争辩的厌恶时，对巴黎的这种风格礼敬有加、但从不知有其他风格的休谟先生极为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您既讨厌争辩又不喜欢威士忌，那您到底喜欢什么？’”[6]

另一个势利之徒——尽管并非是一位浅薄的附庸风雅之徒——是查尔蒙特勋爵(Lord Charlemont)，他发现休谟在巴黎的流行“实在荒谬可笑”。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妇女怎么会认为休谟的谈话是令人愉快、如沐春风的呢？“如果没有休谟的光顾，她们的香闺就仿佛缺了点什么。就好像对于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而言，认识我们的哲学家是不可或缺之物。在剧院，他宽大但却面无表情的面孔，常常被视为世上最漂亮的脸蛋(entre deux jolis Minois)，而他的哲学，尽管此前对于他的殷勤形象是致命的，但在这里却保证了他的成功……我的朋友休谟何以应付这帮强悍的法国妇女，我就不得而知了。”[7]

作为一位智者和政治家，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完全同意沃波尔和查尔蒙特的看法。在致霍兰德勋爵(Lord Holland)的信中，他就休谟写道：

“……在日常的社交中，他似乎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笨拙之人。说实话，依我看，人们不必对法国民众对休谟所表现出来的狂热太过认真，因为我深信他们并不是其优秀品质公允的评判者，而且休谟的礼俗也与他们的礼俗迥然不同。”[8]

《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Moral and Political (first ed.1741–2)，收集了休谟多年累积的一系列论文，并在休谟去世前不久被集合为一册出版。

毫无疑问，休谟在巴黎的风行主要得益于当时正在盛行的“英国狂”(Anglomania)，得益于人们对抽象思辨和历史的兴趣，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即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休谟一直被视为大不列颠最伟大的文人。同时，它还得益于如下事实：他任职于英国大使馆，他是一位苏格兰人而非一位英格兰人。所有这些事实都对休谟有利。但所有的原因加起来，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的风行能长盛不衰。真正的原因在于休谟的人格魅力。

1765年春驻留巴黎的托伦斯的安德鲁·斯图亚特将休谟如何成为一位大人物，以及其如何设法保持旧有本色的事告诉了缪尔男爵：“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之人一朝臣、智者、妇孺老幼、博学鸿儒，都竞相向休谟先生献媚邀好。在这种令人意醉神迷的尊崇中，休谟先生仍不失其本色，保持着其简朴的为人处世之道；他整日里乐呵呵的，就好似什么东西都不曾发生似的。其为人处世之道尽管在某些方面与法国人有所不同，但也能屡试不爽。”[9]尽管远在苏格兰，但热情洋溢的艾莉森·库克本夫人(Mrs Alison Cockburn)准确地感受到了其老朋友在法国——一个她鄙视或佯装鄙视的民族——所享有的魅力：

法兰西的世俗圣人愿意屈尊接受粗鲁不文的苏格兰女儿发自北方荒山蛮岭的只言片语吗？它出自一位朋友的肺腑之言，并将经敌人之手转交。“时尚之人”其实对你是最漠不关心的，你感激抑或怨恨，他们都浑然不觉，他们只适于崇拜你。而你对爱或恨也同样浑然不觉。转瞬即逝的喝彩和称颂只会促发最终的夭折，虚名已让你晕头转向、意乱情迷，你已将那些忽略你的缺点、热爱你的长处之人抛诸脑后。我并不尊崇作为法兰西偶像的你。他们所崇拜的正是我所鄙视的，但是我会满怀深情地想起你。我记得，尽管你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尽管你的怀疑是深入骨髓的，尽管您的学识是艰辛劳卒的，但上帝已在你的心中打下了仁善的深刻烙印，这不是通过你头脑的冥思玄想就可以抹去的。一个愚笨民族的偶像切不可自我膨胀，因为一个随时都可能为非作歹的群氓的信念是不足持的。一个判断力不足的使徒或许只会给那个轻薄浮夸的民族带去思想的放浪；他们并非生而自由。这封短笺将由你的好友伯内特先生(Mr Burnet)转交给你，与你一样，他一生以追求真理自任。我相信你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都同样地公正无偏，尽管与你相比，他实际上对于湮灭真理具有更为显见的兴趣。[10]

