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哪怕生了病，只要可以走路都要去！
哪怕巷战在进行，冒着生命危险还是要去！
去干吗？
去饮茶!
百年前就是如此！
这就是广州饮茶！
早茶的吸引力甚至胜过鸦片！
广州人爱喝茶渗透到骨子里！
猪年马上临近！
《广州旧闻》问一句：“你今日饮咗未”？
广州人喝茶
有500年的历史
广州人好饮茶，究竟始于何时？
明代初年，诗人孙贲所写下的一首《广州歌》，作过如是的素描：
城南南畔更繁华，
朱楼十里映杨柳，
帘栊上下开户牖，
阅姬越女颜如花，
据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濠畔朱楼”所述广州城南濠畔情况；他说“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日费数千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於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
屈大均所谓“当盛平时”自然是指明代；“今皆不可问”那是指清初。
尽管以上史料，没有明确地点明广州于明代已有茶楼茶座；从其“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於秦淮数倍”这些话总的来看，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已有茶楼之设。
从历史发展来看，广州最初设立茶楼茶座，可以说绝不会晚于明代。粗略的估计，大约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西堤城市民国广州繁华地，这里有民国著名的百货公司、粤海关、邮政局、码头林立、银行街、酒家、高级的酒店，堪称民国时期的“广州外滩”，民国国民梦之地。
广州人到底有多爱喝茶？
到了民国时期，广州市民对茶楼的喜爱，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当时的报纸生动描绘了市民们的“茶癖”：
“我的一位朋友，在数年前军队正在巷战激烈的时候，且趁着大雨淋漓，他老人家也不畏一切，竟施施然地去叹其早茶。这种事情，相信有许多人沾染着这种习惯，大约早茶比鸦片烟尤有过之”；
“观广州人之上茶居，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近则军政界人，亦降格而往品茗矣，少妇老太婆亦居然上高楼饮茶亦，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
“有茶癖者，一日不到茶楼，心当痒痒，有些更早午晚均要一到茶楼，他们的生涯，除一部分在休息上，余多是付于喝茶之上。”
“喜登茶居者茶瘾必大，日日必到，虽有小恙，苟能步行，亦必登茶居”
上述材料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一日三时都要泡茶楼，哪怕生了病，只要能走路还是要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民国广州市民对茶楼的钟爱之情可见一斑。事实上，茶楼确实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嗜“茶”如命的广州人。
广州茶馆比外省的
茅厕还要多几倍
至20世纪30年代初，广州形成了四大商业中心：
惠爱路与双门底、
上下九第十甫、
西濠口与长堤、
大沙头商业中心、
四大商业区政府还增设商业网点，鼓励小商贩营业，扩建不少旅店、酒楼、茶楼戏院。
