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共40行、188字。无款，辽宁省博物馆藏。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巅峰之篇。拖尾有明丰坊、董其昌题跋。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颇有争议。
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七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出版，劳继雄著）记录，1988年7月26日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组在辽宁省博物馆鉴定书画时的鉴定结论是：“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真迹、精，五色笺纸本，按：丰道生承认为谢灵运所书，而董其昌在此卷题中首次承认为张旭书。”这说明当时的鉴定者不仅认为《古诗四帖》是张旭真迹，还当做精品。
按此书名为实录，实际上所记不实。据《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八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中所披露，在《古诗四帖》条目的备注中说明：“傅：北宋人书。'玄水’改'丹水’，避宋讳。刘：同意。”即鉴定组成员中有傅熹年、刘九庵两位专家不同意《古诗四帖》是张旭所书。当然，还有启功先生，他在《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见《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中详辨了这本伪帖。
认为《古诗四帖》的书写者是张旭的有辽宁博物馆的杨仁恺和上海博物馆的谢稚柳两位先生。杨仁恺先生在《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一文（载《中国书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说：“近来学术界对《古诗四帖》开展了研究，尽管有各种说法，总括起来不外四种论点：一种认为它的草法狂獗，与五代僧彦修风貌接近，因而说成是五代的作品；一种说法既不同意是彦修之作，也不肯定为张旭，却是唐人之笔；一种意见认为《初学记》所载第一首《步虚词》为'北阙临玄水’，而墨迹作'丹水’，嘉祐刻本有意漏刻'丹水’两字，据此推断，'玄’为宋始祖赵玄朗讳，于是决定它的书写时代不得早于宋初，一句话，应属北宋人手笔；一种是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比较其异同，以为应是张旭的真迹，我就是这个主张之一。”
谢稚柳先生在《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一文（载《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说：“然而《诸上座》却特殊地显示着怀素尤其是张旭的习性与形象的同一。其中有若干字与《古诗四帖》可谓波澜莫二（现在《古诗四帖》与《诸上座》都有印本，传播较广，随时可以看到，故不再琐琐详列），因此，可以证明山谷草书之源出于张旭，而《古诗四帖》从而也可以证明其为张旭所书。这正是从两者相互引证而来的。”。。。在唐代，颜真卿是学张旭的，字里当有张旭的风格，此帖运笔和风格近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怀素也是学张旭的，字里也有他的影子。“怀素《自叙帖》和颜真卿《刘中使帖》从渊源而言，显示了它追风接武，血脉相连的关系，以之辩证此卷为张旭的真笔，是唯一的实证。”。。。这种风格在唐前不曾有，“这一流派的特征，在于逆折的笔势所产生的奇气横溢的体态，显示了上下千载独立特行的风范”。 谢先生引明代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詹景凤的论述是否完全符合《古诗四帖》，暂且不论。只是詹景凤对于《烟条诗》有异，认为是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而后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是否见到过刻本甚至墨迹，不得而知，本文也无意论证。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 本文绝无质疑谢稚柳先生眼力的意思，也丝毫不怀疑其披沙拣金的能力。谢先生从内证的方式，按照笔法气息的相似性，排列流脉，这没有错。看谢先生的论述，谢先生通过比较《古诗四帖》中的字与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黄庭坚《诸上座帖》诸帖中的字的相似性来推断其渊源，这完全可以论证《古诗四帖》出自由唐到宋这一张旭流脉上，但是是否能确定其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此处，谢先生将黄庭坚也划入张旭一脉，若果说此贴为宋初人所书，是否有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的可能？黄庭坚的草书标志宋代草书最高成就毫无问题，但是黄庭坚的草书书风是整个北宋大草的全部整体气象还是作为其个人在学书经历、人生起伏以及宗教文化等多种元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个例？这有待商榷。
