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彦捷，女，1964年生，1983年起在北京大学心理系就读，并于199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心理学会秘书长，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心理学报和兽类学报编委，国际IUCN灵长类专家组成员，中国灵长类专家组副组长等职。
身处高速发展的世界，我们如何立于不败之地？
北京大学 苏彦捷
近日，随着“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名单的公布，“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又重新占据了公众的视野。在日益浮躁焦虑的当代背景下，一些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否浮于表面、流于空言？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知识与技术不断更新换代，新领域与新产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行业正逐渐走向衰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行业却在悄然出现、繁荣。身处其中的我们，又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与人生目标，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中苏教授关于教与学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有所启发。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中刊载的访谈全文请见“原文链接”，本文对访谈的标题、段落小标题进行了修改。
求学之路：心理学与社会学
记者：首先感谢苏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1983年考入北大心理系，能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选择和学习体会吗？
苏老师：我的求学过程比较按部就班，在北大心理系从大学到博士一路读下来，然后留校任教，没什么波折。上大学之前我就特别想当老师，可以说后来的职业方向基本是按中学时的设想发展的。我的高考志愿第一填的是心理学，第二是经济地理。报志愿之前对心理学其实也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曾和比我高两级的学长朋友聊天中听他们谈起过。那时刚改革开放，心理学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我觉得研究人的奥妙挺有意思，就报了这个专业。
记者：您读大学时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当时修双学位的同学应该是很少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苏老师：我们系当时有三个同学报了双学位，两个坚持下来了。我本想学历史，但当时历史系没有对外开放的双学位，于是选了社会学，当然也是和我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有关。那时候读双学位的人确实比现在少得多，基本都是出于兴趣和专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大家追求知识的欲望很强烈，没有说读了双学位以后好找工作之类的想法。双学位上课的方式跟现在也不一样，就像是读研究生。我的印象里，很多课程是和社会学研究生一起学，收获很大。现在修双学位的人很多，一般单独编班上课，跟这个学科的人接触就减少了，学位要求上应该也有所降低。
记者：您上研究生的时候觉得与本科学习有什么不同吗？
苏老师：就是有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寻找，要求学习更有主动性。我博士导师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做研究生不能老是想着老师教我什么，而是想着我应该跟老师说些什么，读了什么书，学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要去和老师交流。研究生阶段以专题课居多，课堂形式就是讨论、对话为主。我的博士导师很有意思，只聊天，跟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被打成右派期间，坚持写书、写讲义的故事，以及介绍国外这个学科的研究状况。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会讲很多对事情的观点和思考的角度，虽然有时候谈话漫无边际，我却能从中领会很多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如何思考，怎样表达，如何解决问题等等。
苏彦捷教授
授课原则：教学合一，视角多元
记者：您很早就想当老师，真的成为老师以后感觉怎么样？
苏老师：其实我当老师的历史很长了。我上小学一年级那会儿，老师有哮喘的毛病，有时上不了课。因为我成绩比较好，性格也比较大方，老师就让我给大家讲。一开始我就对讲课有特别大的热情，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本科的时候也在班里讲过，研究生时讲的机会更多了。把自己的想法自如地表达出来，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记者：您课讲得顺畅，课堂效果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
苏老师：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从“学”的角度进行准备。我自己学过，所以我知道学习时候的感觉，比如想知道什么，怎么学会的，我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讲出来。比如我讲神经解剖，就把自己怎么记住脑的结构等学习过程讲给学生，非常有效。心理学有个元认知理论，就是说你知道你是怎么学的，怎么想的，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你把这个过程再转给学生，告诉他们怎么想、怎么记。教我自己没学过的课也是一样，因为我首先要学习。在我学习、准备的过程中，思考我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我自己是怎么领会的。上课时我说自己怎么掌握，怎么思考的，学生自然跟着就过来了，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引导过程。
