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火柴大王刘鸿生

刘鸿生

出处：《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作者：孙骏毅

“我是跑楼的，可你不能侮辱我！”

1907年初夏的一个雨天，霞飞路上，匆匆行走的青年刘鸿生浑身湿透却顾不上擦一把脸，他要赶到“豫园茶楼”去，面见昨天侮辱过自己的“申江”煤厂黄老板。

刘鸿生得知黄老板约了客户在豫园吃茶，昨天一大早就赶了过来，向他推销开平煤。这时他的身份是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煤炭推销员。那时谈生意一般在茶楼里进行，所以上海人称这些人叫“跑楼”的。

黄老板正与客户洽谈一笔大生意，讨价还价怎么也谈不拢，回头看见灰头土脸的刘鸿生插进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开口就骂：“滚开，跑楼瘪三，侬（你）来触我霉头啊！”

刘鸿生那时还是个穷小子，穿一身皱巴巴的洋装。一条地摊上淘来的蓝底白点的领带，拎了一只干瘪的包，被黄老板迎头一顿痛骂，委屈地说：“我想向你介绍新到的一批煤，成色上乘……”

“去去去！”黄老板眼睛一瞪，“小瘪三，做推销也不看看地方。”

刘鸿生年轻气盛，对黄老板说：“我是跑楼的，可你不能侮辱我！”

黄老板被他这一“冲”，竟有点对他刮目相看：“小赤佬，脾气不小嘛，好吧，侬明朝到这里来寻我。”

刘鸿生一句话不说，拎起包就走。走在路上，他思前想后，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这个浙江定海人，自小就聪明伶俐，眼神里一向充满了自信。他13岁时进圣约翰中学读书，4年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就在读“大二”时，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担任牧师兼教英文，月薪150元，还要送他一座小洋楼。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只有15元左右。这不是千载难逢求之不得的机遇吗！谁知道刘鸿生并不领情，断然拒绝校长这样的安排，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更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校长非常生气，一纸文书，立即开除刘鸿生的学籍。

青年刘鸿生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按着自己的意愿一直走下去。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叫周仰山，是宁波同乡会长。通过周的门路，他做了开平煤矿的推销员。这份差事的月薪100元，还有额外提成，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8钱4分银子，挣多挣少全看自己本事。刘鸿生脑子活络，人又聪明，很快就把销煤的经络摸得一清二楚。他不仅随便拿起一块煤，就能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色、特性、行价，而且本子上还有一张客户联络图，哪个客户用什么煤，一天用煤量大致多少，现有库存大致有多少，不等人家断货，他就会把煤送到门上去。3个月后，刘鸿生就有了“开平跑楼王”的绰号，开平煤的销量翻了一倍多。

今天，在豫园茶楼被黄老板触了个霉头，他怎么可以放弃呢。

第二天，刘鸿生特意备了一份礼物，拎着到豫园来找黄老板，先表歉意：“我昨天不该在你谈生意的时候来打扰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黄老板非常感动，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伙子被自己触了霉头，竟然先来向自己道歉，肚量多大啊，他打断刘鸿生的话说：“我看你是个有志气的年轻人，很诚恳的人，好，以后我‘申江’的煤全部吃你的。”

这是一笔大生意！刘鸿生喜出望外，从自己所得的折扣中让出一点，把价钱压低一点给黄老板。双方皆大欢喜。

刘鸿生总结生意经时说：“做生意其实就是交朋友，就是比为人诚恳；给人家路走，你自己也有路可走。”

“苏州太美了，它是我的福地。”

1908年夏，青年刘鸿生为推销煤炭数次来过山秀水丽小巧精致的苏州。他最终将“鸿生火柴”的厂址选在苏州，大约也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是商贾云集，城市消费能力强；二是距上海近，能进能退；三是水陆交通便利，“绝无障碍之虑”。说来也巧，20岁的刘鸿生这时结识了一个叫叶素贞的姑娘，他未来的老丈人就是燮昌火柴厂的老板。

青年刘鸿生长得还是很帅的：高大魁梧的身材，椭圆形的脸，上宽下窄，前额饱满，两条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非常有神的眼睛，闪着智慧而又亲切的光。每到一处，多得女性青睐。叶素贞与他一见钟情，为刘鸿生非凡的仪表与高雅的谈吐所动心，两人交往时间不长，就订下了终身大事。

叶姑娘的父亲叶世恭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开办的燮昌火柴厂很有名气，怎容得独生女儿如此“下嫁”一个跑楼的小子？叶家动员所有亲友及社会舆论相助，但女儿嫁刘的决心毫不动摇。一趟趟上门求婚时，刘鸿生忍气吞声，恭谨有礼，却在准老丈人家里受了不少冷言冷语，尤其是舅老爷一口一声“穷跑楼的”，使他非常恼火。婚后，他当着妻子叶素贞的面决断地说：“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办一个比燮昌更大的火柴厂！”