杨、谢二位先生均是从《古诗四帖》书法本身来论证此帖是张旭所作。姑且不论杨先生的“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和谢先生的“可以证明山谷草书之源出于张旭，而《古诗四帖》从而也可以证明其为张旭所书”的分析和结论是否合理，就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古诗四帖》墨迹是一件什么样的书法名作吧。 杨仁凯在1978年《书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试谈张旭的书法风貌和关于〈古诗四帖〉的初步探索》一文，力主张旭真迹说，其观点被国内大学课本和国家书刊所采用。
在启功先生的《启功丛稿·论文卷》里有一文《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四帖辨》。他说，董其昌“不费任何心力，摇笔一题，便能抹杀眼前的事实，欺骗当时和后世亿万的读者。董其昌在书画上曾有他一定的见识，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这卷的问题上，却未免过于卑劣了吧！”看来他还挺气。最后，他给了如下的说法：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个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生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的《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林如认为《古诗四帖》墨迹非自然书写之作，《古诗四帖》墨迹非《戏鸿堂法帖》所刻底本。《古诗四帖》墨迹非北宋内府藏本。《古诗四帖》墨迹非唐人所书。《古诗四帖》墨迹非草书佳帖。分析：让我们来简单分析《古诗四帖》墨迹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草书单字：“齐、运、既、其”（图5），这几个草字写法的共同特点是笔法不佳，书写恶俗，笔画中毫无应有的提按转折变化，完全是将毛笔用如拖把拖地一样一拖了之。这是书法艺术中之大忌，更是草书艺术之大忌，如果认为草书书写时可以像刷子一样平刷过去而不需要提按转折运动则大谬了。视而不见者则更谬了。 《古诗四帖》墨迹的第二个问题是书写草书的草法不规范，通篇草书中错字和似是而非的草书比比皆是，如“青鸟”的“鸟”字写如“马”字，“桃核”的“桃”字写作“挑”，“大火”的“大”字草作“犬”，“万年”的“年”字写如“草”，“少年”的“年”字写作“手”，“衡山”的“山”字写似“心”。 《古诗四帖》墨迹的第三个问题是草书章法不佳，该帖的章法大体上是直行章法，缺少变化。又有部分章法过于拥挤，笔画有穿插而无避让，导致草书气势不畅。如第一首诗的第二行至第七行，第二首诗的第四行至第五行，第四首诗的第六行至第七行，均是如此。
虽然《古诗四帖》墨迹的书法存在这么多问题，但是《中国书画定级图典》（萧燕翼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仍然说：“落笔潇洒狂放，恣意挥洒，通篇点画呼应，极具整体感。……此帖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名作，故定为一级品。”
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则是聪明人，他早就在《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尖锐指出：“可是《古诗四帖》又如何呢？我们看到的是狂獗怪异、惊心骇目，有些字甚至点划狼藉，结构松散，其书法艺术水平颇为低下。论笔法，如：第三行'出’字的落笔转侧，……（省略号为笔者所加）第三十四行'息’字的末一横（'心’的草写），无不丑恶异常。论结体，如：第二行'车’字，……（省略号为笔者所加）第四十行'哲’字等，则大都形态逼仄，或脱骱落节，不成章法。论其书体，倒和传刻本《肚痛帖》有些相近，而艺术水平还等而下之，岂能为大书法家张旭所应有。”。。。徐邦达先生援引詹景凤《玄览编》文：“张颠真迹三卷，《兰馨帖》学晋人书，用花白绫书。有杂诗四首《春草帖》亦花白绫书；又《烟条帖》长副，用素绫书。原云间顾氏物，今在项元汴处。《兰馨》《春草》亦真迹，《烟条》疑宋（系五代之误）僧彦修书，而文（徵明）太史作径寸八分书题后，及评为颠迹。彦修在宋末甚有名，书法豪纵似张，但乏古意，岂太史未之见耶？” 认为董其昌所说有误。徐邦达先生认为张旭书风应“稍逾规矩”二王法规。