另外，因为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太复杂了，很多东西都是开放的，不像数学、物理那样有定论，所以要多角度分析研究，看问题才能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我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从多种视角去分析同一个问题，留心收集电视、报刊、网络上的一些报道以及其中的评论角度，这样同学们也会更有兴趣。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虽然多次讲过的课，上课前内容、逻辑等一定要重新梳理，加进新的知识、新的思考、新的事例等。所以每次上课前我都要备课，一定要过一遍，否则心里不踏实。
记者：您和学生的交流多吗？
苏老师：我通常在课上会提问，比如说我们上发展心理学课，学生每次参观和实习完了，我就会问他们看到了什么，然后加以点评或引申。有的课程还会留一些课后作业，比如让学生看一段视频，让他们分析里面的一些问题，或是布置看文献的任务。作业一般是要检查的，先由助教带着讨论，我听报告并点评，或者批阅作业。课后也有讨论和邮件沟通，交流的内容也不一定，学习、生活上的问题都有。
苏彦捷教授
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何教，如何学
记者：听说您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
苏老师：我课上的学生是按课程要求，如果是进了我的研究组，要求就更多一些。有的时候，我说的话确实比较重，有些学生有点挂不住，但也有学生很自然地接受我的批评。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有些学生是严一点好，有些学生则要多鼓励，老师要注意反馈信息和总结与学生相处的经验。
现在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是这样，要有自己的个性与培养理念。“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是照搬照抄来的。我们很多学生出国之后还是很怀念北大，国外不是所有方面都比我们厉害。好的地方当然要向人家学习，但不能丢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以前北大老师的教学质量是非常高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尽责，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势。现在大学里教学好反而不重要了，这对学校的发展来说肯定不是好事情。大学要多样化，一所学校里的管理、培养方式也要多样化，不可能有什么万能的模式。元培这个模式也不是适合所有的学生，有的学生就是选择能力比较差，习惯于做别人安排好的事情，他也能做得很好，那我们就不一定非要把他放在一个需要自己选择的环境里，按部就班在一个专业院系可能更好。
另外，教学中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比较为难，这跟学校规定的优秀率，即所谓成绩正态分布有关。我觉得很多时候学生都做得挺好的，但因为优秀率限制，得89分非要给人家降到84分。我觉得严格一定是体现在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那里，低的分数对学生学习兴趣影响挺大的。经常有多数同学都特别棒的时候，不见得只有30%才是优秀啊。
记者：我想管理肯定要有一定的标准，而这个“正态分布”也应该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符合多数课程的教学要求。但标准肯定会抹杀个性，就像您刚才说的，个性对教学和人才培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管理者认真地思考。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对学生来讲，机会很多，困惑也很多，您能否给他们提些建议？
苏老师：时代千变万化，要为几年以后的事情做准备，肯定是疲于应付。我觉得学习还是要抓住根本，就是所谓“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经常会跟学生讲，到了社会上之后，你一样是去解决问题，跟你在学术上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样的。要找这个问题是什么，关键点在哪里，应该如何把这个事情展开。然后收集实证的东西，用数据来说明论证的合理性，然后寻找相应的对策去解决它。
我有一个硕士，从本科就跟我做科研，做了七年的动物研究，但他后来去做人力资源了。我觉得不一定学什么就去做什么，实际工作遇到的都是新问题，关键还是基本的分析与行动能力。这对教学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就是老师不能只教知识性和技能性的东西，更重要地是训练思维，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技能照顾不过来的，发展变化太快了。
另外，我觉得学生在大学之前就应该尽可能地对学科和职业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致了解。不是简单说一下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而是进一步弄清楚自己想从事的职业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自己是否真得有兴趣和能胜任。比如说心理学和社会学，有些研究的内容很类似，但两个学科的视角不一样，一个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群体的角度出发。看待同样的问题，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都不太一样。
明矣 编辑 / 东宇 校对
来源：通识联播 北清号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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