像艾莉森·库克本一样，法国人发现休谟确实是“好人休谟”；他们最初对其才智的崇拜又因对其人格的爱戴而愈加强化。以充满怜爱的眼光看，一个高大、强壮而笨拙的外国人，操着一口蹩脚的法语，绝非真正荒谬可笑，恰恰相反，他每一次的尴尬和难堪，他每一次的笨拙举动(gancherie)，都使他愈发显得可爱。尽管休谟后来标榜其法语说得与法国人一样地道，但这种虚矫之言已被《法国喜剧》(Comedie Française)中一位曾听过其法语，并称其为英国老爷的掌灯人所揭穿。

对于所有这一切，查尔蒙特或许已看到一些端倪，但塞尔温和沃波尔则完全茫然不知。对沃波尔而言，休谟是荒谬可笑的，不仅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苏格兰人，还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作家。而凡是把一位严肃作家当回事的人，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正是以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沃波尔轻率地就将“耶稣会会士、卫理公会教徒、哲学家、政治家、伪善的卢梭、嘲笑者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休谟、利特尔顿、格兰维尔、普鲁士的无神论暴君、历史上的江湖郎中、皮特先生……”统统都打发了。[11]这一方法易于剑走偏锋，例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由折磨像“伪善的卢梭”这样一个如此严肃、敏感之人所获得的那种极致之乐！沃波尔的心智不久即转向那种快乐。

在经历过对位于枫丹白露的王庭的过度吹捧的初次惶惑之后，大卫·休谟开始发现巴黎的沙龙，正是由于这一发现，他的惶惑便彻底平息了。因为在沙龙那里，休谟依稀看到了 “群贤会”的原型。然而，相较于休谟在爱丁堡抑或伦敦所遇到的社交团体，这一法兰西原型(指沙龙)要更为精英化，组织的也更加精心，更为贵族化，也许有点悖谬的是，也更为民主。在沙龙中，优雅而谦虚地相互学习，是对所有人的预期；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在艺术、智识和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基于出身的人为贵族制，屈从于基于天赋的自然贵族制；恩庇那些才赋超群之人是那些出身高贵、家才巨万之人的特权。这一高贵理想的严肃性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轻浮油滑的沃波尔的嘲弄：“不，我不会向他们的著作家效忠。每个妇人都在自己房间里培植了一两位著作家，天晓得她们是如何浇养他们的。”

1755 年乔芙兰夫人的沙龙，Anicet Charles Gabriel Lemonnier绘制，描述的场景为沙龙成员阅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

作为某种知识的交易所，沙龙常常由一位伟大的女性主持，然而该女性的伟大，与其说在于其社会地位，不如说在于其美丽、魅力、智力、机巧，以及服务他人、推动启蒙的真正意愿。尽管在某些场合，她或许也会玩牌、嬉戏、听音乐，甚至跳舞，但首要的娱乐总是谈话。无论是一位女仆，抑或一位贵妇，她必须具有让每个人各展所长的天分。取决于每位沙龙女主人的爱好和能力，谈话可以是艺术的、文学的抑或哲学的。在路易十五的颓败时期，严肃人士的谈话常常涉及那些行将在18世纪末摧毁整个旧制度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沙龙成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庇护所。出于这种亲密、自由和世界主义的精神，也受到会客室自身之美和所有沙龙活动之优雅的激发，男人与男人之间，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也得以萌发,而这也是沙龙所着力培植的一种最高功能。

休谟小心地将沙龙女士与那些“年轻聪慧的小姐”和王庭中的那些轻薄妇女区分开来。沙龙女士更为成熟，“年过三十”，且“富有判断力、品位和学识”。在社交聚会中，她们的行为举止端庄体面，“很少听到双关语，也很少会乱开玩笑。”但休谟精明地注意到，“隐藏在这层帷幕后面的，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纯粹。”

