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摸象”的隐喻 ——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

原载《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盲人摸象”的隐喻

——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50)

 

“环境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一人一个见解，百人百种说法，或许永远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但是并不奇怪。[1]回顾史学史可以发现：许多世代以来，史家一直都在追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什么”？至今纷纭聚讼，莫衷一是。历代史学家重复追问同一问题显然并非愚笨，亦非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历史包罗万象。一切事物都有历史，此刻之前都已成为历史，历史几乎就是一切。历史学并非凭着若干技艺即可毕其功业并且一劳永逸的学问，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守成开新的千秋志业，并且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知见。只要人类尚存，历史探索就不会止步；只要人类遭遇新的挑战，新史学命题和分支也就不断产生。

与其他诸史不同，环境史家不愿囿于“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藩篱。他们跨出人类社会，进入其他生命世界乃至无机界，了解以往知之甚少的自然。这并非跨界猎奇或逐时邀功，而是履行历史学家固有职责：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即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之一，历史学家有义务进行系统解说。然而这一主题变更，不仅意味着转换思想方向，还要求扩大学术视野，改变研究方式，重组学术资源，开展综合研究。于是它不仅被认为是一种新史学，更被特别贴上了两个重要标签——“多学科”和“整体史”(首先是环境史家自命)以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多学科”是手段，“整体史”则是目标，至少是重要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和实现，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这里略谈几点粗浅意见供同道批判。

一、“整体史”期待与现实困境

对历史学家来说，动辄声明“多学科”甚是无谓。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本是统一整体，过去的一切都统归于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历史学家并无专属领地，其唯一思想边界是“当下”与“过去”之间那条不断移动的界线；除了纵深性，历史学方法并无其他特性。过去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一切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被运用于历史研究，它原本就是多学科的。早在中国近代史学创立之初，就有史家指出史学是“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2]

人类自从拥有自我意识，开始分辨物我，就以不同方式认知世界，而重视对以往经验的整理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漫长时代中，人们主要通过经验直觉和内心感悟来认识世界，模糊性和整体性同时存在，而史学对思想知识曾经具有很大统合性。近代以来，产业、职业分化促进了学术分工，“分科治学”成为主流，学科、专业不断分化，认识世界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也愈来愈多样化，在推进人类认识不断细化和深化的同时，亦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割裂，包括自然与历史分离，原本博综天人的史学逐渐遭到肢解，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警惕和批评；[3] 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斯诺更批评“两种文化”分离造成巨大鸿沟。[4]

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方面不断被分割，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融摄，各类专史如同雨后春笋勃发，条块析分的历史成为主流，只有极少数雄心勃勃的大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才有胆量全景地展示过去。直到最近一个时期，“全球史”“大历史”开始受到青睐，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长期变化、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方面，环境史是它们的堂兄表弟。

环境史研究的初始目标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缘何发生，人们曾经怎样试图阻止，因此最初主要探研环境保护史。随着研究不断展开和深入，环境史家逐渐改变命意，图谋透过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变化更加全面地认识过去。跨越“两种文化”鸿沟，桥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环境史家来说既是一个思想进路，也是一个学术意愿。[5]他们想把自然与人类两大系统的众多因素、现象和问题，以及探究这些因素、现象和事实的众多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统一的叙事框架和解说体系，其综合性和整体性意图是毋庸置疑的。经验丰富的《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的主编们说道：

环境史包含分析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各种方法。通过将物理和生物过程视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哺乳动物、鸟类、植物、细菌和病毒构成了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物因素。非生物成分和过程——例如，气候变化、土壤成分、水力和大气化合物在环境史家眼中也很重要。在人类领域，经济制度、人口规模、消费模式、政治制度、对种族和性别的态度以及对自然的看法，都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系统的互动。[6]

但环境史家并不能统御整个历史认知，至少迄今尚未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当他们一脚跨出传统史学的门槛，就立即掉进无边的泥淖，遇到无数的歧路。英国学者詹·奥斯托克(K.Jan Oosthoek)感慨地说：环境史“几乎囊括所有过往并且如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切”“存在着太多可能探询的路线”，而环境史的整体性更令人不胜负荷。他说：