这一时期工商业发展，政局稳定，掀起了华侨投资广州的热潮，他们投资银号、杂货店、房地产、金银铺等各个行业，其中饮食行业是他们的重点投资对象。茶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社会政局相对安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二三十年代，茶楼快速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的繁盛阶段。
1925年8月，有好事者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开辟《茶经》专栏，专门品评市内各大茶楼、茶室、粉面馆的优劣得失，作者认为广州市“遍地皆茶楼”，自信该专栏会“为一般茶癖同僚者喜乐闻也”。此后，《茶经》以连载的方式在《广州民国日报》刊出，几乎每期必有。能够被当时的主流报纸以连载的方式介绍，茶楼的盛况可见一斑。
另有一位叫作秋声的作者在报上讲了一则趣事，说的是作者的一位上海来的朋友陪作者逛街，路上见到很多茶楼招牌，便说“你们广州的茶馆比我们外省的茅厕还要多几倍”。当时报纸上还专门总结了广州的“三多”，即“多茶居、多麻虱、多赌博”。
媒体报道说，外地人来到广州看到茶楼眼花缭乱，比他们本地的厕所都多。
1928年全市茶楼
增为446家
具体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茶楼的繁盛首先便表现为数量的增长。
1922年初，广州市市政厅公布1921年全市茶楼数目为“380家”，到了1928年，全市茶楼增为“446家”。当时整个广州市的统属范围较为狭小，东至东圃，北至瘦狗岭，西至西村的增步，南至河南洲。其面积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市区那么宽阔。这一块小地方，七年时间增加了66家茶楼，其数目实在不算少。
我们可以看看民国时期广州饮食业职业工会情况。
广东茶居工会 ：
成立时间：1920年，
地址：长堤豫章书院，
入会会员：11600多人；
广东酒楼茶室总工会 ：
成立于1921年，
地址是素坡巷，
入会会员是7150人；
粉面茶馆工会 ：
成立时间是1921年，
地址是在四牌楼陶街20号，
入会会员是2150人；
水陆华筵酒楼公余总工会 ：
成立时间是1921年，
地址是西关新镇地46号，
入会会员是1250人；
茶居工人动不动就罢工。
中华西餐饼干洋务联合会：
成立时间是 1921年，
地址是在大德路10号三楼，
入会会员是1500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广州饮食业几大职工组织的情况，茶楼的职工组织茶居工会不论是总人数还是入会人数都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职工待遇上看也属于中上等，相对稳定。成立时间最早也反映茶楼行发展较快，显示了广东茶楼行业的规模之大。
1921年茶楼工人经常罢工。
茶楼的明争暗斗
茶楼数量增加也加剧了竞争，特别是在位置上相距不远的茶楼更是明争暗斗。
陆羽居和金华茶楼同处于太平路（今人民路），金华茶楼在门前的柱子上雕上金龙，龙头直指陆羽居，意指一口吞下之意。
陆羽居把墙刷成雪白，寓意一张巨网将金龙罩住。后来陆羽居大获全胜，金华茶楼则被迫关门。实际上，就有人指出并不是什么巨网罩住了金龙，而是陆羽居财力雄厚，囤积了大量茶叶。这个颇有点迷信的事件反映了当时茶楼竞争的激烈程度。
位于太平南和一德路交接处的陆羽居茶楼曾经是无限风光。
茶市最早不是“早茶”
而是“午茶”
十九世纪末由于广州是个通商大邑，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手头有点钱，茶楼生意相当旺盛。当时整个广东地区，不管是广州的人家或珠江三角洲各乡镇人家，人们习惯上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时半吃早饭，下午四时半吃晚饭。