休谟在巴黎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引领风骚的沙龙女主人——诸如乔芙兰夫人(Mme Geoffrin)，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莱皮纳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e)，尤其是巴芙勒夫人所维系的关系。巴芙勒夫人的卧病在床，诱使休谟在别处寻找慰藉和消遣，正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是“好人休谟”，休谟才被允许做只有极少数法国人才有资格做的事，也即由一个沙龙转到另一个沙龙，只要他愿意。在1764年4月26日致休·布莱尔的信中，休谟专门强调了“巴黎的上流社交圈”的排他性以及沙龙的其他特征。其所明示的非同寻常的不耐烦源于如下事实：他的朋友曾莽撞地推荐了一位在法国游历的苏格兰人(他先前曾在爱丁堡冷落过休谟)。罗伯特·华莱士也曾写信引荐过这个人，并补充道，“我冒昧地请您将他引荐给您所在的上流社交圈，从而让他有机会在巴黎好好享受并历练一下自己。”

休谟向布莱尔坦承，“对我而言，您的推荐当然有很重的分量。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爱丁堡，我和莱斯利上校经常碰面。果真如您所言，他早就想结识我，这未免太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建议他尽早离开巴黎，并在一个外省城市安顿下来。在那里，人们不惮于结识新朋友，同时对于客人的言行举止也不那么挑剔。”事实上，我们这位大使秘书还是太书生气，太和善，他最终还是将莱斯利引荐给了大使，而大使也邀请他与其他七八个英国人一道赴宴。

休谟想向布莱尔表明的是，“这是一种荒谬可笑的想法……也即认为我可以将他们引荐给巴黎最好的社交圈，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切实际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将这么一位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局促不安，操一口糟糕的法语，不以任何功业、科学或文艺闻名的先生引荐给哪个家庭……再也没有什么比接待那些无名之辈更显不慎了。假如我做了这种性质的引荐，我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唯有巴黎的“戏院乐坊，花街柳巷”是向这帮来法国游山玩水的不列颠“公侯爵爷们”敞开怀抱的，“没有人在意他们，他们只能彼此呼朋引伴。那种将他们领进法国社交圈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当讨人嫌的马利特夫人(Mrs. Mallet)登陆法国时，休谟也给出了同样的反应。休谟承认，

“我估计她生我气了，并认为在巴黎的时候我怠慢了她。我听说她现在到处参加社交聚会，而人们都尽力避开她；我担心她会拖着我扩大她在法国的社交圈。”

玛丽·特蕾瑟·罗黛·乔芙兰

（1699年6月26日－1777年10月6日）

回到沙龙女主人这个话题上，哈维女士曾给休谟提供了一封给乔芙兰夫人的介绍信，很可能乔芙兰夫人是休谟拜访的第一位沙龙女主人。在所有引领风骚的沙龙女主人中，乔芙兰夫人(Marie-Thérèse Rodet Geoffrin)是唯一的资产阶级出生。其丈夫1749年的辞世给她留下大笔可供支配的家产。为了培植休谟与乔芙兰夫人的友谊，哈维女士于1764年1月对乔芙兰夫人做了绘声绘色的描绘。而休谟那时也专门把这一段话给划了出来。

很少有人生性比她还温良，也很少有人的心地比她还友善；其浑然天成的强大判断力和非同寻常的聪明才智，远非得益于书本(她很少读书)，而是得益于她对俗世的了解。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并以强烈的色彩将其描绘出来。她风趣机智，特别擅长于简洁而生动的叙述。那些自负、虚矫和卑不足道之人畏其如虎；但她的朋友，甚至那些经常拜谒她的熟人的小缺点则能得到她的袒护；没有什么能逃出她的法眼，也没有什么能避开她的一张利嘴；一旦她喜欢上某个人(当她说她喜欢上某人时，她所言非虚)，她绝不会让他们在她身上无谓地浪费时间。[12]

甚至暴躁易怒的沃波尔都对乔芙兰夫人敬服有加，“我……认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知性、最深谙世事之人。”

