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学的兴起，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发起“史界革命”，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的问题，中国人从此有了较明确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观念。20年代，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探索如何研究文化史，发表了系列论述历史研究法的著作，从而使文化史研究有法可循。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出版，改变了中国“无史”（没有文化史）的状况。柳诒徵等人的文化史成果，是文化史学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和学术实践不可能截然分开，但就大势和主流而言，这三个阶段基本反映了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兴起的过程及特征。
一 “史界革命”与20世纪初文明史观念在中国的确立
1902年，梁启超高擎“史界革命”的大纛，发表长文《新史学》，开启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被梁启超及其同代人视作革命利器的“新史学”，实即文明史学。时人称，“中国向无文明史之体，至迩来东西新思想渐次输入，乃有著译文明史者。若饮冰子之《新史学》等，实可谓史界革命军也。”
20世纪初宣传并确立的新史学观念，也就是文明史观念，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文明史是“进化史”。新史学以“进化”为标准来确定研究范围和历史主题。“新史氏”们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这里所说的“进化”含有价值判断，它与“生长”、“发达”和“进步”相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具有“生长”、“发达”和“进步”属性的，惟有与野蛮相对待的“文明”。由此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实质上就是文明进步的历史，简称“文明史”。
第二，文明史是“民史”。文明史以民众而非朝廷、君主或英雄为叙述的主体。1902年，陈黻宸发表《独史》，明确主张：“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梁启超在《新史学》等文中提出“民有统而君无统”，强调史学以“民”为正统。这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指群体的国民，具体表现为民族、种族、社会、国家等不同形式；“民史”就是一个种族、民族、社会或国家之民众文明进步的历史。
第三，文明史是“理性的历史”。与政治史学相比较，20世纪初年的文明史学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梁启超将新史学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邓实表述为“史学者，所以详究人群之兴亡盛衰隆替荣枯之天则也”，二人均注意到了文明史的理性特征。
第四，文明史是“启蒙史学”。文明史观念兴起于中国文明近代化的过程中。它既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属于文明化潮流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启蒙民众，引领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倡用进化、合群、理性等观念改造中国史学，根本目的在于“新民”，造就新国民，宣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等人的史学主张与他们的启蒙思想是统一的。
二 科学化与专业化：20年代对科学方法的提倡
20年代，中国史学初步实现近代转型，科学史学蔚成潮流。特别是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的领导下，掀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专门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了历史系，并创办了史学期刊。在此进程中，文化史学逐步走上了科学化和专业化道路。这在史学观念、科学方法和学科体制等方面有明确表现。
（１）文化史观念继长增高。按齐思和的说法，“新史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史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如基佐、巴克尔、兰普雷希特、麦克马斯特、鲁滨逊、比尔德、巴恩斯、桑戴克等，或是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专家，或主张从文化的视角看历史。2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新史学在中国得到较广泛传播。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例。何炳松等人将该书引介到中国后，北大、北高师等校将它作为教材，梁启超、李大钊、胡适、李泰棻、陈衡哲、陈训慈、徐则陵、陶孟和、杨鸿烈等曾引用或介绍过该书，不少学者接受了鲁滨逊的史学观点和理念。
（２）科学方法的提倡。20年代，新史家积极倡导运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中国史学，在专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集中阐述了他的改造方案。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端，他主张根据现代学术分科，将旧史中凡论内在学理的内容划到各科学门下，凡述渊源流变、时代背景、相互影响等外在“活动之相”者，划归史学。史学一科，再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种。“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专门史由各该专门学素养的专家任之，普通史由别具通识的史家据专门史写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把文化专史又细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等次级专史，并一一讲解其具体研究方法。如是，文化史便有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胡适以倡导科学方法著称，1923年，他为《国学季刊》所作发刊宣言，借助“国故学”概念，也提出了一套整理和研究文化史的步骤和方法。到30年代，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等高校国学研究机构的解体或改名，国学研究渐趋消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化史”则广为学界所接受。
（３）文化史学的学院化。这一时期，高等院校历史系的设立及改革，从体制上促进了文化史学的专业化。以北大为例。1917年，北大成立中国史学门。中国史学门有协助国史编纂处之责，国史编纂处的纂辑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史学门的学术方向。国史编纂处的首要任务是编纂通史与民国史长编，而这两种长编又分为政治史和文明史两种。文学史、哲学史、科学史、美术史既是纂辑文明史的项目，又属史学门所开的课程。1919年，北大史学门易名史学系。1920年朱希祖任系主任后，增设西洋美术史、欧洲文明史等专门史科目，各文化专史逐渐从整体的文明史中分离出去，初步具备独立的学术形态。北大历史系的改革，对其他大学的历史科系起到了示范作用。到30年代初，全国已有18所大学创立了历史科系，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列十门文化专史，多数被增设为课程，搬进了课堂，进而又培养出新一代文化史研究人才。
三 实践与成就：30、4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期。笔者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综合性文化史著作约40部、发表论文近400篇，出版各类专题文化史书籍260余种。其中，较知名的综合性文化史专书有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5）、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1936）、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和《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王云五和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1936—1944）、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1943）、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1943）、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等。根据史学观念、理论方法和学术风格的不同，大体可分为科学派、新人文派和史观派三种类型。
科学派以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云五和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为代表。他们延续了五四时期史学科学化和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偏重从知识论角度治史。在文化观上，他们推崇西洋近代新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持批评态度。
新人文派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代表。他们从人文、人本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方法上注重综合贯通，态度上对传统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他们认为，科学派偏重知识论，既远离了现实，又抹杀了中国人文精神；史观派虽注意联系现实，却割裂和歪曲了历史。该派并不排斥西学，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学说是在融会了科学、民主以及人文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故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派”。
史观派，本文特指唯物史观和民生史观派。杨东莼所著《本国文化史大纲》、陈安仁所著《中国文化史全书》分别代表了以唯物史观和民生史观为指导研究文化史的两种类型。这两种史观就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言，都是在吸收了近代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就此而言，他们有近于科学派的方面，而与新人文派差别较大。但该派具有强烈的致用意识，在理论联系现实方面，又近于新人文派。
综上，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文化史学从史学观念的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到本土学者所撰的系列文化史书的问世，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以此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才得以“复兴”，并取得了40年的长足进展。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文摘》，原刊《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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