当时，广州不少人，于中午时分，11时半至下午2时这段时间要上茶楼喝喝茶吃些点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茶市，“中午茶”茶客特别多，其人数远远超过早茶茶市。当时广州，不少茶楼只在中午营业，早晚不设茶市；特别是邻近郊区的街道茶楼更是这样。惟闹市区好些茶楼，则早、午晚三市茶兼备。闹市区这些茶楼所开夜市，专为官僚世宦之家办理筵席，招待其亲友广州。
第十甫路是许多著名酒家的聚集地，比如莲香楼、陶陶居，民国时期已经非常繁华。
广州茶楼的布局：
散座、厅座、卡座、房座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后，房子一般是平房，极限不过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木楼或三层木楼。当时的茶肆，多以较大的房子为之，间或以两层木楼或三层木楼为之。四脚大方桌为茶台，日字形的凳子为座位；沏茶都是以焗盅沏之。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广州这个都市对内对外的贸易均是旺盛，茶楼酒肆逐步增多。到了二十世纪初茶楼喝茶的座位开始演变成为四种形式：
散座：一家大房子大堂内摆满圆桌或方桌；每张桌子坐多少人均无拘，只要坐得下便是。独来一个人，成为一个摊子。几个亲朋联合来的，又形成另一个摊子；虽同为一桌，互不侵犯。这种座位，茶水钱最平宜；乃市井茶座，大众化的茶座。
厅座：比散座高一级；一个厅摆着多张桌子，这种桌子多是云石圆台；每张圆台可以容纳三、四个饮茶摊子。厅的四壁挂着中国书画，以显雅致。
卡座：这是十九世纪末年西方咖啡座通过香港传播过来所形成的茶座座位。每个卡座，设一张小小的长方形桌子，桌子两边设有两张长形的高背椅；喝茶者面对面地坐着每个卡座可坐四人。卡座与卡座之间，由所坐的高背椅隔开。每个卡座壁上挂有壁瓶，插上“万年青”之类的常绿植物。这种座位又比厅座高一级，茶水费比厅座高。
房座：这是一种用木板隔成房间，里面设有茶桌和座位。四壁加以粉饰和装璜。在房座喝茶，茶水钱比以上三种座位贵得多。这种房座，经常接受茶客预先订座；一经订座，房子门口便挂出一块小牌写上某某先生预订，其他茶客见字便止步。这种房座专供官僚和大商贾接待客人饮茶或欢宴之用。
北园酒家，开创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期。当年，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会长邹殿邦在广州私立大中中学（今市十七中学）右侧的一座别墅中开设北园酒家。吸引了市内不少官僚政客、富商巨贾、社会名流、中西医生、著名粤剧艺人常到酒家光顾。
六种茶客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以前，不管是本世纪初或整个十九世纪，上茶楼喝茶的全是男士，女客不敢涉足于其间。这个时期，登上茶楼的各种各样的茶客以各种不同的神态在品茗。顾客多是商贾，或官仔（阔少），地主，官吏。
第一种、四五十岁的普通市民。
这样年龄，当时被看成属于“老”的行列。他们最喜欢带着孙子登茶楼；用以显示自己已儿孙满堂，有福气。他们一般坐厅或散座。见到邻座相熟的，便拉家常。小孩子也喜欢跟着爷爷上茶楼大嚼特嚼。
二十世纪初期，珠江三角洲曾盛行过一首广州方言歌谣：
记得细时好，跟爷去饮茶；
赤膊骑狮狗，屈针钓鱼虾；
门前捞蚬壳，巷口拨泥沙；
如今成长大，心事乱如麻。
这首歌谣，第一第二句反映出老一辈喜欢带着孙子到茶楼喝茶实况；同时并反映出小孩子喜欢跟着老辈上茶楼的心态，这类茶客吃完茶点后，会捎上一包点心回家，让自己老伴和媳妇在家也能品尝到美食。
第二种，三十多四十岁的本地商贾。
在茶座上大谈生意经，交换商品信息。一边品着茶一边高谈阔论，预测物价的升降。
第三种：外来接治生意的掮客。
约同买者卖者在茶座里“斟盘”，进行贸易谈判协商价钱。他们若是大宗交易的，多在房座里进行，边喝茶边吃点心边洽谈。一旦成交，喝足茶水吃饱点心便离座散去。接洽不成，也各怀各的打算分手。最后“睇数”（结账，付茶水点心费）主要由卖方支付。
