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百折不挠地和农民军作战，最终却被农民军逼得走投无路，绝望之际只得上吊自杀的崇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想到，在他死后不长的时间里，他的半壁江山的继承者竟然不得不和他仇视了一辈子的农民军合作。
他们朱家残羹冷炙般的小王朝，竟然要靠农民军的忠诚与庇护，才能含辛茹苦地苟延残喘。历史给人的警醒，有时就在于这种峰回路转的吊诡。
张献忠这个名字，崇祯当然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可能见面。但作为第二强大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称得上崇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大患。甚至，崇祯对张献忠的仇恨可能比对李自成更甚――李自成毕竟只是一个站在明处的敌人，张献忠却隔三差五地玩假投降，时而在明处，时而又在暗处。
至于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崇祯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了――毕竟，当崇祯在凄风苦雨的甲申年春天走上绝路上，李定国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小青年。
正史上说张献忠有妻有妾――还曾经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明政府军俘虏过；笔记上则说张献忠的妻妾共有八人，后来在成都称帝时，还装模作样地册封了东宫西宫。
但不管他到底有过多少女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张献忠似乎没有生育能力――其一，史书上没有只言片语说到他的子息；其二，正因为没有子息，他才有收养义子的嗜好。张献忠一共收养了四个义子，即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和李定国。
在满清铁蹄的步步紧逼下，张献忠的大西国很快就昙花一献地凋零：他本人在西充被射杀，他的残部由四个义子分别率领，且战且退地收缩到了贵州和云南。四个义子中，年岁最大的孙可望自立为国主，其余三人，皆封王。
张献忠战死是公元1646年的事情，彼时的局势是，南明弘光朝廷已经覆亡。明朝宗室唐王在福州称帝，是为隆武，旋即被俘死难。其弟继位，是为绍武。鲁王在绍兴宣布监国，不久就在清军追击下逃亡入海，不知所终。桂王在广东称帝，是为永历――这是南明几个皇帝中最有见识，享国也最长，但命运却最悲苦的一个。
其时，清军铁蹄横扫大江南北，李自成在湖北战死，余部转战湖广。就当时的局势来说，农民军、南明军和清军，三者互为敌人。三者之间最有可能联手的，则是农民军和南明。
一方面，两者势力最弱，面临被清军一一剪除的危险；另一方面，农民军虽然逼死崇祯，但那毕竟只是亡天下的事情，而作为异族的清军入侵，则使汉人面临亡天下的更深重的危机。在这种前提之下，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与永历走到了一起。
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论能力和人品，李定国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论实力和权力，则推孙可望为首。但孙可望是一个心性狭窄的人，他对才华卓越的李定国这个名义上的小弟弟，一直颇为忌惮。
再加上孙本人抱有不测的政治野心――当他在贵州看到永历的追随者势单力薄时，就已经萌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然而，他想要废掉永历自立为帝，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李定国。
因为，在接受永历所代表的正朔的封赏之后，李定国已经自觉地把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不得已才起于风尘之间的流寇转变为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的小朝廷的孤忠之臣。这样，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决裂就成为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
果然，当李定国在一再忍让之余，仍然无法释怀于孙可望对永历的屡屡欺凌犯上时，他把永历迎到了自己的根据地云南。次年，孙可望率大军来袭，孙以为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战斗，他的人马远比李定国和其追随刘文秀更多。
在战前，孙可望就高调打制了三百副枷锁，宣称打下昆明，就要用它们戴在永历和李定国等人颈上。然而，孙可望的倒行逆施注定不得人心，他的部将们纷纷阵前倒戈，孙可望仅以身免，一气之下投降了清朝。
通过他，清军得以掌握了西南虚实。数年后，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孙可望在游猎时被莫名其妙地射杀。
时局的发展对南明越来越不利，尽管西南有李定国苦撑危局，东南有郑成功和张苍水跃跃欲试。但有时候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以正义者的胜利而告终，就像一个道德正确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存技能也一定高明一样。
然而，就如同清军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李定国乃是他们入关以来遭遇到的最可怕的对手。他在桂林一战中，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杀；在衡阳一战中，斩杀庄亲王尼堪。黄宗羲后来在文章中感叹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然而一城一池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大势。随着清军的步步进逼，李定国的地盘越来越小。当清军进入云南，他只能护佑着在帝位上一直疲于奔命的永历往滇西撤退。
在滇西磨盘山，李定国设下埋伏――这是大明与大清的最后一次成建制、上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原本可以歼灭吴三桂主力，但由于一个姓卢的文人作了犹大，李定国的埋伏以双方各自损失惨重告终。
从此，永历率领一帮鹑衣百结的官员逃往缅甸――最困难的时候，永历甚至打算把他的金制的印章拿出去卖掉买点东西填肚子，李定国则游击于中缅边境。在吴三桂所率清军的步步紧逼之下，生怕惹火烧身的缅甸国王把永历一行交给了清军。
吴三桂把永历押回昆明后用弓弦绞死。此时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距甲申之变已过去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原本就缠绵病榻的李定国得悉永历死讯，他明白复兴大明已经彻底成为镜花水月，不久，就病死于异国的莽莽丛林中。临终，他告诫儿子和部众：宁死化外，不降清朝。
但他的儿子和部众既看不到坚守化外的希望何在，也被热带雨林的严酷折磨得英雄气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
从少年时投身到张献忠的农民军，作为一个叛乱者攻城掠地，到成年后对自己曾志在推翻的明帝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定国的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令人惊异。
在这种大转弯背后，深藏着一些很中国的内因：首先，是来自于对正统的认同。再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其内心也有一种自认草寇的潜意识，如果一旦有机会得到正统的认可，他们必将回报以十倍的热忱。
其次，具体到李定国，这个农民军中不多的有文化的将领，其身上有一种忠臣情节。李定国军中有个叫金公趾的书记，曾经是个有功名的读书人，此人经常为李定国等人讲解《三国演义》。金公趾的讲解方法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可谓寓教于乐，相当于文工团的战地动员：他每每把孙可望比作董卓和曹操，把李定国比作诸葛亮。
李定国由是大为感动，向金和其他人表示，“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敢不勉。”我当不了诸葛亮，但也要以关羽，张飞和姜维这些榜样来勉励自己。
后来永历封李定国为王――虽然此前他已被他的义兄孙可望封为王，但孙所封的无疑是山寨王，永历虽落败，却代表了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正统王朝，李定国于是“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徇身缅海，为明三百年忠臣之殿。”
也就是说，大明三百年忠臣榜的最后一名，就是这位曾经的造反派。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人总得有点精神才能活下去，哪怕这精神是意淫，但意淫有时候也能强身健体，让人真正像个人一样活下去。
第二，永历只能依托大明曾经不断围剿的草寇才能生存，这不是草寇的光荣，而是一个享国近三百年的大帝国的悲哀，好比病危的猫，竟然靠老鼠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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