环境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点，它把科学推理与哲学批判联结起来，把物理世界与思想世界联结起来。环境史可能接近法国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历史”。然而通过尝试这样做，许多历史学家体验到一种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被过去的声音、力量、事件和关系的嗡嗡作响的混乱所吞没，同时也被动态变化的自然环境所吞没，几乎无法看到任何一致的理解。环境史的整体性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看似难以驾驭的负担，那就是试图写出一部“万物的历史”，但这也是一种挑战和希望。我们没有创造自然或过去，两者都是简单存在的，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的任务是团结在一起来理解这一切。[7]

不论是研究个体还是团队，环境史家都不可能完全讲清“万物的历史”，更不可能探明以往人类与自然交往的一切，只能对他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寻求片断认识。而在那些部分所发生的问题，既可能是物理、化学、生物、气候问题，也可能是经济、哲学、政治、民俗问题，或者兼而有之。如此一来，环境史的“整体”只是无数零散问题的胡乱堆积。

环境史家批评以往史学忽视自然，造成历史认识残缺，期待(或被期许)撰写一部“整体史”，志向可谓高远，现实却很尴尬。按照设想：环境史学的工作区间在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互相作用的界面，但古往今来，界面随着人类前行和自然退却不断向四裔、六合、八荒推展，究竟多远多大，并无定制；它期待采用一副新的历史视镜，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平台，提供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和解释体系，但视阈多宽？境界多高？凭借怎样的“工具箱”？统统都没有说清。国内同仁不愿看到环境史被黜降为一种专门史，但至今它还未能被列入国家学科名录。

当下的实际境况是：无论我们的理想多么高远，一旦从抽象意愿进入具体实践，立即就发现自己没入了无边无际的林莽或泥淖之中。这既因环境生态问题具有空前广域性甚至全域性，亦因每位学者的时间、精力终究都很有限，还因长期“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能力和知见。即便是一位健康长寿的通才，又岂能具备全科知识、通天彻地、无所不能呢。每位研究者终究只能从具体问题做起，努力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有所贡献；任你何等博学通识，面对环境史的辽阔天地，都将如同“出于崖涘，观于大海”，望洋兴叹，自惭形秽，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好比“井蛙”“夏虫”。[8]眼界局限如此，何敢侈言“整体史”？然而倘若放弃“整体史”追求，沉没于动物、植物、河流、土地、气候……史实(人与自然关系史上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众多领域学者早就分别开展了大量研究，“环境史”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二、“盲目摸象”的认识论隐喻

突然想起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一则寓言——盲人摸象。

这是一个奇物的故事，通篇明喻的句子，整体上却是一个关于局部性认识与整体性认识关系的绝妙隐喻，或可借以思考令人烦恼的环境史学整体性问题。《大般涅槃经》云：

……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敕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汝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莱茯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子，王喻如来应正遍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9]

故事寓意是说：无明众生认知能力有限，只能感知事物的片断而不能明了其整体实相。由这个寓言产生的成语——盲人摸象，常被国人用于批评认识事物以偏概全，但是遗漏了寓言所蕴含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观念：众盲人都未能了解和说明大象整体，却分别触摸到了它的局部而并非一无所知，各人对局部的感知和说明都是真实的。若非如此，也就没有整体的大象了。换句话说：整体实相固难认知，局部事实却可以把握；离开了局部，整体亦不复存在。