1918年的夏季，连日暴雨，大河泛滥，河南、苏北相继闹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流离失所，处境凄惨。工商界率先发起募捐赈灾，31岁就做了宁波同乡会长的刘鸿生一次就捐了5万元，相当于3.5公斤黄金。但靠募捐来帮助灾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办火柴厂。火柴生产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主要靠手工操作，可以安置部分灾民。听说夫君要搞火柴厂，妻子叶素贞不乐意了，责怪他不该“气量太小，心机太重”，有意与其父唱对台戏。

刘鸿生说：“老丈人的燮昌，你心里也明白的，早晚要收摊的。靠作坊式经营，勉强维持已经力不从心了，一旦老丈人不在了，你那个只晓得去‘百乐门“大世界”白相的哥哥能撑几天？”

刘鸿生与所有来苏投资办厂的实业家一样，看中了城南的“冷水盘门”，这里临近京杭大运河，交通极为便利，地皮租金又不贵，办实业是得天独厚的地方。1920年深秋，鸿生火柴经过1年多紧锣密鼓的筹备后正式开张了，当时全厂拥有各类设备40余台，员工1700名，每天生产火柴40大箱，注册商标“宝塔牌”——火柴盒上印有北寺塔图形，它与虎丘塔一样是古城苏州的标志性文物。初期出厂的火柴因为质量不过关，划一下，点不着火；再划一下，有时火柴梗就断了。苏州人叫它“烂糊火柴”。鸿生火柴出师不利，开张头一年就亏损。刘鸿生非常着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逼着自己去查阅国外关于火柴制造的书籍。夫人劝他去问问老父亲，刘鸿生说什么也不肯。他知道“烂糊火柴”的要害是化学配方出了问题，外国人严密封锁资料，要解决这个顽症，只能靠自己去潜心研究突破难关。

“办实业靠人才。人才就是财富。”

刘鸿生说：“办实业靠人才，人才就是财富。”有人向他推荐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刘鸿生喜不自禁，当晚就拎着礼品登门拜访，坦诚地对林博士诉说自己办厂的艰难，尤其是人才短缺的窘境，终于说动了林博士的心，答应担任总工程师，月薪1000银圆！林天骥到厂后，经过半年多试验，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易脱落的老大难问题；他还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改进了磨磷机，提高赤面磷的质量。改进后的“宝塔牌”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超过了洋火柴，“鸿生”的利润逐年翻番。

在企业管理上，刘鸿生也是大胆起用具有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才能的人才。有一个叫华润泉的，曾留学英、日，当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会计师，是个精通法律和会计业务的专家，而且为人机变，足智多谋。刘鸿生对他早有耳闻，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认定是个理想的帮手，就想着挖过来为己使用。

第一次造访华府，尽管刘鸿生谈吐不凡，执礼甚恭，态度恳切，华润泉仍觉得他年纪太轻，根基太浅，虽未谢绝，亦未应允。刘鸿生没有灰心，第二次又去造访华府，这次较第一次效果为佳，但华润泉还是没有松口。第三次刘鸿生不仅带来了重礼，还奉上第一个月的高薪。华润泉见刘鸿生不仅态度诚恳，而且为人十分厚道，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就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总会计师职务，投靠“鸿生火柴”，将厂里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中国火柴业的异军突起，打破“洋火”垄断市场的局面，洋人当然是很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欧洲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是瑞典“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实力，刻意压价，企图挤走“宝塔牌”，一时使刘鸿生感到十分棘手。

“我可以倒下，但我决不认输！”这就是刘鸿生的性格。他决心和洋火柴一决雌雄。1928年，他与荧昌火柴厂联合发起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中国近代工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一年后，刘鸿生挺身而出，以鸿生火柴厂的名义，向全国同行发出“合并起来，厚集资金，一致对外，协力图存”的《告火柴同业书》，邀集52家火柴厂的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会上，大家推举刘鸿生为常务主席，率领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可惜这次大规模的请愿行动，由于瑞典火柴商暗中破坏，无功而返。他意识到民族工业要生存发展，靠别人“输血”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还是自救，减少磨擦，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洋火”的倾轧。荧昌、中华两家火柴公司率先加盟，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由刘鸿生出任总经理。由于树大根深，抱团出击，当年产量和销售量就达到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制造商，连一向傲气的瑞典火柴商都感到头疼了。

苏州《独立报》以通栏标题宣告：“凤凰”不敌“宝塔”，刘鸿生登上“中国火柴大王”宝座。

“遇上风浪，躲是躲不过去的。”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猴子”牌火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刘氏的“火柴集团军”趁机大反攻，一举拿下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可恨可悲的是，一些中、小型华资火柴厂趁机捞钱。这些厂由于资金少、设备差、技术低，大都生产黄磷火柴，价格比较低廉，因此火柴市场不久就陷入混战状态。瑞典火柴商见有机可乘，卷土重来。甚至傲慢地提出要兼并大中华火柴公司，收购苏州鸿生火柴厂的资产、商标。刘鸿生不予理睬，但洋火柴又在市面上招摇起来。