《英国史》六卷本

比休谟大12岁的乔芙兰夫人，待之如母，同时又不乏情感上的亲昵和特有的风流娇媚。他总是她的“大胖子”或“胖无赖”。他喜欢这种亲昵的表示，并终身不改。1765年，随着《英国史》新法译本的问世，休谟给她寄去一套精装本。在回信中，她对那位可爱的大胖子超常的写作能力进行了调侃：他简直毁了她的图书馆！“一想到你那些装帧精美的鸿篇巨制，以及与它们毗邻的我的那些寒酸书儿所处的卑不足道的地位，我的心都碎了……不，鉴于你在我的图书馆里所引发的这场革命，我绝不会原谅你。唉！我还是喜欢老样子。现在，它不仅对你是一场灾祸，同时也招致了我的毁灭，如果骄傲这个魔鬼在我的头脑里兴风作浪，并驱使我企图如你一样声势煊赫的话。圣人说，万事皆空！我将整日里念叨这句格言，以免愚蠢到竟要效法你。”[13]由于翻译问题，我们很难准确地传达乔芙兰夫人信中的况味，因为她故意以拼写错误为荣，同时，她还有目的地宣传有关其无知的各种典故。当休谟离开法国，且显然不会故地重游之后，乔芙兰夫人感伤地写道：“我希望我能忘记你，但是我做不到。”

友善的乔芙兰夫人位于圣奥诺雷路(rue Saint-Honoré)的沙龙不仅向巴黎的艺术家和文人开放，而且也向卓尔不凡的外国人开放。每星期一，她都会在家中设宴款待艺术家，每星期三，则在家设宴款待文人。休谟是其星期三社交聚会中的常客。而且，毫无疑问，鉴于乔芙兰夫人最擅长于激发每个笨嘴拙舌之人的谈话天赋，休谟定然从她那里受益匪浅。有过这种经验之后，圣皮埃尔神父写道：“夫人，我只是你娴熟拨弄的一件乐器。”[14]虽然对乔芙兰夫人极为爱戴，但休谟并不总是对其沙龙特别满意，因为，为了避免争吵，乔芙兰夫人的督导之手总是无处不在，而且也太过强势。对于一位哲人而言，与言辞出格的争辩一样，刻意绕开有争议的话题也会让沙龙谈话变得索然寡味；在许多场合，休谟或许会倾向于认同格里姆(Grimm)的幽默描述：

在母亲般的乔芙兰夫人的管理下，其沙龙中的谈话既不敢谈及国内新闻，也不敢触及国际新闻；既不敢触及宫廷秘闻，也不敢触及城市花边；既不敢触及北方的新闻，也不敢触及南方的新闻；既不敢触及东方的新闻，也不敢触及西方的新闻；既不敢谈及政治，也不敢谈及金融；既不敢谈及战争，也不敢谈及和平；既不敢谈及宗教，也不敢谈及政府；既不敢谈及神学，也不敢谈及形而上学；既不敢谈及语法，也不敢谈及音乐；总而言之，任何话题都触碰不得……[15]

德芳侯爵夫人（Marie du Deffand）

（1696 - 1780）

如果说大卫·休谟曾发现乔芙兰夫人的稳妥周详永远都是那么沉闷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这一点立刻在德芳侯爵夫人的“又老又瞎的智者的放浪形骸'(old blind debauchée of wit)—— 如同沃波尔在第一次与她谋面时所描述的那样——中得到补救。然而，沃波尔会为其对德芳夫人的刻薄和恶毒心生悔意，因为德芳夫人尽管已六十有八，年长沃波尔二十岁，但她依然狂热地迷恋上了沃波尔，并且也得到了沃波尔的部分回应。沃波尔早年间对其晚年的描述，依然是最为传神的：

她观剧、看戏、赴宴、入宫；每星期设宴款客两次；让人读最时兴的读物；创作新的歌曲和隽语；并且能记住这80年来她所结识的每一个人。她与伏尔泰一直音讯不断，给他写迷人的信函，与他辩驳，让他不要再对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固执己见了，也不要再嘲笑那些教士和哲学家了。她很容易与别人起争执，但是在争辩时，她非常贴心，而且很少出错；她对每一件事的判断大都公正，但对每一个具体行为的判断却几乎全错；她敢爱敢恨，对朋友热情似火，仍希望受到公开的敬重和爱戴，我当然不是指受到情人和一位死敌的敬重和爱戴。[16]