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认知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任何认知对象都自具其复杂性——小到一人一物，大到地球宇宙，谁敢夸口自己明了一切呢？面对“什么是环境史”的质询，我们就如同盲人被询问“什么是大象”？熟悉本领域学术史的同仁都知道：大象曾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明星动物，从徐中舒、文焕然、何业恒到伊懋可，多位著名学者做过研究。仔细思量起来，考察这类具有历史生态标志意义的陆地最大野生动物，环境史家遇到比寓言中盲人们更大的尬境：其一，盲人触摸的大象是其当下的实在，而环境史研究的大象却是早已远遁、不能复归的过去存在；其二，盲人只需说明大象本身，而环境史家还需说明它们的历史生境包括山林、湿地、气候、天敌……及其时空变化；其三，环境史家更重要的工作是解说人类与大象之间在成千上万年中曾经发生的许多记载模糊、纠缠不清的故事及其前因后果：从获象、服象、象耕、象战、象舞、象鼻炙、大象复仇，到如今屡禁不绝的非法猎象和国际象牙贩卖……一物之历史尚且如此复杂，万物的历史又当如何？谁敢说奥斯托克所表达的不安、恐惧、混乱和被吞没感只是故作危言呢？

如之奈何？我们认为：若想摆脱上述困局，首先必须从基本概念出发，准确地说明“什么是什么”，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然后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厘清思想进路。

仍以颇受环境史家重视的大象为例。对这类曾在广大区域徜徉觅食的野生动物，不同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有着甚不相同的认知。如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它具有特殊的物理结构，包含众多的化学成分，拥有独特的遗传基因、细胞、器官、组织，还有不同于任何其他物种的呼吸、摄食、消化、分泌、排泄、排遗、生殖……本能，内在的自然物性(天性)，决定它只能在特定生境(包括气候、水土、植被……诸多条件)中栖息，虽然这个庞然大物少有天敌，但仍有可能因感染某种病毒或细菌而死亡；当其与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发生纠葛从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更是具有万花筒般难以历数的面相。如今有人在觊觎它的牙齿并关心其市场价格，有人在追寻它不断撤退的历史过程和原因，有人在考察其对特定社会交通运输的影响，还有人阐释它在佛教造像中的地位，以及其他文化象征意义……总而言之，认识不断推展，不断深入。然而不同研究群体之间没有共同关怀，也没有共同话语。谁能告诉我们：何者才是大象(从历史到现在)的真如实相？

环境史家为此类问题感到焦虑不安，或许只是庸人自扰，因为认识总是由局部向整体渐进的。正如每位盲人毕竟获得了关于大象的部分认知——不管它“如莱茯根”“如箕”“如石”“如杵”，还是“如木臼”“如床”“如瓮”“如绳”，终归反映了部分真实；环境史家从各自擅长的问题入手，只要坚持不懈，终将通过真切地认知众多局部而逐渐了解更大的面相。只是对于自期和被特别赋予“整体史”责任的环境史家而言，如何有效推进思想知识整合，显得更加迫切。

盲人们的偏差在于他们仅仅触摸到很小的局部便做出结论。近代以来的分析科学对于深化认识功不可没，缺陷在于治学分科过甚导致思想知识碎化，缺少必要的联结和整合。我们不能放弃对局部的深入探索而回归于前近代的整体模糊，而应当以分析科学成果作为基础，加强各个局部的彼此关照，寻求更高层次的整合，特别是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的思想知识会通。

关照、整合和会通并非简单归拢，而是必须在找到问题症结、确定核心关注和建立合理逻辑框架的前提之下进行，有时需要回到一切问题和现象发生的原初。仍从大象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基于何种目标开展研究，都必须肯定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腹、背、鼻、耳、口、眼、牙、足、尾特征，构成了其整个躯体的样貌，是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这是它的基本属性。离开了这些基本属性前提，不管从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还是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都将无法理解由大象所衍生的各种事象。

三、从基本概念出发认识生命网络

当下中国环境史研究最紧要的，并非先验地确定它究竟是“整体史”还是“专门史”，而是厘清基本概念、找准核心问题并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叙事、解说框架，避免杂乱无章地堆积材料和罗列事实，甚至以环境史名义把其他领域相关成果简单汇集在一起而无任何新发现。

由于跨越自然与社会两界，环境史学的认识空间在理论上应比其他史学分支更具综合整体性，在实际中必定遭遇远为众多的专业性难题，受困于线索枝蔓、歧路遍生，从而难以辨别主要方向。因此，必须时时紧扣环境史学主轴——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度解构和全面把握环境史的三个主要概念，即人、自然和关系。