1930年，刘鸿生以86万两规银在四川中路建造8层高的企业大楼。这是我国民族资本家营建的第一幢办公大楼，是刘氏全部企业的大本营。大楼底层是中国企业银行；2、3层是开滦煤矿售品处和刘鸿生办公室；4层是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5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6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7层是刘鸿生记账房间、保险公司与中、小企业；8层是刘公馆。

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和整个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为转嫁危机出兵侵略中国东北三省。风云突变，中国的民族经济陷入困境。行政院长宋子文拟聘刘鸿生担任招商局总办（总经理），同时应允解决他的企业所存在的困难。他权衡利害得失，答应出任招商局总办。由于他的经营管理才华，任职3年，通过一系列整治，使招商局面貌大为改观，管理走上正规，效益不断提升，但他自己的大批企业因无暇顾及而处在停滞不前状态。1935年，上海各业萧条，金融业银根奇紧，社会上谣传“刘鸿生要倒”，银行、钱庄纷纷登门索债。在这危难之际，刘积极张罗调度，并卖掉1918年所建豪华住宅，同时凭藉他的声望与地位勉力周旋，终于化险为夷。

“我是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了。早已停工的鸿生火柴厂里驻扎日军，直到第二年的7月才恢复生产。刘鸿生由香港经越南海防飞往“陪都”重庆寻找发展道路。抵渝第二天，蒋介石设宴款待刘鸿生，对刘鸿生慷慨赴难的义举大加赞赏，表示刘鸿生在沿海沦陷区总值1000万元的资产，待抗战胜利后全部由政府负责归还。

刘鸿生分析时局，重整旗鼓，规划在内陆发展实业来救国。他先后兴办华业火柴厂和中国毛纺织厂，在兰州创建了西北毛纺织厂和西北洗毛厂；以后又在重庆成立中国火柴原料公司，在贵阳设立氯酸钾厂，在昆明和海口建立磷厂。所有这些企业，尽管经济效益很好，如火柴厂及毛纺织厂产品几乎垄断了大部分后方市场，企业利润逐年上升，但由于受官僚资本的控制，刘鸿生的股份却不断遭受变相侵占，到抗战胜利时，他的大部分股份已被侵吞殆尽，只拥有20％左右了。

话分两头，且说在苏州沦陷区里的鸿生火柴厂停工大半年后准备开工，日领事馆自作主张，在苏州成立“火柴联营社”，规定所有日占领区内的火柴厂都必须加入联营社，否则一律封杀。鸿生火柴当时的掌门人戚福铭（刘家的亲戚）迫于无奈，只得违心地加入联营社。这事后来传到刘鸿生的耳朵里，气得他大拍桌子，骂道：“鸿生厂出了汉奸！”

鸿生火柴上了贼船，日军派松尾以查核员的名义进驻厂里，实际上就是控制鸿生厂。从此，鸿生火柴的生产销售，都被日本军、商界掌握在手里了。1942年，鸿生想过一个对策，想以燮昌火柴厂为交换条件，摆脱日方的控制，但由于原材料氯酸钾在日本人手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再三挣扎也逃不出那只可恶的笼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鸿生火柴”被列入“敌伪资产，予以没收”，冻结所有资金、物资，勒令停业整顿。

刘鸿生通过在重庆结交的官场关系，收回了在上海和华东地区所有的刘氏企业，包括鸿生火柴厂。由于当时洋货倾销，时局动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民族工业都陷于困境。1948年突遭“金圆券”的洗劫，刘氏企业的资产无形中贬值了一大半，经济遭受重创，唯独“鸿生”一枝独秀。原因很简单，因为火柴与肥皂、草纸一样被居民当做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所以，当时称为市场“五洋”的洋火、洋布、洋油、洋灰（水泥）、洋蜡烛的产量不降反升，厂里加班生产都来不及。1946年和1948年，产销两旺的“鸿生”分别扩招女工116人，“宝塔牌”火柴的日产量最高达80大箱（1个大箱是1000小包，1小包是10盒），年产量突破3万大箱，成为华东火柴市场的抢手货。

刘鸿生看着蒸蒸日上的“鸿生火柴”，非常开心，常常跑到苏州厂里来看看问问。

一位陈姓老人回忆道：那天，我记得是年初五一早，新年里开工头一天。我去厂里上班，走到厂门口吓了一跳，只见门口站了几个人，领头的是刘大老板！只见他笑眯眯地跟每个进厂的员工双手作揖恭喜新年，给每个员工发一个红包，我好像记得红包上写了“鸿运财发”几个字，那只红袋袋在“文革”中烧掉了，我怕人家讲我藏着大资本家的东西。

刘鸿生说：“工厂是靠工人赚钞票的，工人是我们当老板的衣食父母，哪个老板对工人不好，就是不孝。”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回到上海。经过近三年努力经营，刘氏大部分工厂的生产都得到迅速发展。如上海水泥厂。1953年“象”牌水泥月产量达1.8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章华毛纺织厂的“鹦鹉”牌呢绒大批出口外销，国产毛料首次进入了国际市场；鸿生火柴厂也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1953年，刘鸿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他在会上表示：要将自己所有企业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国务院发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后，1956年，刘鸿生将资产总值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