简而言之，德芳夫人几乎与乔芙兰夫人截然相反，她极其痛恶乔芙兰夫人。然而，像乔芙兰夫人一样，她也是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大卫·休谟，而在休谟寄居巴黎的头半年里，他也是其位于圣多米尼克路的圣约瑟夫修道院家中的常客。因为有一次，她一改往常的尖酸刻薄，并当着伏尔泰的面对休谟的性格做了简单而平实的描述：“他是一个欢愉、简单而善良之人。”[17]德芳夫人的个性不可能对休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她总是言辞乏味，且兴趣广泛。但是他可能喜欢她所允许的谈话自由，毫无疑问，休谟同时也受到其年轻随侍的吸引，她就是出身名门，但却是私生子的朱莉·德·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

正如德芳夫人所开始发觉的那样，莱斯皮纳斯小姐的迷人、颖慧和热情洋溢，吸引了包括休谟在内许多其他人。德芳夫人通常白天睡觉，大概在晚间7点钟的样子再起来开门迎客。1764年4月底的某一天，她起床要比往日早，却发现少数几位贵客已经抵达，并围在莱斯皮纳斯小姐的闺房里献殷勤。侯爵夫人又惊又气，并获悉客人们的早早来访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持续很久了。卧榻之侧岂容她人酣眠，尽管已在德芳夫人身边做了10年的随侍，但莱斯皮纳斯小姐还是离开了德芳夫人的府第一去不返，而且终生遭到忌恨。12年后，当其在给霍拉斯·沃波尔的信中谈及莱斯皮纳斯小姐的辞世时，德芳夫人冷酷地写道：“莱斯皮纳斯小姐于今晚午夜后两个小时辞世，如果说这在过去会给我带来痛苦，但现在对我毫无影响。”[18]

1764年与德芳夫人闹翻时，朱莉·莱斯皮纳斯时年32岁，正值当打之年。她不仅精于文学、哲学和科学，而且除了母语法语外，还能说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乔芙兰夫人和其他朋友的慷慨帮助下，莱斯皮纳斯得以在圣多米尼克路建立起自己的新沙龙，而此前圣约瑟夫修道院的许多常客更是蜂拥而至。德芳夫人也立即将这些背弃者从自己的朋友名单中除名，除了其年事已高的前情人埃诺院长(President Hénault)。

朱莉·德·莱斯皮纳斯

（1732-1776）

作为一名外交官，当大卫·休谟试图与这两位女士同时交好时，由于德芳夫人的缘故，他被迫在两人中做出选择。休谟哀叹道，“我曾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欣赏那位朋友的爱，但却反感那位朋友的恨。”当休谟勉为其难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并对新沙龙表达出自己的某种偏好时，他与德芳夫人关系便急转直下，尽管尚未公开决裂。他不再是那个“欢愉、简单而善良之人”。此后，他就成了德芳夫人口中的“乡下人”或“多瑙河畔的乡民”，重要的是，这些称呼主要出现在给沃波尔的信中。休谟同时还被讥讽为“神殿偶像的大祭司”，这就证明，不管有没有莱斯皮纳斯，不管有没有沃波尔，大卫·休谟都不再受到圣约瑟夫修道院的欢迎。因为“神殿”是孔蒂亲王的宫殿，而孔蒂亲王的“偶像”正是巴芙勒伯爵夫人。只要是其所仇视的竞争对手的“大祭司”，他就不可能被容忍。