承认自然因素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并使“自然进入历史”，无疑是环境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然而同样重要并且首先需要重新确定的是人类自身的地位。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人，他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结果，永远依靠自然界而存活。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历史创造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0]让“人类回归自然”，从自然界中发现人，是环境史学的另一重要转向。环境史家必须首先询问人是什么？进而追问人之所以为人者何？赖以生存者何？然后才能探明人之施加于自然者何？何以人要对自然界施加那些影响？人是现知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其复杂程度可与整个宇宙相提并论。自然界的复杂性，在思想认识上根植于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并且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过程之中不断显现。

作为人类劳动和认识对象的“自然”，在不同视阈和语境中具有不同内涵和外延，通常所见：有人类身体内在的自然(人的肉体组织和生理特性)，有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外部条件(不论好坏)的自然(环境)，还有人类不曾扰乱甚至尚未发现的自然。在完全人工建造的世界(例如现代国际大都市)中，自然仍以不同方式显示其存在的力量。由于环境史学的命意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进入环境史叙事和思考的那个自然，应指自然界中与人类实践活动(至少是认识活动)发生了某种关联的部分，即通常所说的“环境”。环境史中的环境是人的环境；环境史中的生态是同人类生存有关的众多有机和无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以及在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人类生存状态。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所有环境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没有人就无所谓环境生态问题；愈来愈多的环境生态问题是由人类造成的。正如人类是历史的存在，自然、生态、环境等等也都是历史的概念。

根据主题设定，环境史既非自然史亦非人类史，至少不单纯是大自然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史，因此关系分析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要义。在具体研究中，一些学者着重考察物理关系(如地震、水土流失)，另一些对化学关系(如化学品污染)更加在行，还有人对其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更感兴趣。但最根本的关系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及其众多因素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亦即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与自然整体、局部和万物之间的生命联系。生命联系既不是单向也不是双向，而是极其复杂、多维立体的生命网络。一切形式、各个层次的关系，都以生命作为关系建构的核心，以生命作为网络编织的节点。因此，环境史学是一种生命史学，应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伴随人类生命活动不断展开，人与自然界各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生命关系网络不断张开，如今几乎覆盖整个地球生物圈，其形态、结构和功能是极其复杂和富于变化的，不可简单地认识和理解。

我们对环境史的理解是基于生命中心论和生命共同体理念，但并不排斥其他定义和界说，例如美国环境史学界的“三个层面”说。[11]

我们同样“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置限制”，从而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何以“如今所是”？同样重视考察“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生态系统”、使地球环境逐步变成“如今所见”，探询当今生态问题“何所从来”？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也很重要，它有助于了解自然观念、生态意识与环境行为如何历史地相互影响。不同的是，我们更强调以生命为中心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探询古往今来的生生之道，诠释天地之间人、万物“一气相通”的生命联系及意义。

 

       作者简介：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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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环境史学界关于“什么是环境史”林林总总的见解和说法，可集中参阅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清末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就指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参见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677页。李泰棻亦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参见李泰棻：《中国史纲》，武学书馆1922年版，第8－19页。

[3]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去的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页。

[4]西方思想界包括环境史学家对“两种文化”割裂的弊病讨论已久。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的批评经常被学人提及，国内学界亦时有评述。参见C.P.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R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5]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3；Donald Worster, “TheTwo Cultur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Environment and History，No.2，1996，pp.3－14.

[6]Shepard Krech III, J．R.McNeill, Carolyn Merchant，eds.，Encyclopediaof World EnvironmentalHistory，London：Routledge, 2004，Introduction.

[7]Oosthoek, K．J.W. (1999, 2009), EnvironmentalHistory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www.ehresources.org/environmental_history.html.

[8] 《庄子外篇·秋水》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参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3页。

[9](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三○《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六》，精缩新版《乾隆大藏经》第三十册，第550－55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11][美]唐纳德·沃斯特撰，侯文蕙译：《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这个划分应受到了文化生态学的一定影响，为环境史学界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