第四种：西关官仔。
广州人从明代起称广州西部街道为“西关”。十九世纪时，那一带住满有钱有势的人家，其中亦有一些破落户。不管是权势之家或者是破落户；年轻一辈的男土，人们概称之为“西关少爷”；有钱有势的阔少，人们称之为“官仔”。
这一类人是茶楼的午市茶常客。他们经常上茶楼，用以显示自己拥有深厚的财富家底。官仔之类登茶楼，一般有一二随从，他走在前头，高视阔步地登上茶楼，随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官仔坐上主位，随从跟着坐于陪坐的位置，为主人斟茶。官仔举杯先饮，随从才敢跟着饮。吃点心也是这样，官仔先吃随从才陪着吃。这种动作，完全显出谁是主谁是从破落户少爷也不时上茶楼，用以支撑自己原是大户少爷的门面。他们均是一个人坐在散座里，一盅茶碟点心。
这类人，有时托腮沉思，有时用手叉着额头在打瞌睡，不打瞌睡的则两腿相叠，翘起二郎腿，脚尖作有规律的震颤。
第五种，中小官僚。
他们上茶楼多往房座里钻，房门由其侍卫守住。小吏多坐厅座。大官僚一般不上茶楼；因为本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夕，广州革命党人专用炸弹刺杀大官僚；他们闻风丧胆。连当时士绅在茶楼举行豪华的饮宴，他们也不敢赴宴。
第六种黑社会的流氓头。
他们天天上茶楼。他们一行一动都有数名打手跟随着。他们多坐厅座。茶楼老板和堂倌特别为他们留下专用的座台，让这些土皇帝专用。“咕叻头”（支配出卖劳力的包工头）他们的势力比不上流氓头，他们也是天天上茶楼；他们到来在厅座里随意找个位置坐下。若茶楼客满找不到座位，只好退下来，绝不敢占用留下给流氓头用的空位子。
日占期间，也没有改变广州人的饮茶习惯。这是日本人画笔下的来运茶楼。
茶楼与革命党
从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登上茶楼一眼望去，满厅满堂茶客，脑后都是拖着长长的猪尾巴（辫子）。穿着方面，有的穿长衫，有的穿短衫，绝大部份是唐装。高级座位中有些穿袍卦打扮的，是中小官僚。所有茶楼的茶座，不见有穿洋西装打扮的。
1911年（清宜统三年—辛亥年）10月，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进行武装起义。广东省亦于11月8日，由清廷驻粤的一批军阀官僚，以李准（原水师提督）为首，龙济光（原新军镇统）等附从，宣布反正，脱离清廷独当时，广州茶楼里曾出现一出这样的闹剧。
11月10日，在这天午市茶，茶客最密集的时刻，一些同盟会的追随者持着锐利的剪刀冲上茶楼，一手执住一位茶客的辫子，干净利落的一剪把剪下的辫子一拍甩在茶桌上，又跑到邻座，再抓住第二位茶客的辫子。当时社会上绝大部份人，满脑袋装着“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识。这些倾向于革命的人士，这么一动，各个茶客纷纷用双手护着脑后，夺路走避；茶楼上秩序大乱堂倌和掌柜也随着茶客逃跑走避而走避。走避不及被剪掉辫子的，则捧着辫子号啕大哭。这一天，广州许多家茶楼因剪辫一事形成秩序大乱，茶客没付茶水钱点心钱而逃茶楼“士头公”（当时称老板为“士头公”）大叹倒霉，只好关门静待局势变化。
11月10号下午，同盟会重要成员胡汉民偕同一些革命同志自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广东省都督，几天以后，连清廷留任的官员也自动剪辫仅仅几天，社会秩序渐平静，茶楼又恢复营业。从此，上茶楼的茶客，脑后均蓄着像扫帚屠一样的翘起的短发。若有个别遗老遗少仍拖着猪尾巴（辫子）登上茶楼，反而变成众目睽睽。随着时局的发展，清廷残余势力企图作最后挣扎而不得逞，广州茶楼生意更趋旺盛；午市茶登茶楼喝茶的茶客，夹杂着一些穿企领的民国服（类似六十年代青年装那样的）以及穿西装的新派人土；亦有好些穿新式军装的军人到茶楼喝茶。茶客，仍然是男士，未有妇女敢于登上茶楼喝茶
一夜之间，广州人全部剪发。