甚至在返回英格兰后，休谟也曾试图重建其与德芳夫人最初的那份友情，但徒劳无功。在一封信中，德芳夫人抱怨道：尽管她是第一个热情接待休谟之人，但他却抛弃了她。对此，休谟去信予以否认，且言辞伤感。但在回信中，针对休谟重修旧好的努力，德芳夫人冷漠地予以一口回绝。“我曾真诚地渴望能成为你的朋友。我自以为我成功了，但我懊丧地发现，我错了。”[19] 在给沃波尔的信中，她坦承她害怕休谟会重返法国，当得知他不会重返法国后，她不禁欢呼雀跃起来。“他令我不快，”她恶毒地补充道，“我憎恶偶像，我厌恶他们的祭司和崇拜者。”休谟辞世时，尽管德芳夫人有过短暂的悲悯，但其两年后对休谟的盖棺定论仍混杂着恶意：“休谟先生尽管有伟大的头脑和一整套哲学，但却从未能通过其所有的推理来成功地赢得幸福。”[20]其对休谟生命和哲学的误解简直无以复加。

休谟在爱丁堡的墓地

而对待朱莉·莱斯皮纳斯，休谟则是温柔的和慈父般的。在1764年9月的信中，休谟告诉吉尔伯特·埃利奥特道，“我去见了达朗贝尔的情妇莱斯皮纳斯小姐，她可真是全巴黎最明智的妇人。”一年后，当她因患天花而生命垂危时，他向巴芙勒夫人评点道：“我很高兴达朗贝尔在这种情况下能放下其哲学。”

达朗贝尔和莱斯皮纳斯小姐之间的确切关系依然是一个谜。在达朗贝尔生病期间，朱莉曾照料过几个月，此后，达朗贝尔就一直住在她家。显然，达朗贝尔对于她的无可置疑的爱，只换来莱斯皮纳斯小姐的关爱和奉献。与莱斯皮纳斯小姐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毫不怀疑，她受害于两种世所罕见的激情：一个对令人尊敬的马拉侯爵的爱，一个是对卑不足道的吉贝尔伯爵(Comte de Guibert)的爱。她死后出版的两卷书信成为世界激情文学中的无价瑰宝之一。尽管经常出入其沙龙的休谟及其他人并没有正面描述过其私生活，但他们一定感受到其中的波澜。借助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兼容并包的品位，也得益于大哲人达朗贝尔的莅临，她的沙龙迅速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沙龙。在那里，在一群迷人的、身世煊赫的妇人的陪伴中，休谟发现了 “理性盛宴”，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人们对其自身才赋的平静赏识，而这提供了最真实的满足和愉悦。

休谟一直与达朗贝尔和朱莉·德·莱斯皮纳斯保持着亲密的友谊。1767年朱莉愉快地向休谟索要其全套著作，因为她想让自己的英语日臻完美，而且需要读一些内容专深、文笔洗练的书籍。休谟亲切地给她寄去其六卷本的《英国史》。在代莱斯皮纳斯小姐执笔时（因为她视力下降的厉害），达朗贝尔回复道：“莱斯皮纳斯小姐万望您记住您曾允诺给她寄一套您新版的哲学著作集。她已经有了您的《英国史》，但正如俗谚所云，'好东西不嫌多’”。还有一次，达朗贝尔催促休谟以某种形而上学的方式重返巴黎：“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爱您正如人们爱上帝，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并未看见上帝，正如我们绝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看见过上帝。然而，我相信，或者毋宁说，我感到，见面与否并未损及我们的友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信奉神人同形论，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在抑或不在，你都要爱我！”[21]1773年的一封信只是简单写道：“我们俩经常谈及您。”[22]在其遗嘱中，休谟给达朗贝尔留下了一笔200英镑的遗产。█

本文选自《大卫·休谟传》第三十一章，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RSE,III,71.

[2] NHI,pp.75-6.

[3] RSE,V,102.

[4] Me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de Mme d'Epinay (Paris 1818),III,284.

[5] HL,1,437-8;496

[6] Walpole Letters,VI,298,301,309,332,370.

[7] Lord Charlemont,'Anecdotes of Hume,'RIA,MS—12/R/7,ff.522-3.

[8] Letters to Lord Holland,p.200.

[9] Caldwell Papers,PT.Ⅱ,VOL.1,256.

[10] RSE，IV，28.这封信的捎信人是休漠的“敌人”萧“好友”，也即詹姆斯·伯内特（James Bumet），也即后来的蒙博杜勋爵（Lond Monbodk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