林如：张旭的书法墨迹虽然已经失传，但是传为张旭的碑帖刻石还是有几件。如宋《淳化阁帖》卷五收有张旭《晚复》、《十五日》两帖，西安碑林存有宋刻张旭《肚痛帖》、《断碑千字文》等。其中《肚痛帖》、《断碑千字文》狂草书法较好，应该是比较接近张旭的狂草书风。
宋黄庭坚早就在《跋张长史书》中说：“予尝于杨次公家见长史行草三帖，与王子敬不甚相远。盖其姿性颠逸，故谓之张颠。然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人闻张颠之名，不知是何种语，故每见猖獗之书，辄归之长史耳。”（见《黄庭坚书论全辑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吴光田编注）林如：那些把《古诗四帖》墨迹当作张旭之作或“好物”、“杰作”的先生们，应当重读黄庭坚这段题跋并仔细看看《古诗四帖》墨迹是否“字字入古法”。如再继续把这件猖獗的“六非”《古诗四帖》墨迹归之于张旭名下或宣传所谓的草书学习鉴赏价值，若非无知，定当汗颜。
据记载，这件作品宋代收入宫中，并被载入《宣和书谱》，定为谢灵运作品，明代丰坊、项元汴怀疑并否定了这一说法，至董其昌大笔一挥定为张旭法书，并刻人《戏鸿堂法帖》。这件作品在宋代深藏内府，很少有人能看到，故无异词，至明代流落民间，就产生了不同意见。清代《石渠宝籍》定为赝本。
《书谱》1982年1期总第44期，法国熊秉明先生根据他的研究，也写有《疑张旭草书四帖是一临本》一文，提出7点疑问。1，带笔颤抖迟疑。2，实笔欠稳。3，实笔、带笔不分宾主。4，字形结构呆拙或可怪。5，上下两字承接不合草法。6，布字失当。7，一字未完，中途蘸墨。熊秉明先生觉得此帖动人，在作出精彩描述的同时也列出瑕疵五十余处，并且将其分门别类。最后认为此帖出自临写。
当代最权威的书法史系列著作当数江苏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书法史》七卷本。朱关田在“隋唐五代卷“里对《古诗四帖》也持否定态度。他在书的注释里说：“今人徐邦达以为赝品，详见《古书画伪讹考辨》十六《张旭》。甚是，今从之。”在该书的正文里，他说：“张旭草书，传有《肚痛帖》及墨迹本《古诗四帖》二通，然颇具争议，尤其后帖，更见异词，皆不如其楷书之确信可以评述之。”
鲁美美术史论系 杨勇 在熊秉明基础上有文分析认为是临本，发表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2008年。'’从笔画痕迹分析《张旭古诗四帖》为临本“1，有刻意加粗笔画的痕迹。1，又可以制造笔锋开叉的痕迹。3，有行笔次序错乱的痕迹，4，有刻意制造带笔牵丝的痕迹。5，为数不少的补、接、描。---------分析远不如熊。
以笔法为主要依据《古诗四帖》的艺术水平 谢稚柳和杨仁恺都极为推崇。前者说它“在用笔上直立笔端逆折地使锋埋在笔划之中 波澜不平的提按 抑扬顿挫的转折 导致结体的动荡多变 而腕的运转 从容舒展 如垂天鹏翼在乘风回翔”。后者则认为它的运笔。如锥画沙 无往不收 内厥的笔势 又处处与右军相默契 是亚栖。、彦修之辈无从想象的” 。两人在书法艺术水平的认可上不谋而合。而徐邦达却认为它“书法艺术水平颇为低下。” 同一件作品 对其艺术水平的欣赏竟是天壤之别 实因为对书画艺术水平的把握过于抽象。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作者探考王公 在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古诗四帖》与宋初李建中《土母帖》《贵宅帖》《同年帖》的相似处，得出此贴是李建中在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书写的带有盛唐大草风韵的草书作品。
-----------------吴斌文，考为五代僧彦修的真迹。基本可断定风格为彦修，我还感觉是临本。仔细阅读，吴文错误很多，丹水存在说不成立，成书于崇祯16年的汪珂玉《珊瑚网》记述其友项元汴所藏有元跋，徐邦达说有两本很对。吴文没说这个问题。明代流传考证错乱。
吴斌《古诗四帖》的风格，和谁最吻合呢？
答案是：五代梁时的书法家——释彦修。
彦修和尚是五代梁朝时人，师法张旭。西安碑林保留有一方他的北宋双面草书竖碑，碑阳是《寄边衣诗》，碑阴是《入洛诗》，碑阴下部还刻有著名的张旭《肚痛帖》。
乾化中僧彦修，善草书。笔力遒劲，得张旭法。惜哉名不振于时。遂命摸刻，以贻同好。嘉祐戊戌岁冬十月九日，司农少卿知解梁郡李丕绪题。”
彦修的特殊笔致和字形，与《古诗四帖》一致，特别是一些反笔的走势，在其他书法家中极少见到，这是具备排他性的特征。
笔者选取了一些可以参照的单字局部，请大家体会。
至此已经可以说，《古诗四帖》是彦修的真迹。
甚至，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李白《上阳台帖》，也是彦修的手笔。徐邦达早已指出，《上阳台帖》使用的毛笔，不是唐代硬心笔，是唐以后的作品。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意见。
《上阳台帖》的书风，也很奇特，和彦修草书碑，略有暗合之处。可惜存字太少，似乎也难以直观对比，在此仅作为一种猜想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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