女人也可以进入茶楼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广州，开始有少数思想开明的妇女，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登上茶楼饮茶。
当时社会上男女畛域仍相当深；市内所设的“影画戏院”（电影院）也好，或是粵剧戏院也好，内部均是男女分座，相互隔开，出入分道而行。场外售票，也分男的售票处和女的售票处。管理人员，男职员管理男座的，女职员管理女座的，互不干预。
在这样气氛底下，市内出现少数妇女登上茶楼喝茶，她们无形中成为冲决严格畛域的先锋队；风气一开，一般普通的女市民亦登上茶楼喝茶。从此，广州茶楼再不是由男士一统天下的世界。
荣华酒楼位于龙津东路，1878年开业，是目前西关尚有粤曲飨客的老茶楼之一。
茶楼的12种交际功能
从二十年代起，广州茶楼茶座，已成为“以茶会友”的杜会交际场所。它已具有如下的职能：
1.青年男女论婚相亲，多在茶楼举行。事先由介绍者穿针引线，约定时间，在双方亲友陪伴下，分坐两桌喝茶，见面。见过面后，双方认为合适，便议亲。不合适的便作罢；
2.青年情侣，一双一双出入于午市茶中，在卡座或在房座品茗谈心；
3中小知识分子谋求职业，时到茶楼以茶点宴请职业介绍者央求代为留意职位。失业的也不时到茶楼向些在喝茶的有关人士，打听信息；
4.广州商界大宗卖买，历来都是在茶楼边喝茶边斟酌和议价；这时更继承过去做法在茶楼里进行
5.打官司的，不时请其代理律师到茶楼边喝茶边商量进行步骤；
6.朋友与朋友之间结下私人怨恨，第三者进行调解，也请双方到茶楼坐在一起喝茶，从中斡旋，进行调协和解；
7.经过朋友的帮助，解决了某些事情；被帮助者，会在茶楼以茶点宴请帮助者作为酬答；
8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旦相见，便会一起到茶楼喝茶谈心；
9.小公务员时到茶楼喝茶，希望在喝茶交际中，能认识一些权势之家的亲友，从中觅得升迁的门路；
10.文艺作家、艺术工作者，也时到茶楼里喝茶相聚，交流心得或谈论作品；
11流氓打手黑社会中人，天天上茶楼，在“享口福”中注意邻桌谈话所流露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打听可以作案的对象；
12家里有些财产的而自己又是无所事事，于是到茶楼喝茶，找些相熟的人聊天，以消磨岁月跟随着当时实际的需要，本世纪二十年代，广州茶楼数目不断地在增加；
珠矶路以及陈塘南，曾经是广州青楼酒家赌馆林立，多如茶楼就在附近。
水源的竞争
茶楼的经营业务主要包括茶水、点心小食等。
茶楼的饮食服务内容首先是茶水，茶叶有普洱、水仙、龙井等。茶客要求保证茶叶质量，茶楼则又要尽量降低成本，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是对茶楼的考验。
当时的广州茶楼对识茶、较茶、贮茶，都较有讲究。茶水也至为重要，水温、水质、茶叶等都会影响到茶水的品质。水温上，那时讲究“水滚茶靓”，就是水要烧开，达到沸点，这样才能把茶叶中的香味逼出来，如果水不开，客人认为“水唔滚”（不够沸点），便会影响生意。为了保证水的温度，很多茶楼除设有专用的开水炉外，每个厅均设一个座炉，可放四个大铜吊煲。企堂在开水炉取水后，要再放在座炉上保温、加温。
从品茶的角度讲，是“七分水，三分茶”，好水可以使泡出来的茶更有味道。水质好坏甚至直接影响茶楼的生意。在珠江南岸未通自来水之前，一般茶楼多用河水，而泉珍茶楼“用正白土泉水，专门雇佣人运白土泉水自用，故该茶楼茶水为河南之冠也，有茶同癖者，尤乐得前往”。为了在水质上取胜，陶陶居甚至派人前往很远的白云山取水，名声大噪，尤为那些上等品茗者喜爱。
1921年西园酒家的广告语。
茶点的竞争
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广州茶楼数目增长情况下，营业上相互竞争越来越激烈，为着吸引茶客，各自在制作点心上花心思，力求制出精美的点心招徕顾客。
