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工作《闽小记·闽茶曲》七绝十首，诗前有序，说“闽茶实不让吴越，但烘焙不得法耳。”他在“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诗后还有自己的注：“上游山中人类不饮新茶，云火气足以引疾。新茶下，贸陈者急标以示，恐为新累也，价亦三倍。闽茶新下，不亚吴越，久贮则色深红，味亦全变，无足贵。”明确指出“无足贵”，诗人主观上对武夷茶不认可，“卖弄”一词便含有贬意，但仍不失为客观描述的好诗。
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载：“武夷、屴嵲、紫帽、龙山，皆产茶。僧拙于焙，既采则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宫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紫赤如故。”他认为“僧拙于焙”，即漳州人茶僧不会焙茶，建议用松萝法制之。
松萝茶，明代盛名远播的绿茶。明许次纾《茶疏》记载：“若歙（安徽黄山）之松萝，吴之虎丘、钱塘之龙井，香气浓郁。”用绿茶制法来规范乌龙茶，茶色喜碧绿而排斥紫赤，显然非明智之举。然而后人均称赞他对于闽茶的评定非常精到，众口相传“僧拙于焙”，甚至认为：因为引用松萝法制茶，才促使了武夷茶的新生。这些实为误信、误传，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引进松萝法制茶之前，武夷山的乌龙茶制法已颇为成熟，并很有规模，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正如周亮工诗注所言，“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紫赤如故”，试验不成功，仍然“如故”！“只堪供宫中洗濯用耳”之语，可认为是传言、偏见，紫赤茶如此不堪，还能卖出三倍价吗？
明代末期，兵荒马乱，一些漳州的明代遗老遗少及闽南人首先来到武夷山，有些削发为僧，有些在当地定居就业。他们带去漳州新的制茶技术，管理茶园并制茶。清代初期，闽南沿海迁界，列为“弃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内迁。一批移民来到武夷山及邻近的铅山县等地定居。移民与在武夷山的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山当包头、茶师。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人后裔。闽南僧人、茶商、闽南人后裔与当地山民共同为创研武夷岩茶制作工艺做出了贡献。这些“上游山中人类”与闽南人直接有关，“不饮新茶”，正因“火气难除”，是很有道理的。
周亮工是清代首位皇帝顺治时期的福建大员，他认为“僧拙于焙”，似乎成为定论，但经不起推敲。实际上，当时茶僧焙茶是巧于焙、善于焙。周亮工到福建为官时，闽南沿海迁界还没开始，大批闽南人还未迁入武夷山一带，茶僧焙出来的茶就已声名远播，形成市场，那时距今已有360多年，制茶工场达到“家家卖弄隔年陈”的盛况，不能不为之击节赞叹！
对僧巧于焙，武夷茶风行各地，还有以下例证：
清《崇安县志》载释超全(俗名阮旻锡，1626-1711年)所作的《武夷茶歌》中说：“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己异。”“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清《泉州府志》载有阮旻锡的《安溪茶歌》亦云：“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康熙年间，任崇安县令的陆廷灿编写《续茶经》，认为“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最为得法。”
康熙漳州府志民风篇载“近则移嗜武夷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武夷茶、紫砂壶、若深杯成为功夫茶习俗的标配。乾隆相国、漳浦人蔡新则有“食武夷（乌龙茶），观金鱼”的佳话。
正是因为茶僧烘焙得法，是焙茶的高手，才出现“家家卖弄隔年陈”奇观，说明制作者众，市场销路好，爱喝武夷茶的人多，促使武夷茶广销四方。笔者认为：此茶独领风骚，即是卖弄、炫耀，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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