老字号的莲香茶楼以莲蓉包点、莲蓉月饼为号召；
处于河南（珠江南岸）的成珠茶楼，为着招引隔江闹市区茶客前来饮茶，于是推出“鸡仔唛”小凤饼。当时成珠不惜工本，在《广州日日新闻》大登广告，刊登一则“顺口溜”：“小凤多所欢，任徧河南北，过河访小凤，记认鸡仔唛!”。
其他，东园、西园、南园、北园等著名茶楼酒家每星期均推出新的美点，所谓“星期美点”来招揽顾客。
各类点心小食是茶楼最大的卖点，“饼食有油蛋散、薄切酥、云片糕”、“点心有虾饺、烧卖、叉烧包等”。茶楼特别重视点心的改良。早在清末，陆羽居著名点心师郭兴便首创了星期美点，咸甜点心具备，形色十分讲究，每周换一样，深受顾客欢迎。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更是涌现出技艺超群的点心大师“四大天王”，即褟东凌、李应、余大苏、区标。广州茶楼的点心师傅们之所以能创造出那么多精致的点心，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善于博采众长，广泛吸收苏式、京式、沪式、西式制作点心的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有人就说广州美食“有传统，无正宗”，兼容并包、开放和善于创新的岭南精神在茶楼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茶楼不断推陈出新，创造众多点心精品，至今耳熟能详的陶陶居月饼、莲蓉饼、小凤饼等都是当时创造的。以月饼为例，到1927年，广式月饼已达80个品种，名称各异，如七星伴月、双黄莲蓉月、五仁甜肉月、叉烧火腿月、唐皇燕月等。
1925年的成珠小凤饼的广告。
茶客争抢点心小食
民国时期广州茶楼的点心小食大受顾客欢迎，在茶楼中经常出现茶客争抢点心小食的场景。如西关的仁昌茶楼中有一种名叫“滑鸡大包的小食很受欢迎，茶客们经常很早就在茶楼内等候，到食品出笼之时茶客纷纷离座，秩序大乱，众茶客不俟分派，争先攫取，眼疾手快，得取一二个，笑嘻嘻，其伸手待取者，仍环绕蒸笼，肩背厮磨，极其拥挤，瞬间即攫取无余，落空者也不乏其人，寥然返座，无精打采，攫得者，捧包大嚼，左顾右盼，栩栩有色，尤令攫不得者垂涎，待第二笼出锅，茶客又会争抢如前。”
虾饺也是茶楼中广受欢迎的食品，在漱珠茶楼，“恒有泡茶坐候虾饺者，故蒸笼甫上，茶客即阙然而上，百手齐下，争先攫取，如恶鬼夺食，稍一耽误，蒸笼已空无所有”。
茶楼中的点心不仅供茶楼日常所用，还与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相联系，如市民的各种节日，普通百姓家的婚嫁等都要用到茶楼所制作的糕点饼食。中秋月饼是茶楼的大宗产品，每年中秋节前，报纸上的各大茶楼月饼广告会频繁出现，月饼成为茶楼很大一笔收入。
《广州民国日报》专门开设“茶经”专栏讲述广州的饮茶！
茶叶的兴旺
茶楼每天消耗大量茶叶，在以前，茶叶主要采自本地产品；广州市的河南区，在明代有33座村庄，全以种茶为业，这里每年于春深时节每隔三天，天将微明之际，当地采茶女提篮持筐，到茶园择采茶树新芽，回家炒制，并熏以珠兰（这种植物学名为 Chloranthus spicatus）制成一种名为“河南茶”，这种茶在广州历来被誉为上品茶。清代中期后期，这种茶仍盛产而不衰。
其次，粤北乐昌县的毛茶，潮州的凤山茶，肇庆的鼎湖茶也受广州茶客推崇；当时并辅以福建的、江西的浙江的、安徽的产品。
本世纪一十年代起，由于广州茶叶产量逐步下降，河南的农民砍去茶树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河南茶”遂告息微；广东其他地区茶叶产量和制作技术，也不及其他省所产的，广州茶楼每日消耗的茶叶，遂全赖于福建、江西、浙江等地产品。进入二十年代，广州茶楼更以闽茶、浙茶、赣茶、滇茶为其日常营业所需。
三十年代初期，广州市民为着适应日常工作的时间，逐步从日吃两餐改为日吃三餐；因之形成“早市茶”生意旺盛。不少人以早市茶来解决早餐。
广州酒家，原地是西关文昌庙和洪圣庙，1921年开筑马路时两庙被拆除。商人陈星海与余汉谋及其弟集股在此开办西南酒家。
茶点与女优
随着茶楼酒肆的大量岀现，茶楼开始雇用瞽姬唱曲，风靡一时。
到1920年，“西关长寿大街朱冠兰始雇省府著名瞽姬茶客耳目口腹兼收并蓄，趋之若鹜，继而十八甫真光天台专设顾曲台，几以买曲为主业而茶点为副业。”
瞽姬给茶楼带来不小的利润，据说当时“利市三倍而茶楼们也为瞽姬演唱进行大力宣传，许多茶楼门口的黑板上书写“注意：本楼加唱唯一之瞽姬助兴”，或书“即日唱著名瞽姬某某”。瞽姬的出现给那些爱听曲之人带来了无限乐趣，当时珠江两岸还没有桥梁架设，爱曲之人“由河南渡河北听曲，深夜归时，长堤一带之人，惟已影云云”。
但瞽姬的缺点在于不能和茶客进行较好交流，女伶则克服了这个不足，“女伶能以目看以眉语，瞽姬不能，女伶可以与客人周旋，瞽姬不能”。
太如楼，位于光复南路太平桥西，开业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是过去广州十三“如”之一。
大元茶楼位于十三行与太平路交界处。这是1937年大元茶楼的股票。
“郭湘文党”“公脚秋党”
“白燕仔党”
在民国广州茶楼中，先是出现“瞽姬”，随后又有“女伶”。
二三十年代，广州闹市区有好些茶楼在厅座里设歌坛乐池，聘请著名女优登坛演唱粤曲；让茶客一边品茗边吃点心一边欣赏歌者唱腔。这样曲艺茶座，每位顾客所付的茶水费比平时茶座的高六倍。
三十年代，茶楼生意竞争更形激烈。二十年代以前，逢上中秋节，广州茶楼必停业休息一天，春节则休息七天至十五天；元宵节后所有茶楼均开业。三十年代起，为着抢生意和维系顾客，中秋节这天取消休息，春节期间般只休息三五天便开业。
所以，20世纪20年代初之后，女伶逐渐代替了瞽姬。女伶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那些喜好女伶者，大肆追捧，“当酷暑天时，斜日透窗，加以人气蒸发，其热尤甚，然爱听女伶者，则徒热中秋热，热度愈高，其乐愈快”。
一些著名的女伶如白玉梅、文仔、银彩、燕燕、梅影等更是引起茶客的追捧，为此还形成不同的派别，如“郭湘文党”“公脚秋党”“白燕仔党”等。各派中各阶层人士都有，如“郭党中有大学学生，军职员，公署书记，而公脚秋党则以工人为主”，可见，女伶比瞽姬有着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1925年的《广州民国日报》专门开辟《歌坛燃犀录》一栏，连续性地对茶楼唱曲女伶介绍品评。当然对此也多有批评，这正好反映了当时女伶唱曲之盛，影响之大。女伶给茶楼带来了客源和利润，所以，众多茶楼都开始设有女伶唱曲一项服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女伶唱曲信息，茶楼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此招徕茶客。《广州民国日报》的“游艺报告”一栏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茶楼女伶唱曲的一些情况。
多如 剑影 少英
茗珍 飞熊 润卿
陆羽居 文仔 曦彩
大三元 燕燕 影连
南如 梅影 大眼苏
金华 新秋影 苏小红
庆男 白燕仔 妙燕
诞香楼 金钗 金好
得昌 文武耀 剑虹
恰香楼 湘文 白牡丹
东如 大眼葵 英仔
这仅仅是其中一次演出的情况，它列出了当时比较活跃的女伶名号及设有女伶唱曲的茶楼，当然并不能包含所有茶楼的情况。女伶名号是重要的招牌，茶楼就是用一些当时著名的女伶来招徕茶客的。
“郭湘文党”、“公脚秋党”、“白燕仔党”等等，看来粉丝经济从古就有！
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南越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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